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之的动作比谢时安预想的快。
孟三死的第二天，钦差行辕的牌子就挂了出来，不是挂在驿馆，而是挂在双江府衙的旁边，大门朝南开，比府衙还气派三分。门口站了两排带刀的侍卫，都是从京城带来的锦衣卫，穿飞鱼服，佩绣春刀，目不斜视，威风凛凛。双江的百姓没见过这阵仗，远远地站着看，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像是看庙会。
谢时安站在府衙的台阶上，看着隔壁那两排锦衣卫，目光平静。他在锦衣卫待过大半年，认得那些人的面孔——好几个都是他在的时候就在的老人，其中一个姓郑的千户还跟他喝过酒。但现在那些人目不斜视，像是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转身回了签押房。
吴庸之没有来找他。牌挂出来三天了，两个人没有碰过一次面，甚至连一封公文往来都没有。吴庸之在隔壁查他的案，谢时安在府衙办他的公，井水不犯河水，像是两条平行线。
但谢时安知道，这种平静是假的。吴庸之在等——等什么，他不知道。也许是在等京城来的更多指令，也许是在等某个关键人物从某个地方赶来，也许只是等他谢时安先沉不住气。
他不会沉不住气。在北疆，他能和敌人耗三个月，耗到树皮都啃光了。在双江，他也能耗。
第四天，吴庸之终于动了。不是来找谢时安，是派人去了余香居。
消息是亲兵送来的。谢时安正在书房里整理赵五案的卷宗，亲兵推门进来，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大人，钦差那边的人去了余香居。”
谢时安的手顿了一下。
“去干什么？”
“说是买糕点。领头的那个姓郑的千户，在铺子里待了小半个时辰，和沈老板说了好些话。”
谢时安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郑千户——那个跟他喝过酒的人。吴庸之派他去余香居，不是去买糕点的。是去摸沈遥的底的。吴庸之在双江待了这些天，不可能不知道他谢时安每天往余香居跑。一个总督，天天去一间小小的糕点铺子，不是为了办案，就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吴庸之这种人，最擅长的就是把“别的什么”变成一把刀，捅在你最软的地方。
“沈老板说什么了？”他问。
“沈老板什么都没说。”亲兵道，“郑千户问什么，他都说不记得、不知道、不清楚。问了小半个时辰，什么都没问出来。”
谢时安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得很轻，但笑纹从眼角蔓延到了眉梢，整张冷硬的脸都柔和了下来。
“知道了，”他说，“下去吧。”
亲兵走后，谢时安坐在书房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几下。他在想一件事——吴庸之已经开始查沈遥了。不管沈遥今天应付得有多好，吴庸之不会就此罢手。他会继续查，查沈遥的户籍，查他的路引，查他什么时候来的双江，查他和谢时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查不到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编。编一些半真半假的东西，写进密报里，送到京城，送到周自厌的案头。
这不是沈遥的麻烦，是他的麻烦。是他的软肋被人捏住了。
他站起来，出了书房。
谢时安到余香居的时候，铺子里没有客人。沈遥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那本《山水志》，翻到了上次没看完的那一页。他看见谢时安进来，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然后低下头，继续看书。
“今天有锦衣卫的人来过？”谢时安坐到竹椅上，开门见山。
“有。”
“问你什么了？”
沈遥翻了一页书，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段与己无关的文字：“问我什么时候来的双江，铺子开了多久，生意好不好，认不认识你。”
“你怎么说的？”
“实话。”沈遥道，“康楚十六年春来的，铺子开了两年多，生意一般，认识你——总督大人来买过几次糕点。”
“就这些？”
“就这些。”
谢时安靠在椅背上，看着沈遥被灯光照亮的侧脸。他说“实话”的时候，睫毛没有颤，手指没有停，语气没有任何波动，像是真的只是在复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实。但谢时安知道，那些“实话”里面，藏着多少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康楚十六年春——那是他离开京城、来双江之前的那个春天。铺子开了两年多——恰好是他到双江之后才开起来的。生意一般——一个生意一般的糕点铺子，怎么撑得了两年？
他不想追问。因为他知道，追问下去的答案，不会是他想听到的。
“沈老板，”他说，“如果有人再来问你关于我的事，你就说不熟。”
沈遥抬起头看着他，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里有一丝极淡的、不易察觉的困惑。
“为什么？”
“因为不熟的人，不会被牵连。”
沈遥看了他两秒，然后低下头，继续看书。
“知道了。”他说。
又是这三个字。和之前他说的“路上小心”一样，很轻，很淡，像是随手丢下的一句话，没有重量，没有温度。但谢时安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上次的“路上小心”是一种习惯性的客套，这次的“知道了”是一种确认。确认他听到了，确认他会照做。
沈遥会照做。不是因为他在乎谢时安，而是因为“不熟”这个说法，对他来说是最好用的盾牌。他本来就和谢时安不熟——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一个糕点铺的老板和一个总督之间，能有多熟？买过几次糕点，说过几句话，仅此而已。这个盾牌既保护了他自己，也保护了谢时安。
谢时安站起来，走到柜台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桌上。纸上画着一个人——瘦瘦高高的，驼背，下巴上有一颗痣。
“这个人，你再看看。真的没见过？”
