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星期天，她没有去学校。她把两样东西并排摊在书桌上：左边是阿望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右边是学院前天寄来的那一份——牛皮纸信封，里头是那学期的完整课表，油印的，格子密到看不清行，中间夹着一张薄薄的确认单，底下印着一行小字：请于本月十五前寄回。她先看课表。早晨七点十分早读，七点四十第一节；上午四节，中午一个半小时；下午三节，第四节是自习；晚饭后还有一节自习到九点。星期三下午空一节，注明是社团；星期五最后一节是劳动。她一页一页往下看，看到最后一页，末尾一行不是课程，是地址：某某县某某镇某某路，门牌号后头跟着两个字——宿舍。她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一会儿，想起那半年她在那条上山的路的最上头住着，楼下是一间小饭馆，招牌有一半字被雨锈掉了；她每次下山买菜都要从那块招牌底下过。
两样东西她摆了一夜。左边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信纸是学校最便宜的那种横格稿纸，纸边是毛的，右下角有一道折痕，折过两回才折成现在这样。右边是学院前天寄来的确认单，纸是硬的，四个角都方方正正，右下角盖着章。她夜里起来看了三回，三回都是把它们往中间挪一点，挪到两只手都能碰到的地方。她后来说，她那一夜不是在两个东西之间挑，是在问自己一句：我走了以后，这个家会不会少一块。少一块和多一块，在纸上是一样的，在屋里不一样。
两样东西并排摊着，中间隔着一掌宽。她把右边那张往左挪了半寸，让两张纸的边对齐——左边那封薄，右边那封厚；左边那张上头有六个字，右边这一张印满了格子。她心里过的是三笔账：第一笔是那边那条路，第二笔是这半年在家里的这张书桌，第三笔她算得最细，期末考完第三天走，考完那三天她能做的事有多少件。这个决定她前后想了一个月，前一天夜里才算定下来。窗外那棵光银杏刚抽芽，芽是卷着的，青得发黑。
她坐着没有动。屋里还安静，外头花厅里有人在摆早饭的碗，一声响，又一声响，隔着两道门。她想的是另一件事：这个决定做出来以后，前后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天上午她要在这张桌子上把它变成一张签了字的纸；变成纸之前，它还只是一个念头，念头可以改，纸不能改。她把信封翻过来，看背面——背面空着，什么也没有，连一枚邮戳也没有。她伸手在那个空角上按了一下，按完把手收回来。
她把油印的课表铺平，另拿一张白纸开始抄。抄到星期三下午那一格时她停了一下——社团那一栏，课程表上印的是空白，什么也没印。她在那张白纸上把这一格也照原样抄成空白，一个字没有添。抄完最后一格，她在纸头添上“交换那边，一年”六个字，把两张纸叠起来夹住，压在台灯底座下面。她给学院回了一封信，写得很短：确认收到课表，学分与选课没有问题，请按这张表算；末尾添了归期——学完这一学期，期末考完第三天走。她写“走”这个字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改成了“回”，写完又把笔尖在那个字上按了按。她把确认单填了，签名，日期，贴上封口。整个上午她做了三件事：抄课表、回信、填单子。
