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三死了。
消息是在第二天清晨送到总督府的。谢时安正在穿衣裳，亲兵推门进来的时候他刚扣好腰带，听到“孟三”两个字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扣，扣完之后拿起桌上的刀，出了门。
孟三死在柳叶渡的棚子下面，就是昨天他坐着抽旱烟的那把竹椅上。死因是中毒，七窍有黑血渗出，面色发青，嘴唇紫黑，是典型的砒霜中毒的症状。尸体旁边放着一壶还没喝完的酒，酒里验出了砒霜，量很大，大到喝一口就足以致命。
谢时安蹲在尸体旁边，看着孟三那张被毒药扭曲的脸。昨天他还坐在这里，眯着眼看着江面上的船，说“十七年秋天水大”。今天他就不说话了，永远都不会再说了。
“谁最后见他？”谢时安站起来，声音很平。
码头上的人面面相觑，最后站出来一个年轻的搬运工，二十出头，说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他说昨天傍晚收工的时候看见孟三一个人在棚子下面喝酒，酒壶是自带的，没有人跟他一起喝。后来他走了，今早再来的时候，孟三就已经死了。
“他平时爱喝酒吗？”
“爱喝，每天都喝。但一般都是收工之后喝，喝完了就回家。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喝到很晚都没走。”
谢时安看了一眼那把竹椅，看了一眼那壶酒，看了一眼孟三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已经僵硬的双手。赵五死了，孟三也死了。赵五死了一年半才被发现，孟三死了一个晚上就被发现了。但他们的死有一个共同点——都和一个案子有关。赵五的死和粮草案有关，孟三的死和赵五有关。有人在清除知道太多的人，一个一个地清除，像用抹布擦掉桌上的灰尘，擦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他站起来，吩咐亲兵把尸体抬走，把现场封锁，把昨天所有见过孟三的人都带回去问话。然后他走出码头，站在江边，望着面前那片浑浊的江水。
他昨天不该走。他应该留在码头上，应该多问孟三一些问题，应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把能挖的都挖出来。但他没有。他走了，回了总督府，在那面墙上画了半天线，然后去了余香居，坐在沈遥的铺子里，喝了一碗莲子羹，什么有用的都没做。
而在他喝莲子羹的时候，孟三正坐在这把竹椅上，喝着他这辈子最后一壶酒。
谢时安收回目光，转身走了。
他去了悦来客栈。
周老板看见他的时候脸色就不太对。不是那种做贼心虚的不对，是那种“最近怎么老出事”的不对，一张圆脸上写满了不安。谢时安没有跟他客套，直接问：“康楚十七年九月廿二到廿四，赵五住店的那两天，你确定没有别人来找过他？”
周老板愣了一下，然后用力地点头：“确定确定，小的想了又想，只有那个瘦瘦高高的后生。”
“那个后生有没有可能是从码头上来的？”
“码头？”周老板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有可能。那天他穿的衣服不像是城里的，倒像是码头上干活的人穿的，灰扑扑的，还有一股鱼腥味。”
鱼腥味。码头上的人。谢时安的心跳快了一拍。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仔细想想。”
周老板闭着眼睛想了很久，忽然睁开眼：“瘦，很瘦，个子高，走路的时候有点驼背。脸……小的记不太清了，但记得他下巴上有一颗痣，不大，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右嘴角下方。
谢时安把这条信息记在心里，谢过周老板，走出了客栈。他站在门口，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瘦高，驼背，下巴上有痣，身上有鱼腥味——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他在码头上干活，所以身上有鱼腥味；他很瘦很高，所以干的大概是扛包的力气活；他在赵五到双江的第二天晚上去找了赵五，在房间里待了不到半个时辰，走的时候脸色很差。
这个人，也许就是赵五来双江要见的人。也许他知道赵五为什么来双江，也许他知道赵五查到了什么，也许——他就是杀赵五的凶手。
但孟三死了。这个人还活着吗？
谢时安加快脚步，朝码头走去。他要找一个人——一个在康楚十七年秋天在码头上干活的、瘦瘦高高的、下巴上有痣的搬运工。这个人也许已经不在了，也许换了地方，也许改名换姓，也许和孟三一样，已经变成了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
但他要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午后，谢时安去了余香居。
不是因为他想去，是因为他需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把今天上午得到的所有信息整理一下。他的脑子太乱了，孟三的死像一记闷棍，把他之前所有的推测都打散了。他需要重新梳理，重新画线，重新找到那个能把所有碎片串起来的角度。
沈遥今天穿了一件淡青色的薄衫，头发用一根木簪挽着，看起来比前几天精神了一些。他看见谢时安进来，没有说话，只是从灶上盛了一碗莲子羹放在柜台上，推到谢时安惯常坐的那一侧。
谢时安端起来喝了一口，烫的，烫得他眼眶一酸。他不知道是因为烫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孟三死了。”他说。
沈遥正在拨算盘，手指停了一下。
“怎么死的？”
“中毒。有人在他的酒里下了砒霜。”
沈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拨算盘。
“你昨天去找过他？”他问。
“嗯。他跟我说了一些事。今天他就死了。”谢时安放下碗，看着沈遥，“沈老板，你说巧不巧？”
沈遥抬起头，那双浅褐色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
“你觉得是我告诉别人的？”
“我没这么说。”
“你在这么想。”
谢时安盯着沈遥看了两秒。沈遥的目光没有躲闪，没有慌乱，甚至没有任何多余的波动，只是平静地、坦然地迎着他的注视，像一面没有任何秘密的、透明的玻璃。
