七月中旬的上海，黄梅天刚过，暑气就上来了。梧桐树的叶子晒得打了卷，知了叫得人心烦。毕业分配的结果，就是在这样一天出来的。
王闻樱进了华东设计研究院，依旧是设计一所。这次不是实习，而是正式入职。“设计一所”这四个字在院里是有分量的，接的都是院里的重点项目，能进去的，不是有关系就是真有本事。王闻樱是这一批新员工里唯一一个被分到一所的。消息传开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意外。五年了，大家已经习惯了“王闻樱拿到最好的”这件事，就像习惯了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
王闻樱到底是怎么进的设计一所，同僚私下里也有些议论，那种悄悄的，背着别人的。可议论的人多了，也成了半公开的秘密——王闻樱在学校的学习成绩自然是无可挑剔的，又是党员，又是学生会干部。但是最终能免去那些繁琐的筛选流程，直接进所，却是马所长暗中使力的结果。
王闻樱入职华东设计研究院的事情，柳浩是在电话里得知的。王闻樱打来的，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喜气，又不好意思表现得太明显，像一件新衣裳，想穿出来给人看，又怕人说显摆。他说“恭喜”，跟以前说过的许多次“恭喜”一样，两个字，不多不少。电话那头顿了顿，他听见她吸气的声音，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她后来跟鲁书翰说，那时候她想说“你也可以的”。但这话没说出口。因为她知道柳浩没有去应聘院部，他选了浦东分院。浦东分院是华东院的二级单位，虽然也挂着那块牌子，办公纸的上头也印着同样的红字，但谁都知道，那里跟汉口路的总部，隔着的不是一条黄浦江，是一整个台阶。
王闻樱私下问过鲁书翰：“柳浩为什么不去应聘院部？他的成绩不差的。”
鲁书翰想了很久。他那天正立在租屋客厅的窗边抽烟，窗台上有一只一次性纸杯，里面已经插满了烟蒂，一根一根地竖着，就像是种着一株植物。鲁书翰伸手到窗外弹了弹烟灰，把烟叼在嘴里，两只手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才说：“也许他觉得，隔着一江，会好受一些。”
王闻樱没有完全听懂。她那时候不懂的事还很多。“隔着一江”是什么意思，她是在后来才慢慢明白的。不是一下子明白的，是一点一点地，像水渗进墙壁，等你发现的时候，整面墙都已经湿了。
柳浩去浦东分院报到的那天，没有搭乘早上的班车。天气很好，他立在公平路轮渡码头上，等着渡船靠岸。江风很大，吹得他的衬衫的后背鼓起来，像一面没收好的旗。他望着对岸的外滩，东方明珠旁，立起了另一栋超高层建筑，那是金茂大厦。近处依旧是一片老房子，在阳光下黄黄的，旧旧的，像一本翻了很多遍的书。他跟自己说，这样挺好的。隔着黄浦江，不用每天看到她，也不用每天想着为什么看到了却什么都不能做。他把这些话压在心里，压得平平的，像熨斗熨过的布料，看不出一点褶子。
鲁书翰找了一家小设计公司，就在杨浦区，离租的房子走路只要一刻钟。工资八百，交完房租就剩一半了，再去了饭钱烟钱，月底兜里差不多就空了。他也不在乎。他说我又不攒钱结婚。柳浩说你可以攒钱买房。他说买房干嘛。柳浩说成家。他笑了笑，说我又不成家。
柳浩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劝。他知道鲁书翰不是真的“不成家”，他只是还没有想好“家”这个字应该怎么写。他学建筑的，图纸上画过多少间屋子，从一室户到别墅，什么户型都画过。但那些都不是家。家是什么，他还在找。找了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
李沁妍的决定，是在毕业前一个月公布的。但她只告诉了鲁书翰。
那晚他们两人约在POP。老板老吴照例送了一碟花生米，花生米炸得焦黄，上面撒着盐粒，有几粒炸得过了火，有点焦黑，也不挑出来，就那么混在一起。李沁妍端起啤酒杯，喝了一口，放下，玻璃杯底磕在木头桌面上，闷闷的一声。“我要去广州。”她说。
没有铺垫，没有解释，就这五个字。像从抽斗里拿出一样东西来，平平地搁在桌上，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
鲁书翰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中。杯壁上的水珠顺着往下淌，一滴一滴的，滴在桌上，洇开一小摊，像一小片薄薄的墨迹。他看着她。“你确定？”他问。
“确定。”
“你爸妈知道吗？”
“不知道。”
“你要告诉他们吗？”
“等到了广州再说。”