课表是从公告栏上抄下来的，抄在两张纸上，抄完对了一遍，对完叠在一起收进书包。她抄的时候在星期三下午那一格上停了一下——社团那一栏，课程表上印的是空白，是她自己后来填上去的，填的是天文社。这六个字她填得很小，填完还用指甲压了压墨，怕蹭掉。抄第二遍的时候她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一遍，还是那么小。抄完她把两张纸对着窗举起来看，油印的格子透光，墨深浅不一，那一栏是她自己的笔迹，比别处都黑。
油印的格子浅，铅笔尖一重就破纸，她每一格只描一遍，描完用指肚在上头极轻地擦一下，把浮起来的石墨末擦掉。抄到星期五最后一节，她把“劳动”两个字写成了“劳劝”，横过来看了一会儿，划掉重写；重写的两个字比别处大一点，她没有再动。抄完她数了一遍，一共三十七格。她把新描的那张和原来那张油印的并在一处，一格一格比下去——星期三下午那一格，两张都是空的；除这一格，其余三十六格都对得上。对到最后她把两张叠起来，举到窗前看，油印的字从背面透过来，一层灰白。
描坏的那张废纸她没有扔——上头有两格划破了，破的地方在星期二那一栏。她把它夹进本子里，翻过去的那一面正好压着星期二。三十七格描下来不费什么工夫；费工夫的是中间那一格空白。昨夜她描到那里，笔尖悬了很久才落下去，落下去以后还是什么也没有写。七点二十她看了一眼钟，把描好的那张铺平，拿一本书压住四角，等明天再对一遍。
下午她去了沈园。阿望在耳房门口的旧门槛上蹲着，用一段废木头在磨什么东西，见她进来站起来，手往裤子上擦。小满没有问他磨什么，问了另一句：“前天晚上你在过道里停了半步。”阿望的手停在裤子上：“我看见了。”她把口袋里那张纸拿出来，就是那封信，展开的，只把纸转过来给他看——信朝上，那六个字对着他：姐，你还回不回来考。阿望接过纸，看了一眼就低下头去，耳根一路红到脖子。他没有说“我不是故意的”，也没有说“我给你拿回去”；他捧着那三折纸，站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我署了名的。”小满说：“我看见了。”阿望急了：“真的署了！我写完了又拿橡皮擦掉了——姐，我不是……”他停住，因为姐姐在笑。“考得上。”小满说。她把那三折纸接回来，重新折了一遍，折回那两道压痕里：“你问我回不回来考。我告诉你：回来考。”阿望猛地抬头。她伸手在他额头上按了一下，替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我这一学期不走了。课表我抄了一份，往后你问我在那边上什么课、几时吃饭，我拿给你看。”阿望把眼睛睁圆了：“你真的不走了？”小满说：“真的。”她把抄好的课表抽出来给他看：“这上头星期三下午是空的。空的那一格，是社团。他们没有印社团，我也没替你填——你自己想去什么，自己去挑。”阿望捧着那张抄件，看到星期三那一格，问：“这上头写的是真的？”小满说：“一字不差。”他把纸抱在怀里，退开两步，忽然又想起什么，脸又红了一次：“姐，那我那封信……”小满把那封没署名的从他手里抽走一半，剩下的一半他自己捏着。她把手在纸边上按了按，抬眼看他：“这一封我不还你。”阿望急了：“那是我的。”小满说：“我留着。你要是想看，我天天给你看。”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是那种在廊下跟弟弟拉过钩的亮法。
阿望把纸捧回自己屋里，摆在桌上，用两只手把四个角捋平，捋完又去把耳房门口那只旧水桶挪开——他要腾出一块地方放那张纸。小满在门口看着，没有拦。屋里渐渐到了吃饭的时辰，侯嫂在廊下喊了一声，喊的是“阿望少爷，小姐”。阿望把纸从桌上拿起来，想了想，折成四折，夹进他那个书包最外层的夹子里；折完他跑出来，问：“姐，你星期三下午真的不用走。”小满说：“真的不用。”阿望说：“那我星期三下午也不在。”小满伸手在他后脑上按了一下：“你回家吃饭。我在东厢给你把那三样再说一遍。”
