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前院。
雪停了一夜，又下起来。细雪，落在人肩上，落一层，化一层。三十七口人站在雪地里，站成一片。没人说话。老张的算盘揣在怀里，刘婶的围裙还系着，陈伯的钥匙串别在腰上，叮当响了一声，又静了。
谢临渊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开口：“府里要散了。各人有各人的去处，我给你们安排好了。”
一个一个点。
管账的老张，做了十九年账。来的时候，谢临渊刚中进士，官居七品；老张才二十出头，如今头发白了一半。十九年，他算过的账，摞起来该有半人高。给了他五十两：“你儿子在苏州开铺子，去投他。够养老了。”
老张跪着，不肯接。
“接。你要是不接，我走得不安心。”
老张还是跪着。抬起头，看着谢临渊，嘴唇哆嗦了半天：“老爷，你当年说过，要老奴跟你一辈子的。”
谢临渊没说话。伸手，把老张扶起来，把那袋银子塞进他手里：“是你先说的，要跟我一辈子。我说话算话，你得好好活着，替我看完这世道。”
老张捧着那袋银子，站不住，靠着廊柱，半天没直起腰。雪落在他肩上。
第二天清早，老张走的时候，把账本擦了又擦，擦得干干净净，摆在案上。他站在案前，看了一会儿，又拿起账本，翻到最后一页，提笔，写了一行字。写完，搁下笔，把账本合上，又擦了一遍，才摆回原处。
他写的是：“老爷的账，都平了。”
老张这个人，一辈子就认一个理：账要对得上。老爷的账，他算了十九年，一分一毫，没差过。有一年，府里亏了银子，他把自己攒的体己，垫进去，谁也没告诉，账上填得干干净净。老爷后来知道了，说他傻。他说：“老爷的账，不能错。”
如今，老爷给他算的这笔账，他接不住。五十两，是老爷替他算好的一辈子。他捧着那袋银子，手心里沉。他活了这么多年，头一回，嫌银子烫手。
做饭的刘婶，跟了十一年。给了三十两：“你侄女要出嫁，这钱添妆。”刘婶哭得说不出话。等她哭了一会儿，又说：“灶房里那笼桂花糕，你今早蒸了，我吃不上。带回去，给你侄女尝尝。”
刘婶哭得更凶了。抹着泪，说：“老爷，那笼糕，我留着。等你回来，再给你蒸。”
谢临渊没接这话。顿了顿，说：“灶房里的东西，你看着分了吧。”
刘婶跟了他十一年，最知道老爷的脾胃。老爷胃寒，吃不得凉的。她每回做饭，都掐着时辰，端上来，汤是滚的，饭是热的。老爷吃得少，她变着法儿，做桂花糕、桂花糖、桂花酒酿——都是老爷爱吃的甜食。老爷夸过她一回，说：“刘婶做的桂花糕，比御膳房的强。”
她记了十几年。
如今，老爷说，那笼糕，他吃不上了。她攥着那三十两银子，哭得直不起腰。老爷，你还没吃过我做的最后一笼桂花糕呢。
她没说出口。
刘婶走的时候，把灶房里那罐桂花糖，也留下了。糖罐子擦得锃亮，摆在灶台当中。她看了那罐糖一眼，又看了老爷一眼，什么也没说，走了。
看门的陈伯，守了八年门。“回乡下。地给你买好了，明儿文书就送来。”陈伯不接话，站了很久，说：“老爷，大门我锁好了。钥匙，搁门房了。”
“好。”
陈伯守门，守了八年。八年间，这扇大门，迎过多少人，送过多少人，他都记着。老爷每天出门上朝，他开门；老爷每晚回府，他关门。老爷有一阵子，回来得越来越晚，有时候，天都黑透了，他才听见马蹄声，连忙去开门。老爷下马，总要说一句：“陈伯，辛苦了。”
“不辛苦。老爷回来，门就开着。”
老爷那时候，总是笑一笑，拍拍他的肩，才进门。那几年，老爷回来得晚，可回来的样子，还是松快的。后来，老爷回来得早了一些，可人反倒沉默了，进门的时候，眉间拧着，一句话不说。
陈伯只管开门，关门。老爷的事，他不配问。他能做的，就是老爷回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
如今，老爷说，不用开门了。他把大门锁好，钥匙搁在门房里，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他守了八年的门。这大概是最后一回，替老爷锁门了。
还有奶过他的乳娘。乳娘老了，眼睛花了，攥着谢临渊的手，说：“少爷，你小时候发高烧，是老婆子抱着你，抱了一夜。你还记得不？”
“记得。你手劲大，抱得我喘不过气。”
乳娘笑了，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
乳娘记得的，比谢临渊记得的多。她记得少爷小时候，挑食，不肯吃青菜，她追着喂。少爷练字，手冻得通红，她给他捂手。少爷他爹过世那年，少爷在灵前跪了一夜，她怎么劝都劝不起来。少爷小时候，是个爱笑的孩子。后来，少爷当了官，笑得越来越少。她看着少爷长大，看着少爷背上担子越来越重，看着少爷眉间的皱纹，一天比一天深。