鲁书翰放下杯子。他看着李沁妍，想从她脸上找到一点犹豫，一点不确定，一点“也许我还没有想好”的痕迹。他在她脸上找了有几秒钟，什么都没有。李沁妍的表情平静得像一面墙。墙后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什么都有。她就是那种人——越是有事，脸上越看不出，像一口井，外面看不出深浅，丢一块石头下去，半天听不见响。
“你不劝我？”李沁妍问。
“劝你你会听吗？”鲁书翰说。
“不会。”
“那就不劝了。”
鲁书翰嘴上说不劝，心里是想劝的。他想了半天，找不出理由。“门当户对”这种话，在他们这个年纪，自己都不信，说出来倒像是一个笑话，讲的人不好意思，听的人也觉得滑稽。那还有什么理由呢？李沁妍和阿强，跟自己和华清秋不一样。同样是天各一方，他和华清秋隔着六百多里地，日子久了，电话线拉得再长也拉不近她的心。可李沁妍和阿强没有，彼此守望，热情一丝不曾冷却。鲁书翰不嫉妒，他这个人不大容易嫉妒别人，但他总觉得李沁妍的这份爱情有什么地方不对。哪里不对，他说不出。像一件衣裳，挂在橱窗里看着样样都好，穿在身上才知道这里紧了那里松了。他说不出来，也就不说了。
他坐在角落里，李沁妍一直在说。她很少说这么多话。平时五个人在一起，她总是最安静的那个，像一把椅子放在那里，你知道它在，但你不觉得它占地方。今晚她像是把攒了很久的话都倒了出来，倒了一桌子，也顾不上收拾。她说她第一次见到阿强的时候，觉得这人话真多，像一只苍蝇在耳边嗡嗡嗡的，烦都烦死了。她说在羊卓雍措崴了脚，他把她背上楼，轻轻放在床上。她说他放弃了跟队里出去的机会，为她端来羊奶，还冒险采了一朵花。她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低到像在跟自己说话，低到只剩嘴角在动，声音已经听不见了。鲁书翰就听着，不插嘴，不问。他面前的啤酒没怎么动，杯壁上凝了一层细细的水珠，沿着杯身慢慢地，一顿一顿地往下爬。花生米倒吃了大半，盘子里只剩下几粒焦黑的，他也不嫌，拣起来照样吃。
他忽然举起杯子，杯子里的啤酒晃了晃，差点洒出来。“敬广州。”他说。
李沁妍看了他一眼，鲁书翰笑了笑，笑容里没有调侃，没有玩笑，只有一种很干净的、纯粹的祝福。他这个人，平时嬉皮笑脸的，嘴没个把门的，什么话都敢说。真要他说什么正经话，他反倒不说了，就笑笑。但那种笑，比什么话都管用。你知道他是认真的，因为他没有用嘴说。
李沁妍举起杯子，碰了一碰。玻璃相撞的声音很脆，叮的一声，像什么东西碎了，又像什么东西刚刚开始。碎了的是什么，开始了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有事找我。”鲁书翰说。
“找你干嘛？”
“我可以帮你。”
“你怎么帮？”李沁妍的语气里带着一点笑意，那是她很少有的表情。她这个人，笑的时候不多，就算笑，也是嘴角动一动，像怕笑多了会亏本似的。今晚她笑了好几次。
鲁书翰想了想。他把花生米盘子里的最后一粒花生米拣起来吃了，嚼了很久，嚼完了，咽下去，才说：“不知道。但总有办法的。”
李沁妍没有接话。她低下头，把杯子里剩下的啤酒喝完了。杯底还有一点泡沫，白白的，像冬天的霜。
外面刚下过一场雷雨，夏日里的雨，来得猛，去得也快，窗玻璃上挂满水珠，外面的路灯晕成一团一团的黄，像一只只瞌睡的眼睛，半睁半闭的。街上有人走过，影子从黄光里穿过去，又从黄光里穿出来，忽大忽小的，扭曲变形。
李沁妍在家待了将近两个月。表面上，她在准备去广州的事。箱子摆在房间的角落里，拉链拉开又拉上，拉上又拉开，衣服叠好了又拿出来，拿出来了又叠回去。李沁妍的父母只当女儿是在休息，在思考未来，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那个“更好的机会”，在八月底来了。
李沁妍父母的世交之子，比李沁妍大五岁，在驻英大使馆任外交副官。单身，未娶。两家大人近来走动勤了一些，话里话外地试探着，彼此都有意撮合。那天晚上，父亲把报纸放下，摘下老花镜，母亲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坐在沙发上，两个人像商量好了似的，你一句我一句，把事情说完了。李沁妍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里捏着一块西瓜，没有吃，汁水顺着手指往下淌，滴在裙子上，洇开一小片粉红色的印子。
她没有说不同意。她知道说了也没用。