从沈园出来要过那道月洞门。阿望跟在她后头，忽然问：“姐，我那只盒子你还记着么。”小满说：“记着。”阿望说：“盖子合不严，我垫了半寸硬纸板。”小满问：“垫的那半寸，是谁那封信顶起来的。”阿望的耳朵红了一下：“你不许问。”小满笑了：“我知道。为这半寸纸，你坐门槛上想了一夜。”阿望急了：“姐。”小满把手在他肩上按了一下：“盒子是用来收东西的，不是用来装满的。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给你添过别的。”阿望摇头。小满说：“那你记着这句话。往后你哪一天想往里添了，先问我一声。”阿望想了想：“添什么。”小满说：“等你挑社团那天再讲。”
夜里全家在花厅吃饭。桌子是两张，那张小方桌上摆了囡囡的碗，碗沿那圈蓝边磕掉了一小块。江照喂她吃，喂到一半自己笑了，说她这半个月学会了一个新本事：拿勺子敲桌子。老太太拄着拐杖坐在正中，听了说：“这本事我也有一回。”满屋子问她哪一回。老太太说，有一年家里来了个客，客人还没落座，囡囡先敲了桌子三下——那是她第一回把勺子当锣使。谢明薇笑出了声：“妈，您连这个都记着。”老太太说：“我什么都记着。”
那顿饭吃得比平常慢。江照喂囡囡，喂到一半自己先吃了两口；阿砚把汤碗往小满那边推了推；白露在旁边讲学校的事，讲到一半被云轻轻接了一句，接完他自己笑起来。没有人提确认单的事，也没有人问那张纸是哪儿来的。饭吃到最后，侯嫂端上一碗汤圆，荠菜馅的，一个个只有鸽子蛋那么大，汤面上飘了两片姜。
饭后江照把囡囡抱回东厢去了，临走把那只小木椅收了，椅腿在砖地上划了一声。小满帮着摞碗，摞到第三只的时候谢明薇接过去了，说：“你手上有印子，别沾了油。”小满把手翻过来看——食指侧面一道蓝，是描格子描出来的，描了一上午三十七格，那道印子怎么搓都搓不掉。谢明薇看了一眼那道印，问：“抄的什么。”小满说：“抄一样东西。”谢明薇没有再问，把碗摞齐端走了；走到门口她回头说了一句：“你从小要的东西，都自己抄一遍。”
那顿饭吃得早，天没有黑。老太太饭后照例在花厅坐一刻钟，听侯嫂报院里的事：哪棵树的叶子落了几片，哪盆花挪了位，囡囡今天吃了几块。白露从廊下跑进来，手里捏着一片从地上捡的花瓣，隔着门喊：“太奶奶，咱园子这棵还没开。”老太太说：“还没开。”白露问：“什么时候开。”老太太说：“它自己定。”白露把花瓣放在门槛上，站着想了想，又捡起来揣进兜里，跑了。侯嫂在灶房门口看了一眼那片花瓣，没有说话。
饭后眠眠到东厢来，问了一句“定了？”，小满把确认单递过去。眠眠看完，又看了看那张抄好的课表，手指在那张空白格上停了一下：“这一格是空的。”小满说：“嗯。”眠眠把纸放下，看了女儿一会儿：“那你自己心里已经有数了。”小满说：“有了。”眠眠又问：“你定的是不去了，还是去？”小满说：“这一学期不去了。”眠眠说：“那就是去过。”小满笑了：“去过。”眠眠把纸还给她，走到门边回了一句：“跟你爸说一声。他昨天跟程遇打了两个电话，问的多半是车。”小满说：“我不坐车，我坐地铁。”
眠眠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可惜”。她把确认单接过去，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她看的不是内容，是那背面。她看完把纸放回桌上，说了一句：“那你自己想清楚一件事——你是怕走，还是怕留下不好看。”小满说：“我怕我走了以后，我妈一个人在这儿。”眠眠说：“你在这儿我也是一个人在这儿。区别只是你在北京，不在这条街上。”她说完自己也停了一下。