沈遥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画像，然后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迎上谢时安的注视。
“没见过。”
谢时安把纸收起来，笑了一下。
“行，”他说，“那我先走了。”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沈遥在身后说了一句话。
“谢时安。”
他停下来。
“嗯。”
“那个姓郑的千户，他的右手虎口有一颗痣。”
谢时安愣了一下，转过身。沈遥已经低下头继续看书了，仿佛刚才那句话只是他看书看累了随口说的一句闲话。但谢时安知道那不是闲话。右手虎口有一颗痣——那是一个特征，一个可以用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郑千户的右手虎口有一颗痣，谢时安和他喝过酒，从来没有注意过。而沈遥，只是在小半个时辰的“闲聊”中，就看见了，记住了，然后在他走之前，不轻不重地丢给了他。
这不是在帮他。这是在告诉他——你不够仔细。你漏掉了重要的东西。
谢时安站在门口，看着沈遥低垂的睫毛和被灯光照得近乎透明的侧脸，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不是感动，不是心动，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又酸又胀的感觉，像是有人在他的胸腔里倒了一杯滚烫的水，烫得他五脏六腑都在发疼。
“谢了。”他说。
沈遥没有接话。
谢时安推门出去了。他站在街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夜风带着槐花的甜香扑面而来，将脸上的热度一点一点地带走。他闭上眼睛，在脑子里把沈遥刚才那句话又过了一遍——“他的右手虎口有一颗痣。”
他漏掉了这个细节。他太着急了，急到忽略了一个锦衣卫千户身上最明显的特征。而沈遥，那个永远不紧不慢、永远从容不迫的人，在那个被盘问了小半个时辰的午后，坐在自己的铺子里，被一个带着刀的锦衣卫问东问西，却能在一问一答之间，不动声色地记住了对方的特征，然后在他离开之前，用一种最不经意的语气，把这个信息递给了他。
这不是一个糕点铺老板该有的本事。这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一个在危险面前不会慌乱、在盘问面前不会失言、在每一个看似随意的时刻都在收集信息的人。
谢时安睁开眼睛，看着面前那条被月光照亮的窄街，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时安，你要记住，这世上最危险的人，不是拿刀的人，是不拿刀的人。”
他以前不懂。现在他懂了。
他加快脚步，朝总督府走去。他要去查一件事——郑千户，那个右手虎口有痣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来路？他来双江，是奉了谁的命？他今天去余香居，到底是吴庸之的授意，还是他自己的主意？
这些问题，他之前没有想过。但沈遥的那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门。门后面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会走进去。
窗外，夜色浓得化不开。远处的江面上还有渔火，星星点点的，像一把被风吹散的碎金。更远处，燕山的轮廓在夜幕中若隐若现，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脊背起伏着，呼吸缓慢而沉重。谢时安在灯下铺开一张纸，开始写信。信是写给京城那个还在锦衣卫的老相识的，信上只写了一件事——查一个人：郑宽，锦衣卫千户，右手虎口有痣，近期随吴庸之赴双江。
他把信折好，封上，叫来亲兵，让他连夜送往京城。然后他吹灭灯，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黑暗中，他又看见了沈遥的脸。苍白，清冷，像一朵开在深冬的、没有人敢靠近的花。他今天说了一句“知道了”，说了一句“他的右手虎口有一颗痣”。前一句是在回应他的保护，后一句是在提醒他的疏忽。
他想，沈遥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像一把被藏了很久的刀，刀鞘上落满了灰，看起来不起眼，但只要你握住刀柄，就能感觉到那种沉甸甸的分量和藏在鞘中的锋芒。他是谁的刀？太后的人，还是别的人？他来双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监视他谢时安，还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他脑子里，怎么都解不开。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不想放开那把刀。不是因为刀有用，是因为刀好看。好看的东西，谁不想要？哪怕知道它可能会割伤自己。
谢时安在黑暗中笑了一下，翻了个身，把脸埋进了臂弯里。他想起沈遥说的那句“路上小心”，想起他说“知道了”时睫毛颤了一下，想起他说“他的右手虎口有一颗痣”时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这些碎片，每一片都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它们拼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幅他看不懂的画。画上的人，是沈遥。
他闭上眼睛，让那些碎片在黑暗中慢慢沉下去。他不需要现在就看懂那幅画。他可以等。等沈遥自己把画翻过来，让他在背面看见答案。
窗外，远处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一下，一下，沉闷而遥远，像是有人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敲着一面永远没有人会听见的鼓。谢时安听着那声音，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沉入了没有梦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