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的红灯猛地亮起，刺得人眼睛发酸。
走廊上冷白灯光像掺了灰，沉沉泼在人身上，冻得骨头缝都发寒。谭笑坐在长椅上，控制不住地发抖。窗外的蝉叫得撕心裂肺，恨不得把夏天钉死在这里——新闻里说，今年是这座城市有记忆以来最热的夏天。
可她为什么这么冷？手脚冰凉，指尖发麻。
有护士过来看了一眼，瞥见她手里攥着的重症手术通知单，上面“谭笑”两个字写得歪扭。护士没说话，悄悄走了。
后来回想那一夜，记忆像泡了水的老照片，糊成一片。她记不清手术室外到底有没有别人，有没有谁陪在身边——也许有，也许没有。人遭遇大事的时候，感知会缩成一团，只剩溺水般的窒息。
身体会逼你忘记。这是它保护你的方式。
谭笑从来不自欺。她比谁都清楚：命的长短，不由人定。对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来说，活着未必是福气，走了反倒解脱。
母亲十八岁怀上她，以为遇见了爱情，结果镜花水月一场空。关于父亲的消失，村里传言很多：有人说他穷跑了，有人说他跟别的女人走了，最后传出来的版本是——他在工地架桥时出了事故，掉进江里，连尸首都没捞上来。
江水带走了父亲，也卷走了母亲对爱情的幻想。那个年代，外出打工的人死了或失踪，不算稀奇。母亲的故事，不过是村里人嚼几天的谈资。
女人们笑她“不检点，自作自受”，带个拖油瓶，看以后谁要。
男人们被自家媳妇盯着，绕着她走——一个年轻貌美的单身母亲，在某些人眼里，本身就是危险。
思想还没改革开放的年代，“贞操”仍然是悬在女人头上的刀。母亲没结婚就生孩子，活该被指指点点，连辩驳的余地都没有。
后来，在一个漆黑夜里，母亲抱着不到三岁的谭笑离开了老家。从南方水乡到北方煤烟滚滚的工业城，一千多公里，她一个年轻姑娘，怎么扛过来的？谭笑后来常想，那得是多大的勇气，才能在一片陌生里扎下根，把她拉扯大。
对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而言，生孩子其实是种不负责任。谭笑和母亲吵得最凶那次，母亲红着眼说：“你该感激我把你生下来。”
谭笑脱口而出：“你问过我愿不愿意吗？如果生下来就是受苦，不如不生。”
母亲愣在原地，半天没说话。旁边喝醉的继父摔了酒瓶，指着谭笑骂：“小赤佬，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这个家一直很怪。继父会打母亲，打到家里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可外人说母亲一句不好，他又会凶狠地护短。那不是爱，更像是对“所属物”的占有——母亲是他的，只能他欺负。
母亲也是个矛盾的人。明明被男人伤过，却又一头栽进婚姻，继续受伤。她好像活在一个茧里，总以为真心能换真心。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可谭笑在母亲身上看不到光。母亲的爱情是一盘烂棋，就连她拼尽全力养大的孩子，也没能给她想要的回馈。
母子一场，不过是母亲望着孩子的背影越走越远。她在后面喊，前面的人却不回头。
母亲病情突然好转那天，神智清醒了些，拉着谭笑的手一遍遍说：“我看见小野了……”
后来才知道，她是把病房新来的实习医生认错了。那医生眉眼有三分像绥江野，母亲激动之下，扯掉了针头，不小心划伤了他的手背。
谭笑提着水果去道歉。小伙子高高瘦瘦的，口罩摘下来，确实有几分熟悉感。
也就是那一次，在签字的病历单上，谭笑才看见母亲最早的诊断日期——三年前。胃癌晚期，从胃炎拖到现在。因为那时候，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去给绥江野治哮喘了。
如果一条命要靠啃食另一条命才能延续，那从一开始，就不该开始。
所以谭笑和母亲从来不是一种人。母亲骂她冷血，她也不反驳。
“感情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幸福，如果它反而拖垮了你，是不是该适可而止？”
谭笑曾经这样问心理医生。
那其实不像个问题，倒像是一句寻求认同的自白。普通人听了会觉得矫情，只有经历过类似煎熬的人，才懂这话里的挣扎。
那天她本来是陪下属去做心理咨询的。公司重视员工心理健康，尤其是他们这种整天面对黑暗画面的网络安全岗。
下属离开后，谭笑在诊室外站了五分钟，然后推门进去。
温柔的男医生抬眼，并不惊讶：“您好像没有预约。”
“我只问一个问题，很快。”谭笑说。
医生点点头，眼神平静得像早知道她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