眠眠没有坐，站在门边等她把纸摊平才进来。她进屋先看的不是确认单，是桌上那两张并排的纸——一张薄，一张厚。她伸手把两张挪开一点，看中间那一掌宽的桌面上什么都没有，问：“空的是什么意思，你想过没有。”小满说：“想过。”眠眠说：“想过就填。空着不好看。”小满说：“好看不好看是给人看的。我留着是给我自己看的。”眠眠笑了一下，没有再劝。
眠眠走到门口又回头，指了指那张抄好的课表，问她星期三下午打算做什么。小满说：“还没定。”眠眠说：“那就先定下来。定下来的那一格，你就有两个月是它的；不定下来，那一格一直是空的，空久了，人会怕它。”小满愣了一下，问：“妈，你当年是怎么定的。”眠眠在门口站住，想了一会儿，说：“我定得比你慢。我定了半年。”小满说：“那半年你也怕么。”眠眠说：“怕。可我算的是另一笔账——我算的是往后十年，我一天里有多少个钟头是自己的。算完就定了。”
阿砚在书房。她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一份东西，听见脚步抬起头。她把那张抄好的课表放在他手边的文件上，没说话。阿砚低头看了一眼那一格空白，看了两息，然后说：“要车么。”小满说：“不用。”阿砚把纸推回去，说：“那我把这条线的末班车查一下。”她伸手在那一格空白上按了一下：“爸，这个空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么。”阿砚说：“不知道。”她说：“是社团。”阿砚说：“哦。”他把纸折了一折，收进抽屉里，压在老怀表那只表盒旁边，末了说：“那这一格我记着了。往后你弟弟挑了社团，你替我验一验。”小满站在书桌前，看着他合上抽屉，忽然觉得这一格空白比整张课表都重。
阿砚没有起身。眠眠把那张纸从抽屉里又抽出来看了一眼——不是她自己抽的，是阿砚把纸折了一折收进抽屉以后，又拉开过一次，把纸摊平，看那一格空白，看了两息，才重新折好放回去。这一层抽屉是关着也能听见响的那一种。小满在书桌前站着，问：“爸，那张表你为什么要收进抽屉。”阿砚说：“我签出去的东西都收在这里。”小满说：“这是一张课表。”阿砚说：“你交给我看过的，就是我这里的东西。”小满笑了一下：“那我以后每回都给你看。”阿砚说：“看可以。可我要看的不是那张纸。”小满问：“那是什么。”阿砚说：“是你自己怎么想的。”
阿砚拉开旁边一个抽屉找出一张白纸，记了三行：末班车几点，地铁几号线，从家里走到站要多少分钟。写完他把这张纸对折，夹进抽屉里那只老怀表的表盒侧边，夹得很紧。小满看着，问：“爸，你记这个做什么。”阿砚说：“备着。”他停了一下，又说：“你哪一天想动了，不必先等谁。”小满说：“我不会动。”阿砚把抽屉推上：“那你记着这句话。你今年说不会动，明年这句话就作废了。”小满站在书桌前没有走。阿砚也没有再说话，两个人在书房里静了一会儿，只有窗外那棵树上的鸟叫了两声。
她回自己屋时已经九点半。台灯拧到最暗一档，桌上那封没署名的信还摊着——她从沈园回来就把它带回来了，展在灯下，正面朝上，那六个字在中间。她坐下，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又换了钢笔。她想过很多种回法：在信边角写一行小字；或者另写一页；或者干脆不写，让它烂在书里。她把笔尖在纸面上试了两处，落下去又提起来。她想起阿望在耳房门口说的那句“我署了名的”，想起他那句写完了又用橡皮擦掉；她这半年走过那么远的一条路，那条路尽头真正教她的，不是台上讲的哪一句，是这一张没有署名的纸上被人用橡皮擦过的一角。