她太明白自己父母的性格了。在他们眼里，一个广州工厂里的普通工人，跟一个伦敦的外交副官，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一个职业的差距，是整个世界的差距。他们不是势利，他们是真心觉得后者才是“为女儿好”。前者是火坑，后者是天梯。你说你爱那个工人，他们说爱不能当饭吃。你说那个工人对你好，他们说好有什么用，日子长着呢。你不会赢的。你一张嘴，他们有一百句等着你。不是因为他们理多，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过来人，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她选择不说。
李沁妍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父母宁愿把她送到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去和一个她只在小时候见过几面的陌生人“相亲”，也不愿意相信她现在实实在在握在手里的幸福。那个幸福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是有体温的。这些东西，父母不信，他们不需相信。他们已经替她想好了。
李沁妍知道，不能再拖了。
她趁着父母上班的时候，给鲁书翰打了电话。上海八月底的天还热着，她立在自己房间的窗前，窗外的香樟树叶子上蒙着一层灰，晒得发蔫。电话响了三声，那边接起来。
“喂？”对面是鲁书翰的声音。
“是我。”
“怎么了？声音不对。”
她以为自己在开口之前已经准备好了。她在心里把要说的话排练了很多遍，像排练一出戏，每一句的语调、每一个停顿，都想好了。可是真拿起话筒的时候，那些排练好的一句也用不上。她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出不了声。她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里，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也听见电话那头他的呼吸声。两个人在一根电话线的两头，谁也不说话，就那么听着彼此的呼吸。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她说。
对面沉默了两秒。
“好的。”
八月的最后一周，李沁妍表面上答应了父母去英国。机票订在九月六日，上海飞伦敦，英国航空，直飞。她点头的时候，父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母亲眼眶红了，拿纸巾轻轻掖着眼角。她看着母亲擦眼泪的样子，心里忽然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但那点对不起太小了，小得像一粒灰尘，落在身上，吹一口气就没了。
出发前三天，她把行李收拾好了。两个箱子，一大一小。大箱子里装的是她打算带去广州的衣服和书。那些书里有一本《西藏生死书》，是她在八廓街买的，一直没有看完。书页间夹着阿强采给她的那朵花，像一枚书签。她把那本书塞在大箱子的最底层，上面压着毛衣和牛仔裤。小箱子里装的是应付父母检查的东西——几件冬天的厚衣服，一套从没用过的雅思真题集，一双没拆封的羊毛袜，整整齐齐的，像是从商店橱窗里直接搬出来的。
大箱子她提前送到了鲁书翰和柳浩合租的公寓。
那天柳浩去上班了。鲁书翰请了假，特为在公寓里等她。
李沁妍拖着箱子立在门口。她穿着一件浅色的T恤，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没有化妆，看起来不像要远行的人，倒像是来串门的。鲁书翰什么也没问，侧身让她进去了。
箱子放在客厅的墙角。那是柳浩平时放书包的地方，现在被一个墨绿色的拉杆箱占了。鲁书翰看了一眼那个箱子，箱面上还贴着一张以前的托运条，没撕干净，剩下一半还粘在上面，字迹已经模糊了。
“就这些？”他问。
“还有一个小的，我到时候带着。”李沁妍说。
“你爸妈送你？”
“嗯。”
“那你打算怎么办？”
李沁妍靠在墙边，把事情从头说了一遍。她说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说明书。九月六日，父母送她到机场，她办理登机手续，托运小箱子，拿着登机牌过安检。大箱子已经在鲁书翰手里了——他需要买一张同一天的机票，任何一个航班的都行，只要能提前过安检。过了安检以后，在候机大厅里，等父母离开了，他把大箱子交给她。她拿着大箱子，不登上去伦敦的飞机，而是去广州。
她说完了，停了一下，像是等鲁书翰问她什么。鲁书翰没有问。
“你去广州的票买了吗？”他问。
“买了。九月六号晚上，从上海飞广州。”
“那飞机到了伦敦怎么办？我是说，英国那边的人接不到你。”鲁书翰的声音不大，语气像是在确认一件已经知道的事。
