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冬天，总是一场雪接着一场雪，像是要把整个世界的污浊都埋掉。
贺思林站在厨房的窗前，借着天光，慢慢擦着碗。水是凉的，他早就习惯了。从七岁开始，家里的碗就都是他洗的，洗得多了，连指甲缝里都渗着一点洗洁精的味道，洗不掉。他低着头，睫毛很长，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侧脸瘦而白，像是冬天里一截安静的树枝。
客厅里，贺军又在喝酒。
玻璃杯磕在茶几上，发出沉闷的一声。男人佝偂着背，坐在那张老旧的布艺沙发里，电视机开着，没有声音，屏幕上的光影斑驳地落在他脸上，像一张揉皱了的旧报纸。他的眼神没有焦距，空洞地望着某一个方向，手里攥着一只空了的小酒壶，壶身上是“红星二锅头”五个字，红底白字，分外刺眼。
贺思林洗完最后一只碗，把碗叠好放进橱柜，动作轻极了，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擦干手，走到客厅门口，没有进去，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
贺军没有动。
从贺思林记事起，贺军就是这样。清醒的时候像一座沉默的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喝醉了，就变成一滩烂泥，陷在沙发里，喃喃自语。那些话，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却像钝刀子，一下一下剜在贺思林心上。
“都是你……都是你这个扫把星……克死了你妈……”
“要不是生你，小月怎么会……”
“我当初就该……就该掐死你……”
这些字眼，贺思林听了十七年。从最初的嚎啕大哭，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如今，他已经能面不改色地听完，然后默默转身，回到自己那个只有五平米的小房间，关上门，把一切隔绝在外。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也像这屋子里的空气，死气沉沉，和父亲一样，被抽干了所有生气。
他回到房间，坐在床边。床靠窗，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已经开始飘雪了。大片的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在窗台上积起薄薄的一层。他伸出手，指尖触到冰凉的玻璃，那寒意顺着指尖一路蔓延到心脏。
十七年了。
母亲走的那天，也是这样一个下着雪的日子。他对母亲的记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和一场铺天盖地的白。后来听人说，那天雪下得特别大，救护车开不进去，几个邻居用门板抬着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大路上赶。可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
母亲是难产死的。
为了生下他。
这个事实，像一枚钉子，从出生那一刻就钉进了贺思林的骨血里，任他怎么拔，都拔不出来。父亲每一句咒骂，邻居每一次欲言又止的眼神，都在提醒他——你是个罪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错误。
手机在书包里震了一下。
他顿了顿，过了几秒才伸手去摸。是一只旧得掉漆的智能手机，屏幕上有几道细小的裂痕。点开，是同桌胖子发来的消息。
【胖子：林哥，明天开学，你作业写了吗？】
贺思林盯着屏幕，手指动了动，回了一个字。
【没。】
【胖子：卧槽！你也没写？太好了！不对……你上学期末不是挺认真的吗？怎么也没写？】
贺思林没再回。他关了手机，扔到一边。作业本摊在书桌上，从放假第一天就摊到现在，一个字没动。他每天坐在这张桌子前，对着空白的作业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
太吵了。外面贺军又开始砸东西了，酒瓶摔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刺耳。
贺思林闭上眼，蜷缩起身子，用被子蒙住头。他早就习惯了，在这样冰冷刺骨的夜晚，像一只受伤的动物，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艰难地呼吸着。
明天就开学了。
他想，他得去学校。只有学校，能让他暂时逃离这个家。
至于作业，他不在乎。老师骂就骂吧，叫家长就叫家长吧。反正贺军从来不去，也不会去。电话打过去，要么没人接，要么接通了就是一顿醉醺醺的臭骂，次数多了，老师也懒得管他了。
他是这个学校里，最不起眼，也最不被期待的存在。
可他没想到，明天，会有一个女孩，带着一身阳光，不管不顾地闯进他灰暗的世界里，像一颗太阳，蛮横地、温柔地，照亮他生命中所有的裂痕和阴影。
那个女孩，叫夏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