那封信上的六个字她又看了一遍，看完拿铅笔在旁边一寸宽的纸边上打了一个极小的记号——她怕自己夜里写回信的时候把这六个字抄错了地方。打完记号她把笔放下，开始在心里过那三样。这三样她打算留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教：头一遍按着他的手教，教的是手往哪儿放；第二遍让他自己在她手背上做；第三遍让他闭上眼，只用嘴把顺序说一遍。她想到第三遍他多半要说反，就说反了也不要紧——说反了再想一遍，比一次就对更牢。她顺手在纸角上画了一个方块，画完自己看着笑了：她画得比弟弟信上画的那个还小。
她把信铺平，认认真真写下回他的话。她写自己决定留下了，写这一学期不走了，写那张课表她抄了一份，抄的时候星期三下午那一格是空的，她留着没填；写她昨天在那门课上被点了名，问她要是不敢蹲下去怎么办；写她答不上来，回来自己练了半个钟头，练到不抖；写她给他留了半个星期天的晚上教那三样，写他在旁边听着比她记得牢。写到最后一行，她停了很久。她想起弟弟在信末画的那个很小的方块——那只铁盒的盖子，盖子已经合不严，垫了半寸硬纸板。她这一学期不走了。她不走了，她就要替他把那只盒子再想一个法子。钢笔尖在纸面上悬了一会儿，落下去。她在信的末尾添了两个字，添得很轻，笔尖几乎没吃住纸，可那两个字她写得比全篇都端正。她把信照原来那两道折痕折回去，一边对边，压过两道，压在书桌右上角那一摞书底下，压得很平。窗外那棵光银杏被风翻了一下，又静下来。她没有再改那两个字。她在信末写了两个字：“等我。”
这封回信她前后写了三遍。第一遍写满了半页纸，写到中间冒出一句“你要是想我”，她看了两息，把那张纸对折塞进废纸篓——那一页太软，她自己读着都坐不住。第二遍她重写，写到一半改了称呼，把开头那个“我”改成“我这一学期”，又改回来；再往下改了一处，把末尾那一行空着。第三遍留下的就是这一封：她一共动了三处，把“下学期”改成“这学期”，把“我不在”改成“我在”，末尾那一行留白，不先写。最后那一行要留到全篇写完，等手不抖了再落笔。
她把手洗了，灯拧到最暗那一档。窗外那棵光银杏被风翻了一下，又静下来。她躺下以后没有立刻睡着，耳朵听着廊下：侯嫂还在灶房收拾，碗碟碰了三声；再往东是老太太那屋，拐杖靠在门框上有一声极轻的响。过了很久她才睡着。睡着以前她最后想的是一件事——末尾那两个字她改了主意才写的。原本她要写的是“等姐姐”；写到一半，她把后头两个字划了，划得很轻，纸背都没有透。
五月里下了两场雨，沈园院里那棵老白花一夜之间开了满枝。家里人都叫它白花，叫惯了，其实是一株玉兰，白得发青，花瓣厚，风过也不掉多少，落在青砖上像有人撒了一层碎瓷。侯嫂一早起搬了梯子，仰着脖子数了半日，回来报给老太太听：“今年早。比往年早了十来天。”老太太正在花厅里翻那本旧黄历，闻言把老花镜推上去，说了三个字：“开了就好。”隔了一会儿她又添了半句：“往年都是它最晚——今年这个，算早的。”侯嫂又说，墙根底下那棵玉簪也开了一小串，风一过往下掉花瓣。老太太摆摆手：“那个不记，那个年年开，记它白费纸。”
那株树在这园子里待了三十几年，没有人管它，也没有人移它。它不是玉兰，也不是丁香；园里的人一律叫它白花，叫惯了，连老太太自己也在账本上写“白花”。有一年林业站的人来看过一回，说这是望春玉冠的一个变种，本该是紫色的，这株偏白。老太太听完只问了一句：“那它算病么。”那人说不算。她就把这件事记下来了，记在账本最后一页的空白处，那一页后来再没有用过。
那两场雨一场在三号，一场在十二号。头一场下了半夜，第二场下到天亮；两场中间隔了八天，那八天里白天都出太阳，晒得院里的青砖发烫，踩上去烫脚。老太太坐在花厅里听见瓦上有声响，说了一句：“这是第二场。”侯嫂问：“太太怎么知道是第二场。”老太太说：“头一场雨点子稀，这一场密。密了就该开了。”她说完让人把窗子关一半，留着朝院子的那一扇。