李沁妍看了他一眼。“所以他们找不到我。等我到了广州，再跟他们说。”
鲁书翰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看着墙角那个墨绿色的箱子。他穿着一件旧T恤，领口松垮垮的，露出一截锁骨。他就那样靠着，沉默着。李沁妍以为他要劝她。她准备好了被他劝，也准备好了反驳他的话。她甚至在心里把反驳的话又默念了一遍——你说门当户对，我不同意；你说距离太远，我不在乎；你说将来会后悔，那是我的事。她把这套话说得滚瓜烂熟，像背课文一样。
但鲁书翰开口的时候，说的却是另一件事。
“你有那边朋友的联系方式吗？到了以后有人接吗？”
李沁妍愣了一下。她准备的那些话一句也没用上。他问的不是“你确定吗”，不是“你想好了吗”，不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的感受”。他问的是“有人接吗”。
“阿强会来接我。”她说。
“行。”就一个字。简简单单的，就像那天她打电话找他帮忙时的回答一样简单。
李沁妍看着鲁书翰，想说谢谢。她张了张嘴，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个“谢”字含在嘴里，吐不出来。鲁书翰已经转过身去了。他走进卧室，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两罐可乐。冰箱里的灯照着他的脸，他的表情很平常，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递过一罐给她，自己拉开了手里的那罐，“噗”的一声，气泡往外涌，他低头喝了一口，喉结上下动了一下。
出发那天，早晨七点，李沁妍和父母到了浦东机场。母亲帮她拉着那个小箱子，箱子的拉杆上还系着一根红色的丝带，是母亲昨晚系上去的，说是怕在传送带上认错了。父亲走在前面，手里捏着机票和护照，走得很快，像怕误了飞机，又像怕走慢了就走不动了。李沁妍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裙子是母亲前些天特意去商场买的，说是出国要穿得体面些。头发放下来，披在肩上，看起来比平时温顺很多。她自己也觉得不像自己，像在演一个人，演得很好，好到连她自己都差点信了。
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父亲一直立在柜台旁边，看着工作人员贴行李条、打出登机牌。他的目光追着那个小箱子，看着它被放到传送带上，看着它随着黑色的橡胶帘子一掀，消失不见了。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没说出来。母亲在旁边叮嘱：“到了伦敦那边，你小亮哥哥会来接你。人家在大使馆工作，英语好，你不用担心。”李沁妍点头。“到了以后给我们打个电话。”“嗯。”“要懂事。”“知道了。”这些话她们说过很多遍了，在饭桌上，在客厅里，在她收拾行李的每一个晚上。每一遍说的字都差不多，语气也差不多。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但又觉得不说不行，好像不说就缺了什么似的。
她把小箱子托运了。登机牌拿在手里，薄薄的一张纸，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座位号、登机口号码。她看了一眼，把登机牌捏在手心里，纸被手心的汗濡湿了一点，软塌塌的。
然后她转身，抱了抱母亲。母亲愣了一下——女儿已经很多年没有主动抱过她了。李沁妍感觉到母亲的身体在她怀里僵了一瞬，然后松下来，两只手慢慢地抬起来，搭在她的背上。母亲的肩膀很薄，比她记忆中薄了很多，像一件穿旧了的毛衣，洗了太多次，毛线都松了。她又抱了抱父亲。父亲的身体比她想象的硬，像一块木板，他的手在她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一下重，一下轻，拍得很慢，像在拍一只不肯睡觉的婴儿。
“去吧。”父亲说。声音有点哑，但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一辈子都不怎么会做表情。
李沁妍拿着登机牌和护照，走进了安检通道。她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在挥手，另一只手在抹眼泪，她抹得很用力，像要把什么不该流出来的东西擦掉。父亲立在母亲身后，表情比平时柔和了一些，柔和得几乎看不出来，但李沁妍看出来了。她看了两秒钟，然后转回了头。
