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开学那天，陈歌白走进理科实验班新教室的时候，选了靠窗第三排的位置。
他把书包放进桌肚，手指碰到了一样东西。一颗糖，橘子味的，玻璃纸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他认出来了，是她初三时常放在他笔袋里的那种，每次都是轻轻放进来，不发出声音，像做一件不能被第三个人发现的事。他不知道这颗糖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可能是最后一天放学后，也可能是更早某天他出去接水的时候。他把糖拿在手里看了两秒，然后放进了外套口袋。
左边座位空着。理科班的教室里课桌排列整齐，间距均匀，每张桌子都是独立的，不再有“同桌”这个概念。他看着左边那三十厘米的空隙，忽然想起初一那年他第一次坐下来的时候，她紧张得把自己缩在墙边，把大半个桌面都让了出来。他当时想：这个人为什么要把桌子都让给我？他用了很久才明白，那个动作的意思不是“你占了我的地方”，是“我怕我的存在会打扰你”。
新同桌是个戴眼镜的男生，笑着跟他说“以后互相照应”。他点了点头，拉开椅子坐下来。抽屉里还有一样东西——一支笔，黑色的，笔帽上有一个小小的咬痕。是她的。分科前某次课间她从文具盒里拿笔的时候掉出来的，他捡到了还没来得及还，后来就不记得了。再后来其实不是不记得，是“不想还”了。那支笔一直放在他抽屉最里面，夹在一本竞赛教材的书页之间。他有时候翻那本书会看到它，然后用手指碰一下笔帽上那个咬痕，再翻过去。
理科实验班的节奏很快。第一周他就领到了竞赛集训的排课表——每周五晚到周日下午，全部用来刷题、讲题、模拟考。指导老师姓宋，五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评卷时喜欢在卷子边缘用红笔写大大的“好”或“差”，字写得很大，一笔一划都用力。
他开始做题。几何、代数、组合数学——这些抽象的符号和证明构成了他的新世界。他做题的速度很快，正确率也很高，老师每次公布成绩的时候他的名字都在最上面。他坐在靠窗第三排，日光灯白晃晃地照在桌面上，他低头演算，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是教室里唯一属于他的声音。
但他做题时有：一个习惯。如果卡住了，他会下意识地往左侧偏一下头。那是初中的习惯了——做题卡住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个人戳他的胳膊，把习题册推过来。于是他停下来，先看她的题，想明白了之后回来看自己的，思路就通了。现在左边是墙壁，没有人戳他的胳膊。他每次偏头之后都会自己收回来，然后看着那道题，等几秒钟，接着往下想。有时候能想通，有时候不能。不能的时候他就换一道题先做，过一会儿再回头来看那道卡住的题。只是不会再有人把习题册推过来，轻声问一句“这一步为什么是这样”。
有一次集训模拟考，他提前交卷走出来。走廊里空荡荡的，日光灯惨白地亮着。隔壁教室亮着灯，他走过去看了一眼——里面是几个文科生在背书。他站在门口大约十秒钟，看着那些低着头的背影。她们的桌面上堆着课本和笔记本，有人用荧光笔在书上划线，有人在草稿纸上默写，笔尖沙沙地响着。他看了十秒钟，然后转身走了。他不知道自己期望看见什么，大概只是想知道“文科班的学生是怎么学习的”——和理科班一样吗？她们课桌上会不会有那种被反复翻看卷了边的课本？她们笔袋里会不会有一支备用的笔？他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回头又看了一眼，那间教室的灯还亮着，透过玻璃窗看见一个女生的侧影，低着头，头发垂下来挡住了脸。他看了两秒，转身下了楼。
军训的时候，全年级在大操场。理科班和文科班不在同一个方阵，但在同一个操场休息。休息间隙，有人开始串班聊天、递水、认识新朋友。他坐在树荫下喝水，目光扫过操场另一侧。隔了三个方阵，他看见一个低着头坐在台阶上的背影。
她的头发比初中时短了一点，扎成低马尾，校服领口有一个线头翘着。她旁边坐着林梦婕，两个人正在分一瓶水。她把水递给林梦婕的时候是先拧开瓶盖再递过去的——这个动作他看了两年多，她给他递早餐的时候也是先摸一下杯壁确认温度再放下来。隔着三个方阵的距离，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他看见她递水的时候肩膀是松的——和初中时不一样了。初中她做任何事都带着一种“怕做得不够好”的紧张，现在那个紧绷不见了。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收回目光，把瓶盖拧紧。
旁边的人问他：“你在看什么？”他说：“没什么。”他把水瓶放回地上，然后站起来说“我去接水”，走了。他走了之后那个人顺着他刚才看的方向望过去，看见一群文科班的女生在台阶上坐着聊天，不知道他在看谁。
高一下学期的期中考试之后，他去了一趟图书馆。他站在书架中间抽了一本数学竞赛的参考书，正要转身，目光越过书架的空隙，看见了她。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历史书，正在用荧光笔划线。她的坐姿比以前直了，不再缩着肩膀写字了。低头的时候后颈露出来一小截，白白的，和初一那年他第一次见她时一样——那时候她蹲在花坛边捡石子，夕阳照在她的后颈上。他站在书架后面，隔了三排书架的距离。没有走过去。他站在那里大约两分钟，把手里那本书翻了一页又合上，然后转身去了另一层的自习区。
