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安四年夏，萧景曜终于下定决心扳倒沈时渊。
这个决心他下了整整三年。从登基那天起就在想，从第一次在朝堂上否决沈时渊的人选时就在想，从蓟州收到那批药材时就在想。每次想动手，都有一只手从暗处伸出来把他按住——不是赵瑾，不是任何人，是他自己心里那根刺。那根刺的名字他叫不出来。但这次他告诉自己不能再等了。新政已经稳固——裁撤冗官、整顿吏治、清理军屯、废除荫叙，每一条都在过去几年里从纸面落到了实处。沈时渊把最难的活全干了，得罪了所有人，给他留了一个干净的朝堂。现在新政已经不需要沈时渊了。而他——皇帝——不能容忍一个权臣继续坐大。
沈时渊的权力太大了。兵部在他手里，都察院在他手里，六部里有一半是他提拔的人，边境回来的新锐将领全是他举荐的。他不是要谋反——萧景曜知道他不是要谋反。但权力这东西，不是你不谋反就没事的。你站在那里，本身就是威胁。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盐铁案。沈时渊的盐铁专卖方略被内阁搁置了大半年，但他没有放弃，转而从地方入手——调了蓟州、宣府、大同三镇的军屯清查档案，查出地方卫所私卖军盐、与盐商勾结的证据，牵连到户部两个郎中、都转运盐使司一个副使、以及晋王府一个长史。他把证据整理成册，在朝堂上条条念来。铁证如山，无可辩驳。旧党鸦雀无声。萧景曜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那个瘦削的背影，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他今天能查到这些人，明天就能查到你身边的任何人。他不是在查案——他是在亮剑。那把剑悬在所有人头顶，包括你。
那天散朝后，萧景曜在御书房里坐了一个下午。他没有批折子，没有见任何人，连赵瑾端进来的参汤都原样放在案角没碰过。他在想一件事：沈时渊到底图什么。他想过无数种可能——图权？他确实有权，但他三年没给自己争过一次封赏。图名？他在史书上的名声已经烂透了，弹劾他的折子堆满御案，街头巷尾骂他是奸臣。图利？他府里连件值钱摆件都没有，衣袍洗到发白也不换。那他图什么？这个问题他想了很多年，始终没有答案。而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才是他最不安的源头。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要，你就无法预判他的下一步。无法预判的人，最危险。
他铺开一张纸，提起朱笔。弹劾沈时渊的折子已经堆了半人高，他一本一本重新翻看，用朱笔在上面批字。批到第三本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写。批到第五本的时候，他放下笔，把手举到眼前看了看——手指在发抖。不是怕，是恨。恨自己非得这么做。但他还是把笔重新拿起来，蘸了蘸朱砂，继续写。
赵瑾站在门外，从门缝里看着他的背影。萧景曜在案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赵瑾就在门外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很想推门进去说一句话——陛下，您还记得蓟州那封只有一个字的信吗。但他没有说。他是侍卫，不是谋士。他只是看着那个年轻的皇帝伏在案上的背影，想起了很久以前在蓟州，萧景曜趴在营房的旧木桌上写“安”字信。那时他把信交给赵瑾的时候说“送回京城，给沈府”。那时他的手是稳的。现在他的手在抖。
天黑下来的时候，萧景曜批完了最后一本折子。他把朱笔搁在笔山上，把折子码整齐放在案角，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赵瑾。”
“在。”
“传旨。明日早朝，议沈时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