父母终归是希望我幸福的，她在心里想。只要我幸福给他们看，就是对他们这份操心最好的回报了。她这样想着，脚步没有停，走进了安检口。安检的传送带上，她把包放上去，人走过金属探测门。机器没有响，她弯腰把包拿起来，动作很快，像怕一慢下来就有人从后面追上来把她拉回去。
过了安检，候机大厅里人很多。广播里在播报登机信息，女声一遍中文一遍英文，字正腔圆的。李沁妍拖着步子走，眼睛在各处找，找了一圈，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鲁书翰。他坐在那里，低着头在看一本什么书，身边的椅子上放着她的那个大箱子。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夹克，夹克的领子竖起来，看起来比平时瘦了一些。她走过去的时候，他抬起头来，把书合上，朝她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李沁妍在他旁边坐下来。椅子是金属的，隔着裙子也觉得凉飕飕的。她把登机牌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着，像怕它被风吹走。鲁书翰买了一本什么杂志，翻了几页，又合上了。他看起来不太紧张。也许他紧张，但看不出来。他这个人，紧张的时候也不写在脸上。他把紧张藏在别处，藏在抽得太快的烟里，藏在转得太快的笔里，藏在那些他忽然不说了的话里。
“你买的去哪里的机票？”她问。
“随便买了一张，北京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后来她才知道，他买的是早上七点五十起飞的航班，比她的航班早十分钟登机。他买了这张机票，只是为了能过安检，能在大厅里等她。他可以等到她父母离开，把箱子交给她，买机票花了多少钱，他没说，她也没问。
候机大厅的玻璃幕墙外面，一架飞机正在滑行，机身上的航标灯一闪一闪的，在晨光里像一颗快要灭了的星星。远处跑道上，另一架正在起飞，引擎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过来，闷闷的，像一声很长的叹息。李沁妍看着那架飞机，忽然想起一件事。她跟阿强说过，等到了广州，她要给他做一顿饭。她不太会做饭，也就西红柿炒鸡蛋的水平。阿强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得很响，说好啊，我等你。那个时候她觉得广州很近，近得就像明天。现在她觉得广州很远，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但明天就到了，那个世界里，将会有另一个自己。她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忽然觉得这一天来得太快了。快得像有人一直在她身后推，推着她走到了今天。
鲁书翰忽然立起来。他把那本杂志卷成一个筒，塞进夹克口袋里。“你要先出去值机。”他说，“我就不送了。”他的声音很平，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嘴角甚至还带着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
李沁妍的呼吸紧了一下。她坐在那里，没有动。椅子是冰的，手心是热的，她把手心贴在膝盖上，冰一冰，烫一烫，冰一冰，烫一烫。迈出这一步，就不能回头了。她忽然有点慌张。
鲁书翰把手伸出来。
“祝福你。”他说。
他的手掌朝上，五指微微张着。那一刻，李沁妍忽然看到了当年的那个夜晚。教学楼还在晃，灯管在头顶上荡来荡去，碎玻璃溅了一地。他朝她跑过来，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跑，跑过来，伸出手，把她从恐惧里捞了出来。那天晚上他说的是“别怕，死不了”。今天他说的是“祝福你”。不一样的话，一样的语气。平平淡淡的，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李沁妍立起来，看着他，想说很多话。想说“谢谢你从地震那天起就一直在”，想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想说“你也要幸福”。这些话在喉咙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书翰。”她说。
“嗯。”
“谢谢你。”