谢时安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他居然在怀疑沈遥。一个在双江开了两年铺子的糕点老板，一个连走路都轻得像猫的人，一个被他亲了额头之后只是偏了一下头的人——他居然在怀疑这个人通风报信。
“对不起，”他说，“我不该这么想。”
沈遥低下头，继续拨算盘。
“你没有不该想，”他说，“你只是不该说出来。”
谢时安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得有些苦涩，像是含着一颗还没化开的药丸，甜味还没出来，苦味先涌了上来。
“你说得对，”他说，“我不该说出来。”
铺子里安静了下来。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午后显得格外清脆，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替谁说一些说不出口的话。谢时安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又开始转那些乱七八糟的线索。赵五，孟三，瘦高后生，银镯妇人。他缺一把钥匙，一把能把所有锁都打开的钥匙。
“沈老板，”他睁开眼睛，看着沈遥，“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瘦瘦高高的，走路有点驼背，下巴上有一颗痣，在码头上干过活？”
沈遥的手指没有停。
“没有。”
“确定？”
“确定。”
谢时安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知道沈遥在说谎。不是因为他看见了什么破绽，而是因为沈遥回答得太快了。“没有”两个字几乎是紧跟着他的问题落下来的，中间没有任何停顿。一个人在回忆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时候，需要时间，哪怕只是一瞬间的犹豫。沈遥没有犹豫。他像是早就准备好了这个答案，只等着谢时安来问。
但谢时安没有拆穿他。他不想拆穿。因为他知道，拆穿了，沈遥会有另一个答案等着他，那个答案也许更真，也许更假，但无论真假，他都不会知道沈遥到底在想什么。沈遥是一个你永远摸不透的人，像一口井，你趴在井口往下看，只能看见自己的倒影，永远看不见井底。
“沈老板，”他说，“你这个人，有没有人说你很难懂？”
“没有。”
“那我第一个说。”
沈遥没有接话。
谢时安站起来，走到柜台前，从怀里掏出几文钱放在桌上。
“今天的莲子羹钱。”
“今天的莲子羹没放糖。”
“没放糖也好喝。”
沈遥看了一眼那几文钱，没有说话。谢时安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没有回头。
“沈遥，孟三的事，你别跟任何人说。今天我在你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别跟任何人说。”
“我谁都不认识，”沈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跟谁说？”
谢时安笑了一下，推门出去了。
他走出窄街的时候，在巷口看见了一个人。韩言穿着一件银灰色的袍子，靠在巷口的墙上，手里捏着一把折扇，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像一只蹲在墙头晒太阳的猫。
“谢大人，”韩言懒洋洋地拱了拱手，“巧啊。”
谢时安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径直往前走。
韩言跟了上来，步子不紧不慢，正好和他并排。
“谢大人，孟三的事，我听说了。”韩言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谢时安能听见，“节哀。”
“我跟他不熟。”
“不熟也可以节哀。”韩言摇了摇扇子，“死了一个知道太多的人，对谁来说都是损失。”
谢时安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韩言。
“你知道什么？”
韩言也停下来，合上扇子，用扇子的一端点了点自己的胸口。
“我知道的，没有谢大人多。”他说，“但我可以帮谢大人查一件事。”
“什么事？”
“那个戴银镯子的妇人。”韩言的语气忽然认真了起来，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给我三天时间，我给你她的下落。”
谢时安盯着韩言的眼睛看了很久。那双眼睛里有笑意，但不是那种轻浮的笑，是一种笃定的、胸有成竹的笑，像是一个手里握着牌的人，在等对手出牌。
“你为什么帮我？”
“不是帮你，”韩言重新打开扇子，摇了摇，“是在帮我自己。”
“你是什么人？”
“一个做生意的。”韩言笑眯眯地说，“我说过了。”
谢时安没有继续问。他知道韩言不会说真话，至少现在不会。但他需要那个戴银镯子的妇人，他需要任何能帮他找到她的人。哪怕这个人是来历不明的、右手虎口有老茧的、说话真假参半的韩言。
“三天，”谢时安说，“三天之后，我要见到人。”
韩言拱了拱手，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下被拉得很长，银灰色的袍子反射着日光，像一条游走在街巷之间的银蛇。谢时安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巷口，然后收回目光，继续朝总督府走去。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在想事情。韩言为什么会出现在双江？他为什么要帮谢时安查那个妇人？他说“在帮我自己”——帮他自己什么？他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他和沈遥又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他脑子里，怎么都解不开。但他知道一件事——韩言的出现，不是一个巧合。就像赵五的死，孟三的死，吴庸之的到来，都不是巧合。所有的事情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只是他还看不清那个方向是什么。
他加快脚步，朝总督府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