那本书是《法理学导论》，他后来翻了翻没看明白，又放回了原处。但他记住了这个书名。后来有一次在书店，他路过法学专区的时候停下来看了看，挑了一本《法律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视角》买了回去。那本书他其实没怎么翻，但一直放在书桌的角落。
食堂里也遇见过。有一次他排队排在她后面隔了两个人，她正在跟旁边的人说话，声音不大，但笑了一下。他看见她笑的时候肩膀是松的——那种松弛是她面对林梦婕的时候才会有的，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她端着餐盘走了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队伍中间很久没有往前移动了。后面的人轻轻催了一声，他回神，往前挪了一步。
那天中午他吃完饭之后去小卖部买了一瓶水，路过回收餐盘的地方时发现她的碗筷还在桌上——她没有收。她大概是忘了。他站在回收窗口旁边停了片刻，然后走过去，把她的碗筷叠好放到了窗口的传送带上。瓷碗和碟子叠在一起发出很轻的磕碰声，他确认叠稳了才松手。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他。他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高二寒假，除夕夜。他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翻手机通讯录。
列表里她的名字还在，备注是“耿岁岁”，没有改过。他点进去，对话框是空白的——他换过手机，旧的聊天记录没有迁移过来。新的手机里只有一片空白，像一页还没来得及落笔的纸。他打了几个字：“新年快乐。”然后删了。又打了：“最近还好吗？”又删了。又打了：“第三问还有别的解法。”他看着这行字，然后笑了一下。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笑——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她一定看不懂这句没有上下文的数学题提示，也许是因为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在找借口。他最后把手机放下了，什么都没发。屏幕暗下去之后他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窗外有人在放烟花，闷响一声接一声地传进来，光映在窗帘上闪了一下又暗了。
过了几天他去了趟老城区的文具店，买了一盒水果糖，橘子味的。和她初三时往他笔袋里塞的那个牌子一模一样。他把那盒糖放在书桌抽屉里，没有拆。后来那盒糖一直放在那里，过了保质期也没扔。
高二下学期，他的竞赛成绩进入爆发期。省级一等奖，国家级二等奖，省队选拔通过。老师恭喜他，同学祝贺他，荣誉接踵而来。他的照片贴在公告栏的最上面，名字后面跟着一串奖项。
有一天他路过公告栏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一眼。左边是理科榜，第一行是他自己的名字，后面跟着分数和奖项。右边是文科榜，第一行是她的名字，文综总分高得离谱。两张红纸并排贴在一起，他和她的名字隔着大约三十厘米的红色纸面，各自站在榜单的最顶上。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路过的同学叫他：“陈歌白，走啦要上课了。”他应了一声“来了”，但脚步没有立刻动。他的目光从她的名字上移开，移到两张榜单之间的那道缝隙上——白色的墙壁露出来，窄窄一条，把两个名字隔开了。他看了那道缝隙三秒钟，然后转身走了。那天下午他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学校的名字——南市的一所高校，不是清北，不是本省最好的。但那所学校有一个他很感兴趣的导师，研究方向是AI伦理，团队正在招本科生提前进组。他把那个名字写下来之后盯着看了很久，然后划掉了，又在旁边重新写了一遍。最后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了课本夹层里。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选这个方向。
学期末的一天，他整理旧物时翻出了几本初中用过的练习册。里面夹着一些纸条——她写给他的。字迹工整清秀，内容都是关于作业、题目、课表。最早的一张是初一春天，她问他“今天的数学作业是第几页到第几页”，字写得很小，像是怕占太多地方。他把那些纸条一张一张翻过去，按时间顺序摆好。最后一张是初三快结束的时候，上面只写了一行字：“这道题的第三问我试了两种方法都算不出来，你帮我看一下。”后面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用铅笔画了又擦掉了，只剩下一个浅浅的痕迹。他把最后一张纸条看了很久，然后把它们全部放进了同一个信封里。
高二下学期快结束的一个下午，他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水。小卖部门口有一个旋转货架，上面挂着明信片。他停下来看了一眼，翻了几张，然后抽出了一张——极地冰川的摄影图，白茫茫的雪原尽头是一小群北极熊，大的领着小的，脚印拖在雪地上，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天空是淡蓝色的，和雪原的白融在一起。