鲁书翰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她也见过。在POP酒吧，他举起酒杯说“敬广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笑。很干净，很真，没有杂质，没有犹豫。
李沁妍拖着大箱子，转身走了。箱子的轮子碾过地板，骨碌碌的，声音在候机大厅里算不上响，但在她耳朵里却很大，大到盖过了广播里的声音。她走得不快不慢。她没有回头看，但她知道鲁书翰一定还立在原地，看着她走远。
很多年后，她立在上海番禺路的阳台上，看着楼下的公交车一辆一辆地过去，也会想起这一天。浦东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地板亮得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亮得能照出人影。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拖着箱子的女孩和立在原地的男孩。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早晨。这是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阴历七月二十七，梧桐叶正绿得最浓。
王闻樱在一所的工作很忙。那些背地里的议论她不可能不知道——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凭什么进一所？还不是因为她长得好？还不是因为她跟所长走得近？这些话她听过不止一次，有的是别人传话给她听的，有的是她自己不小心撞见的。她在洗手间里听见外面两个女同事一边补妆一边说，声音压得很低，但门没关严，一字一句地飘进来，虽然没有说名字，但那句“一所那个新来的小姑娘”，就像针。她立在马桶隔间里，一动不动，等那两个人走了才出来，洗了手，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她知道她只能用加倍的努力和加倍的谨慎来证明自己。图纸画得比谁都细，工地跑得比谁都勤，加班加得比谁都晚。她不能出错，出一次错，所有人的嘴就都张开了，像一笼等着喂食的鸟。
因为这样，她跟鲁书翰他们的联系几乎断了。不是不想，是没有时间。时间像一块挂在那里好几天的硬毛巾，再也拧不出一滴水来。
后来有一次，鲁书翰跟王闻樱因为共同参加一个项目的投标，两个人在招标办门口撞上了，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办完事出了门，他们都在衡山路上等车，就立在站牌子下面说了一会儿话。聊柳浩，说他在浦东分院好像还不错，就是话越来越少了。聊顾玥，说她在地产公司干。“你是知道她的，天天假装乐呵呵的。”鲁书翰说。聊到最后，才聊到李沁妍。
鲁书翰把李沁妍的决定说了。他说的时候眼睛看着路边的梧桐树，两排梧桐枝繁叶茂，遮住了整条街的阳光。
“她是我们五个人里最勇敢的。”他说。
王闻樱抿着嘴，没有接话。她低头看着落在脚边的一片秋叶。那片叶子是法桐的，巴掌大，黄里透着褐，边儿卷着，像个蜷着的手掌。风一吹，它贴着地嚓嚓地向前飘，飘一段，歇一歇，再飘一段。
“你呢？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吗？”鲁书翰问。
王闻樱愣了一下。她抬起头来看他，鲁书翰的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是随便问问的样子，像问“你吃过饭了吗”一样随便。但她被问住了。她以为自己当然知道——要入党，要进好单位，要做最好的设计，要被所有人认可。这些目标排着队，整整齐齐的，像列队的兵，从来没有乱过。可是当鲁书翰这样直通通地问出来的时候，她忽然不确定了。那些目标，到底是真的“她想要的”，还是“她觉得她应该要的”？她分不清。分不清的时候，她就跟自己说：分不清就不要分，往前走就是了。往前走总不会错的。
“我知道。”她说。
她说完这三个字，心里虚了一下，但她脸上没有露出来。她的脸也是平静的，跟李沁妍说“我要去广州”的时候一样平静。墙后面是什么，别人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
鲁书翰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他是那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的人。有些人问问题，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是想看你回答时候的表情。鲁书翰不是。他是真的想知道答案，但他也懂得，有些答案不是一下子就能拿出来的，要等。