她如今老了，抱不动少爷了。她只能攥着少爷的手，说：“少爷，你要好好的。”
“嗯。你也是。”
乳娘走的时候，从包袱里，掏出一双鞋，塞给他。鞋是纳的千层底，针脚密密的，一针一针，纳得结实。乳娘说：“少爷，老婆子眼睛花了，纳得慢。这双鞋，纳了三个月。你脚上的，磨破了，换这双。”
谢临渊接过鞋，鞋底是温的——乳娘一直揣在怀里。他捏着那双鞋，站了一会儿，说：“好。我穿。”
乳娘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下来了：“少爷，你小时候，脚长得快，一季一双鞋，都是老婆子纳的。”
“我记得。”
乳娘走了。他站在廊下，看着那双鞋，没有穿。他把鞋收进怀里，贴着心口放着。
还有教过他书的先生。先生教了他十年书，走的时候，先生背着手，说：“学问是你的，带得走。”谢临渊行了个弟子礼：“先生保重。”
先生教他书，教了十年。《三字经》《论语》，四书五经，一本一本教下来。先生脾气倔，他小时候背不出书，先生罚他站，一站就是半个时辰。他那时候恨先生。先生教的，不止是书。先生教他，做人要直，骨头要硬，心里要有天理。
他后来，都做到了。唯独有一件，他做不到——他心里长着一样东西，压不住，也除不掉。背着它，活了好几年，活到如今。
他不敢告诉先生。
先生走了。走的时候，先生背着手，腰挺得很直。他看着先生的背影。先生教他的那些道理，他没有一样违背过。可先生没教过他，要是心里长出了那样东西，该怎么办。
他站在门口，目送先生走远。先生走到巷口，停住，没有回头，说了一句：
“临渊，路走窄了，就往宽处走。别钻牛角尖。”
他站在门里，听见那句话，愣了很久。他应一声，嗓子却像堵住了。等先生的身影转过巷口，不见了，他才低声说：“先生，学生记住了。”
他记住了。有些路，不是他想走窄，是走着走着，就只剩一条道了。他往宽处望过，望不见。
还有跟了他半辈子的书童。书童如今也三十多了，给他谋了个衙门里的差。书童不走，板着脸说：“你不走，谁替我看衙门里那些文书。”书童这才接了荐书。
书童跟了他半辈子，从十二岁跟到三十几岁，替他研墨、整理文书、跑腿。书童最知道老爷的书房：哪卷书在哪一格，哪份奏章在哪一摞，笔哪一支顺手。书童接过荐书，站在书房门口，看了又看，说：“老爷，书房里的东西，我都归置好了。你那支兔毛笔，我搁在木匣子里了。”
谢临渊愣了一下。兔毛笔。那支笔，他早就忘了。
“嗯。我知道了。”
书童站在门口，不走。站了一会儿，又说：“老爷，你夜里批折子，别坐那么晚。灯油费眼睛。”
“嗯。”
“还有，你冬天那件狐裘，该换了。领子磨白了。”
“嗯。”
书童还要说，谢临渊笑了：“你一个书童，倒管起我来了。”
书童不笑了。书童看着他，说：“老爷，书童跟了你半辈子。你的事，书童能做的，都做了。往后，书童不在跟前，你自己，多顾着自己。”
谢临渊没接话。过了很久，“知道了。”
书童走了。临出门，回头，又看了一眼那间书房。那间书房里，老爷坐了一辈子。往后，灯还亮不亮？
一个人一个人点完，前院哭成一片。谢临渊站在人堆里，声音始终平稳，像交代寻常公务——只是每交代完一个，都要站上一站，等那个人哭完了，才说下一个。
最后剩下福伯。
“你跪着干什么。起来。”
福伯不起来。跪在那儿，头抵着地：“老爷，老奴不走了。老奴伺候你一辈子。”
谢临渊看着他，半晌。伸手，扶他起来：“还剩你。也好。”
谢临渊看着他，火气上来了。他提高了声音：“你也走！都走！我不需要人伺候！”
院子里静了。福伯跪着，没有动，没有抬头，也没有应声。
他吼完，自己先愣住了。他站在那儿，喘了两口气，蹲下来，蹲到和福伯一般高。他声音低了，哑了：“……我不是冲你。”
“老奴知道。”
他蹲着，看着福伯花白的头顶，过了很久，伸手，把福伯扶起来：“还剩你。也好。”
午后，人散尽了。空院子，雪又盖了一层。
他走到灶房门口，站住。灶台上，那笼桂花糕，还盖着笼布。刘婶留的。他掀开笼布，看了一眼——糕凉透了，塌塌的，压着笼布印。他伸手，掰了一角，放进嘴里。凉的，不甜了。
他站了一会儿，把笼布盖回去，转身，走了。
谢临渊站在廊下，看了一会儿。院子里那棵桂花树，光着枝丫。他爹还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院子，他爹在树下教他念书，念的是《谢氏族训》。他爹说：“临渊，谢家做人，头一条是干净。”
他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干净。
他后来懂了——干净，就是心里不能有见不得光的东西。
