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通知书是村长亲自送到家里来的。
那天傍晚，林墨正在院子里帮爷爷劈柴。斧头扬起，落下，木柴从中间裂开，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崩出几片细小的木屑。她弯下腰，把劈好的柴捡起来，码放在墙根下，码得整整齐齐。这是她离家前能帮爷爷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村长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满头大汗，脸上带着一种郑重的表情。“林墨！你的信！从成都寄来的！”他把自行车支好，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了过来。信封是白色的，右下角印着“成都美术学院”几个红色字样，字体端正，印刷清晰，带着一种她从未触摸过的、属于“远方”的质感。
林墨放下斧头，在裤腿上擦了擦手上的灰，接过那个信封。她没有立刻拆开，而是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掂了掂重量，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硬纸——录取通知书。她展开那张纸，目光从上到下扫过那些铅字：“林墨同学……经考核合格……录取你入我校服装设计专业……一九九八年九月……”她看完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通知书折好，放回信封里，转身走进屋里。
爷爷正坐在堂屋的桌前，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他没有出去迎接村长，也没有问信封里装的是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林墨走进来，看着她把那封信放在桌上，看着她在他对面坐下。“爷，我考上了。”林墨说，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已经预料之中的事。爷爷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拿起那个信封，抽出里面的通知书，展开，凑到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起来。他看得很慢，很慢，像在读一篇需要用尽全力才能理解的经文。他的嘴唇微微翕动着，无声地念着那些铅字。他看完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通知书小心地放回信封里，放在桌上，用手掌轻轻压平信封的边缘。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堂屋的角落。那里有一张老旧的条案，条案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遗像——林墨的父亲，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照片上的他大约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便装，表情有些拘谨，目光直直地望着镜头。那是林墨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他去世后，这张照片被放大，装进相框，挂在了这个位置上，一挂就是十几年。爷爷站在遗像前，站了很久。他没有说话，没有烧香，没有做任何仪式性的动作。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的、已经消失了十五年的面孔，沉默地站着。林墨坐在桌前，看着爷爷的背影——他的肩膀比从前更塌了，背也更驼了，后颈上的皮肤松弛着，布满了老人斑。她不知道爷爷在想什么。她只知道，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来，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什么时候走？”他问。“九月一号开学。我提前几天过去，找住处，办手续。”爷爷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什么。
那天晚上，林墨开始打包行李。她的全部家当装不满一个旧编织袋——几件换洗衣服，一沓画稿，那盒爷爷攒钱买的彩色铅笔，那把她用惯了的画笔，以及那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千家诗》。她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放进编织袋里，每放一件，都停顿一下，像是在和每一样东西做一次无声的告别。她没有什么可以带走的。她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十六年，拥有的东西，就这么多。但足够了。她不需要更多。
奶奶在灶台前忙了一整夜。她蒸了一锅馒头，用油纸一个一个包好，塞进林墨的行李里；又炒了一瓶咸菜，装在一个洗干净的玻璃罐子里，用布条封住口；还把家里仅剩的几个鸡蛋煮熟了，也用油纸包好，一并塞了进去。“路上吃。”奶奶说，声音有些哑。林墨没有推辞。她知道，这是奶奶能给她的全部了。
离开的那天清晨，天还没完全亮透。林墨背起那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站在院子里，最后看了一眼那三间土坯房，看了一眼那棵歪脖子的枣树，看了一眼墙角那堆她劈好的柴火。爷爷站在门口，没有送她到村口。他只是站在门槛边，手里夹着一根烟，看着她。“到了那边，好好读书。”他说。“嗯。”“钱不够了，就给家里写信。我想办法。”“嗯。”“……走吧。”