王闻樱忽然有点生气。莫名其妙的。她清不清楚自己要什么，需要被别人问吗？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怀疑。你问一个人“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吗”，就像在说“你看起来好像不知道”。她抬起头看向鲁书翰，嘴巴张了一张，想要说什么——她想说“你呢？你有你的规划吗？”或者“你先管好你自己吧”——她甚至已经想好了词，都到了嘴边，只听鲁书翰说：“你的车来了。”
王闻樱转过头去。公交车正从路口拐过来，车身在阳光下晃了一下，窗玻璃反射着白光，晃了一下眼睛。她回头看了鲁书翰一眼，鲁书翰朝她笑着，露出一排牙齿，那笑容没心没肺的，像一个不用交作业的学生。他举起手来，夸张地挥着。
“再见。”他说。
王闻樱上了车，转过身，想对鲁书翰说点什么——也许把那句“你呢”补上，也许说一句“你也保重”，也许只是再看他一眼。但车门关上了。车门是气动的，“噗”的一声，两扇门合拢来，像一本书合上了。
她透过车窗向外看。鲁书翰依旧立在那里，没有走。他依旧朝她挥着手，举得高高的。那动作做得太大了，大到不像是一次在公交车站的道别，倒好像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似的。书翰这人，一直就这么搞怪。
王闻樱笑了。
透过车后面的窗玻璃，她看见鲁书翰已经把手放下了，慢慢地转过身，走了。
王闻樱拉着扶手，把右脸颊贴在自己的手臂上。黏黏的，是汗，车开起来的时候，窗外的树、房子、电线杆，一样一样地往后退，退得很整齐，像列队走过的人。她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响着鲁书翰那句话——“你呢？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吗？”
她知道吗？
她以为她知道。她一直以为她知道。
可是“以为知道”和“真的知道”，中间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薄薄的，像一张窗户纸，捅破了就能看见里面是什么。但她不敢捅。她怕捅破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王闻樱忽然想起一件事——她从来没有问过鲁书翰，他的规划是什么。他只说“有事找我”，只知道他有办法。可是他自己呢？他想去哪里？他想要什么？他什么也没说。
她忽然觉得，他们五个人，看上去天天在一起，其实谁也不知道谁真正想要什么。你以为你知道，你以为你了解，其实你了解的都是他们让你看见的那一面。另一面，他们不让你看见，你就永远看不见。
顾玥去了父亲介绍的那家地产公司。她说不去，父亲说你不去也得去。她去了。她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父亲说东，她不会往西。不是没有脾气，是她的脾气不在这些地方。她的脾气在别处，在那些看不见的、说不出口的地方。
公司在延安东路靠近外滩，从家里搭公交车要一个半钟头——不堵车的话。堵车就不知道了。项目部的工作琐碎而无聊——开开会，排排计划，打打电话，接接电话，整理整理文件。每天重复，像一台运转不良的机器，发出单调的、令人疲倦的声响。她觉得大学五年学的东西，能用上的真的不多。但她也说不上来自己到底想用什么东西。也许她学的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她想要的。是父亲想要的。父亲说“建筑学好就业”，她就学了建筑学。父亲说“地产公司稳定”，她就去了地产公司。她的一生好像一直在按照别人的意愿往前走，像一列火车，轨道铺到哪里，她就开到哪里。唯一一次自己做决定，是跟赵焱在一起。而那次决定的后果，她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她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在舞会上，她没有伸出手，后来对方邀请她去天津过年，她没有说“好”，在三好坞的那个夜晚，他们没有分手，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但她也知道，“不一样”不一定等于“更好”。她现在这样，不好，也不坏。就像一杯温水，放在桌上，你想喝口热的，嫌它冷，想喝口凉的，又嫌它热，只能拿它来解解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