他买了那张明信片，付钱的时候老板找了他两个硬币，他攥在手里走出了小卖部。回到宿舍之后他翻到背面，想了想，写了一行字：“第三问的第二种解法更简单，但容易漏掉定义域。”落款没有署名，没有问候。他把明信片封好，贴了邮票，第二天路过邮筒的时候投了进去。他站在那里看着邮筒的口吞下了那枚信封，铁皮盖弹回来发出啪的一声轻响。他站了两秒钟，然后继续走了。
那张明信片他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不知道她收到之后是什么反应——有没有翻开、有没有看懂那行字、有没有想起初三那年他把草稿纸推过来时写的那个“看定义域”。他只知道他寄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他又买了一张同样的，自己留着，夹在竞赛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高二结束的那个夏天，他在书桌前坐了一整个晚上。窗外是南方闷热的夏夜，蝉鸣从楼下那棵老樟树里传上来，震得玻璃窗都在微微颤动。他面前摊着一本翻到卷边的物理竞赛教材，但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
桌上放着两样东西：一张南市那所高校的招生简章，和一支黑色签字笔——笔帽上有一个浅浅的咬痕，是她的。他把那支笔拿起来，转了转，又放下了。然后他把招生简章折好放进了书包夹层，关灯，躺下来。黑暗中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平稳的、规律的。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了一道细细的白线。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起来盖住了肩膀。黑暗里他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那道细细的月光。然后他闭上眼，慢慢睡着了。
那年暑假他回了老家。有一天傍晚他骑着自行车经过老城区那条街，路过她家楼下的时候放慢了速度。那棵野生玉兰树还在，夏天枝繁叶茂，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树上还挂着半截红色塑料袋，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扔上去的，在风里轻轻地晃。他没有停下来，只是放慢了速度，看着那棵树从视野里滑过去。然后他蹬了一脚踏板，继续骑远了。
他不知道她会不会在这个夏天回到老城区的家。他也不知道那棵玉兰树底下是不是曾经有人站在那里抬头看过。但他记得那棵树。记得初三那年春天，她跟他说起过这棵树——她说她家附近有一棵野生的玉兰，每年春天开得比学校的那棵还早。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他，是在跟林梦婕说话。但他听见了，记下来了。记到了现在。
那年秋天开学之后，他再也没有主动去找过她的消息。不是不想，是觉得她不需要了。她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成绩越来越好，笑容越来越松。那些他曾经笨拙地塞到她手边的小温柔——一颗糖、一张纸条、一句“不用躲”——已经有了别人来给。他觉得自己应该退到远处，退到一个不会打扰到她的距离。于是他退了。
只是在某些深夜，当他做完一整天的题目、合上笔帽、关掉台灯的时候，他会在黑暗里坐片刻。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支笔，用指腹碰一下笔帽上那个浅浅的咬痕。没有别的了。
那颗橘子味的糖他一直放在外套口袋里，没有吃。后来冬天过去春天来了，他换了一件外套，把那颗糖从旧外套的口袋里掏出来放进了新外套的口袋里。再后来夏天来了，他又换了一次外套，又掏了一次。那颗糖就这样跟着他换了好几件外套，始终没有拆开。
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也许是等她不再害怕了的时候，也许是他终于有勇气开口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时机会不会来。但他在等。
窗户外面南方的秋天到了，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干燥的、枯叶的气息。他把那颗糖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面上，玻璃纸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然后他继续低头翻了一页书。翻页的动作很轻，指腹而不是指尖，纸页翻过去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
就像初中时她每次把纸条推过来的时候一样——轻轻的、安静的，像在做一件不能被第三个人发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