林墨转过身，走出了院子。她没有回头。她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土路，一步一步地走向村口。路过那棵老槐树时，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树下那块她曾经坐着画了一整个下午的石头，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到村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石堰村还在晨雾中沉睡，低矮的屋顶上飘着几缕炊烟，鸡鸣声从某个院子里传出来，遥远而模糊。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沿着山路，走了下去。
从石堰村到镇上，两个小时山路。从镇上到县城，一个多小时班车。从县城到成都，八个多小时长途汽车。林墨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编织袋放在脚边，双手抱着那本《千家诗》，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地变化。山峦逐渐变矮，变平，变成起伏的丘陵；丘陵逐渐展开，变成一望无际的平原；绿色逐渐被灰色和米黄色取代——灰色的公路，米黄色的田野，灰色的屋顶，米黄色的天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平的陆地。她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山——出门是山，抬头是山，走再远的路，翻过一座山，后面还是山。她以为世界就是由山构成的。但现在，窗外那些山正在消失，地平线正在变得无限遥远，遥远到让她感到一种陌生的、近乎眩晕的开阔。
她靠着车窗，看着那些飞速后退的电线杆和稻田，看着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和房屋，看着那些在田埂上行走的、和她一样皮肤黝黑的人。她不知道成都是什么样的。她不知道美院是什么样的。她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她只知道，她终于离开了那个村子。不是逃离——她从来不觉得石堰村是一个需要逃离的地方。那是她的家，是爷爷和奶奶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是她长大的地方。但她知道，她不能一辈子待在那里。她必须走出来。不是为了离开，而是为了看到那些她从未见过的东西，走到那些她从未到过的地方。然后，也许有一天，她会回去——以一个不一样的身份。
长途汽车在傍晚时分驶入了成都市区。林墨透过车窗，第一次看到了这座城市。高楼，霓虹灯，车流，人流，立交桥，广告牌——那些她只在课本上和电视里见过的东西，突然涌到了她眼前，拥挤、嘈杂、色彩斑斓，带着一种让人措手不及的冲击力。她把额头贴在车窗玻璃上，看着那些飞速掠过的街景，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着陌生、好奇和隐约恐惧的情绪。像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水域面前，不知道水有多深，不知道水下有什么，但她知道，她必须游过去。
长途汽车在成都北门汽车站停了下来。林墨背起编织袋，跟着人流下了车，站在车站广场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广场上的路灯亮了起来，把人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到处都是人——拖着行李箱的，背着蛇皮袋的，抱着孩子的，大声打电话的，蹲在路边抽烟的——各种口音在她耳边交织碰撞，像一锅沸腾的粥。林墨站在人群中，被推搡着走了几步，然后退到一根柱子旁边，放下编织袋，让自己先缓一缓。她不知道学校怎么走，不知道今晚住在哪里，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她只知道，她饿了。她从编织袋里掏出一个奶奶蒸的馒头，咬了一口。馒头已经凉了，有些硬，但麦香味还在。她站在柱子旁边，就着一瓶凉水，慢慢地吃完了那个馒头，然后把包装纸叠好，塞进口袋里。然后她背起编织袋，走向车站外的公交站台。
她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倒了三趟公交车，才找到美院所在的街区。当她终于站在美院大门口时，天已经全黑了。校门比她想象中要小一些——没有气派的门楼，没有鎏金的大字，只有两扇铁栅栏门，旁边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校牌，上面写着“成都美术学院”六个字。门卫室里亮着灯，一个穿制服的老头正坐在里面看电视。林墨站在校门口，隔着铁栅栏门，看着里面那些在暮色中显得模糊的教学楼轮廓，看了一会儿。她没有进去。太晚了，报到手续要明天才能办。她背着编织袋，在校门外找了一处有遮挡的台阶，坐下来，把编织袋枕在脑后，蜷缩着躺了下来。九月的成都夜晚还有些闷热，蚊子在她耳边嗡嗡地飞着，远处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和模糊的人声。她躺在坚硬的台阶上，看着头顶那片被城市灯光染成橙黄色的夜空，忽然想起了石堰村的夜空——那里的夜空是纯粹的、深不见底的黑色，星星像碎银子一样撒满整个天幕。她不知道这里的夜空为什么是橙黄色的。她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这座城市。她只知道，她到了。她闭上眼睛，在陌生的空气和陌生的声音中，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林墨被一阵扫地的声音惊醒。她坐起来，看到一个清洁工正在清扫校门口的人行道。天已经亮了，晨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和肩膀，拍了拍衣服上的灰，背起编织袋，走进了美院的大门。