他如今有了。
又想起很多年前，那孩子头一回来这院子，也是站在那棵树下，仰着头，怯怯地问：“谢哥哥，这是什么树？”
“桂花树。秋天开花，很香。”
“那我也等秋天。”小孩说。
那年秋天，桂花开了，小孩拉着他的衣角，站在树下，仰着脸闻：“谢哥哥，真的香。”他摘了一小枝，别在小孩衣襟上。小孩低头看，笑了，说：“谢哥哥，我记住这个味道了。”
小孩说“记住”，他没往心里去。那小孩把那个味道，记了一辈子——他后来送他的酒，都是桂花酒。
他站在廊下，那棵桂花树光着枝丫。今年秋天，他等不到了。
他把手拢进袖子里，转身，回书房。
夜里，书房，名册摊开。上头三十六个名字，划了一个又一个，划到最后，笔停了。放下笔，看了一会儿名册——三十六个名字，划得干干净净，只剩自己。合上名册，放进抽屉。
窗外雪还在下。想起福伯那句话——伺候你一辈子。靠回椅背上。欠他爹的，欠那孩子的，如今，连福伯的都欠上了。
欠了一屁股的账。还不起，只好不还了。
他坐在黑暗里。福伯跟他说话，从来不说“老爷保重”。福伯只会说“茶凉了”“再喝点”“明日再写”。福伯没对他说过一句“别走”。可福伯每句话里，都是“别走”。他听得出来。他假装没听出来。
那天夜里，福伯巡到书房，灯还亮着。福伯推门，他坐在案前，案上摊着一卷纸，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老爷，还没睡？”
“快了。你歇着去。”
福伯没走。福伯站在门口，他提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得极慢。福伯识字不多，只认得零星几个——纸上写着“宁王”“藩军”“京营”“户部”。他看不懂，但他知道，老爷在写一件要紧的事。
“老爷，”福伯说，“明日再写。灯熬眼。”
“写不完了。”
福伯愣了一下：“什么写不完？”
他顿了顿，说：“明日事多，怕忘了。今夜写了，明日就省心。”
福伯信了：“那老奴给你沏壶茶。”
“好。”
福伯去沏茶。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写。茶放在案角，热气腾腾。他写完一张，晾着，又铺一张。福伯站在门口，看着看着——老爷的腰，弯得比从前低了。灯影里，老爷的背弓着，像驮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福伯没有说。福伯把茶往他手边推了推，退出去，掩上门。
他在灯下，一直写到四更天。纸写满了几大张，他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纸上写的，是这朝堂上看见的、听见的、记下的——党派的底细，谁和谁连着，谁手里握着什么。他知道的，都在纸上了。
他搁了笔。替那孩子挡过的刀、背过的骂、挨过的猜，到底有多少，他说不清。他能替他的，都替了。如今，他还能替他做的，就是把这些年攒下的眼睛，都留给他。
他拿起那叠纸，收好，压进案角的镇纸下。
他站起来，吹了灯。黑暗里，他站了一会儿。明日，把这些纸，封好，送进宫里去。
他躺下，听着那脚步声，一遍，两遍，三遍。第三遍走到门口，停住了。等了一会儿，脚步声又远了。
他睁开眼，看着帐顶。这老东西，怕是想进来看看他，又怕吵醒他。府里空了。可有人，还在替他巡夜。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还有桂花糖的味道——是刘婶晒被子的时候，隔着柜子，染上的。
第二天一早，他把那叠纸，封好，揣进怀里，进宫。
他走在宫道上，那叠纸，贴着胸口，硌着。这叠纸，交给陛下，陛下就知道，他早就在准备后事。他不能让他知道。他得让他以为，他还好好的，还能替他再挡几年。
他走到宫门口，停住了。站了一会儿。宫门敞着，禁军认得他，行了礼：“谢相。”
他应了一声，没有进去。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
走出很远，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宫门。日光下，宫门朱红，门钉亮着。进进出出这道门，从来没有犹豫过。头一回犹豫，是这道门里，住着一个人。
他回到府里，把那叠纸，从怀里取出来，重新压回案角的镇纸下。
他站着，看了一会儿那叠纸。他死了以后，福伯翻他的书房，自然会看见。到那时候，那小孩，大概也已经忘了，他这个人了。
他坐下来，开始批当天的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