报到流程比她想象中顺利。她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在报到大厅里找到了服装设计系的摊位，填了几张表格，领了宿舍钥匙和学生证。负责接待的学姐看了她一眼，大概注意到了她那个鼓鼓囊囊的旧编织袋和那双磨破了边的布鞋，但没有多问，只是告诉她宿舍在哪栋楼、食堂怎么走、下午有个新生见面会。林墨道了谢，按照指引找到了宿舍。宿舍在四楼，六人间，比县一中的宿舍宽敞一些。她到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有两个人了——一个短发女生正在铺床单，另一个长发女生正在整理衣柜。她们看到林墨走进来，都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你好！你也是服装设计系的？”短头发的女生先开口了，声音很响亮，带着一股自来熟的爽朗。“嗯。”林墨点了点头。“太好了！我正担心这一层就我一个人呢！我叫方悦，成都本地的。”她拍了拍自己的床铺，“你睡我上铺！床板上贴了名字，你找找。”林墨找到自己的床位——靠窗的上铺。她把编织袋放在床上，拉开拉链，开始往外拿东西。她的全部家当摊开在那张窄窄的床板上，看起来少得可怜。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一沓用牛皮纸包着的画稿，那盒彩色铅笔，那把她用惯了的画笔，那本《千家诗》，还有奶奶塞给她的那瓶咸菜和那几个已经压碎了的煮鸡蛋。
方悦看了一眼她那些东西，没有说什么，只是从自己的柜子里拿出一个衣架，递给她：“这个给你挂衣服。我买多了。”林墨接过衣架，说了一声“谢谢”。方悦摆了摆手，继续铺她的床单。长发女生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整理着自己的东西。林墨也没有主动搭话。她铺好床单，把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里，把画稿和画笔放在枕头边，然后把那本《千家诗》放在了枕头下面——和她在石堰村时一样的位置。
下午的新生见面会在阶梯教室举行。服装设计系的新生坐在一起，听系主任讲话，听教务处的老师介绍课程安排，听学生会的主席宣传招新活动。林墨坐在靠后的位置，大部分时间低着头，在笔记本上画着一些无意识的线条。她没有认真听那些讲话——那些内容对她来说不重要。她只需要知道教室在哪里、画室在哪里、图书馆在哪里就够了。散会后，她一个人走出了阶梯教室，在教学楼之间慢慢地走着，熟悉环境。美院的校园不大，但比她想象中要旧一些——教学楼的外墙有些斑驳，画室的窗户上积着灰，操场上的草坪有些地方已经秃了。但她喜欢这种旧。太新的地方让她感到不安，而旧的地方，像是已经被很多人使用过、生活过、留下了痕迹，让她觉得不那么格格不入。
她找到了画室。在实验楼的三层，一整层都是画室。她站在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里面排列整齐的画架和石膏像，闻到那股熟悉的、混合着铅笔灰和颜料的气味，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奇异的、安心的感觉。好像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画室永远是画室。她站在那扇门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了。不急。她还有四年时间，可以慢慢画。
晚上，她一个人去了图书馆。图书馆不大，藏书也不算丰富，但对于她来说，已经足够了。她在书架之间慢慢地走着，用手指轻轻划过那些书脊，偶尔抽出一本，翻一翻，放回去，再抽出另一本。她在一本关于服装设计史的书的扉页上，看到了一行用铅笔写的字——“做衣服，就是做人体的建筑。”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那本书借了出来。
走出图书馆时，天已经黑了。校园里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在梧桐树叶间漏下来，在地上画出明暗交错的光影。林墨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抱着那本借来的书，忽然停下了脚步。她抬起头，看着头顶那片被灯光和树影切割成碎片的夜空，想起了石堰村——想起了爷爷坐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想起了奶奶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形，想起了那棵老槐树，想起了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山路。她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爷爷大概已经睡了吧。奶奶可能还在灯下缝补衣服。她站在路灯下，看着那片陌生的夜空，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旷的孤独。不是那种被孤立的孤独——她早就习惯了被孤立。而是一种更深的、关于“从此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的孤独。她低下头，继续走路。
回到宿舍时，方悦正在和那个长发女生聊天。她们看到她进来，停了下来，气氛有一瞬间的尴尬。林墨没有在意，她把书放在床上，拿起脸盆，去水房洗漱。她蹲在水房的水龙头前，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那张被水打湿的脸。那张脸还是和以前一样——瘦，黑，颧骨突出，眼睛很亮。但有什么东西，似乎不一样了。她说不上来是什么。她只是觉得，镜子里的那个人，好像比从前更沉了一些。她擦干脸，回到宿舍，爬上自己的上铺，躺了下来。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她听着室友们逐渐均匀的呼吸声，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着明天——明天要早起，去教务处办学生证，去画室占一个好位置，去图书馆把借书证办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闭上眼睛，慢慢地，在陌生的床铺上，在陌生的城市里，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