第二天早上她站到阶前去看。那一夜风不大，树顶上的花全开了，一树都是白，白得发青；花瓣厚，一夜风过去，地上只落了薄薄一层。她数外头那一枝上的花苞，昨天还是青的，今天全开了，数到三十几就数乱了。她索性不数，只把那一枝轻轻抬起来看底——底下两根枝还是光的，光枝上头一层一层往上白，白到看不见叶子。院里来往的人从那棵树底下过，谁也没有停下来；只有扫地的老仆抬着帚子在底下站了一会儿，把帚头挪到别处去了。
白露六年级下，放学回来得早。他本该先写作业，却把书包往廊下一撂，出了园门往街口跑。街口有户人家的院里也有一棵，那棵开得比沈园这棵更盛，一树到底都是花，几乎看不出绿。他站在底下绕了一圈数花瓣——数了三遍，三遍不一样：第一遍数的是瓣，第二遍数的是层，第三遍他蹲下去数地上落的那一层。数完他捡了一片最完整的，翻来覆去地看，看上头那一条条脉络。侯嫂在后面喊他回来吃饭，他没听见，回头问了一句：“花为什么开在别人家。”侯嫂说：“谁说开在别人家了。”白露说：“这棵是咱家的，可人家那棵先开的。咱家的后开，人家的花早谢了，那不是白等么。”
街口那户人家院里其实有两棵。他数的那一棵是靠东墙的，长得高，枝子伸到墙外头去，墙外的部分被过路的自行车挂断过两回，断口发白；另外一棵在院子正当中，是去年栽下去的，只到墙头高，还没长开，站在底下一层绿里，凑近了看才见着几朵。侯嫂说的“开得盛”就是靠东墙那一棵。他绕着它走了一圈，鞋底踩在落花上，踩一脚软一下；走第二圈的时候他改了主意，绕得慢一点，抬头看枝，看枝上头还剩几朵没开的。
回来的路上他顺手捡了三片花瓣，都拣的是最完整的，一片也没有碰坏。进了园门他直奔自己屋，从抽屉里翻出一只空的墨水瓶，玻璃的，瓶口那一圈磕掉了一小块瓷——这只瓶子从前装的是蓝墨水，钢笔蘸的那种，瓶底还剩着一点渣。他把瓶子接了半瓶凉开水，把三片花瓣放进去，一片靠一片壁，花心朝外。放在窗台上摆到晌午，水没有浑，花瓣也没有蔫，边上还干着。他隔半个钟头去看一次，一上午看了七回。晌午侯嫂进来收碗，看见他把那瓶子摆在窗台当中，问：“你搁这个做什么。”白露说：“看它能撑几天。”侯嫂说：“花瓣撑不了几天。”白露说：“那就记着它撑了几天。”
小满那天在东厢改高二下的卷子，阿望在隔壁屋做初三的卷子，隔着一道板墙各写各的，笔尖在纸上沙沙的声音一停一起。白露跑进来，把那片花瓣搁在小满的卷子边上，问了同一个问题。小满把压着花瓣的那一页抽出来另放，把红笔放下：“树开花看的是根。根在底下走得多深，谁也看不见，可它自己知道那根底下是冷是暖。今年冬天冷得晚，开春又连着晴了十几天，它以为该醒了，就醒了。开早了也不算错，只是它跟街口那棵算的不是同一笔账。”隔壁阿望在里头接了一句：“那它明年还听那笔账的么。”小满说：“听。根不改主意，改的是天气。”她想了想又说，“而且你算算——满城这么多棵，要是都挤在这十来天里开，满打满算十天就全谢了。分开来开，从谷雨一直能看得到六月底。”白露低头看手里那片花瓣：“那咱家这棵，算早还是算晚。”小满说：“算晚。城里别处都开过了，它才开。晚一点，是好事情。”
板墙那一头阿望的笔尖也停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响起来。她没有抬头，也没有过去看。她后来跟眠眠说过：“那一下我知道他在听。他听我翻卷子的声音，就知道我错得多不多。”她把错题本翻到下一页，翻之前用指头在页码上点了一下——她数着她这一回还能坐在这里数第几页。他后来也在自己的本子上数，数的是他还能替她抄几回笔记。
小满讲完没有立刻低头改卷子。她把那支红笔的笔帽扣上，又拿起来在废纸上划了一道——划得太重，笔尖劈了，划出来的一粗一细。她把废纸揉成一团丢进纸篓，重新拿了一张，在上头画一个长方框，框里分三格：一格写“星期三”，一格空着，一格写“姐姐”。写完她自己看了一会儿，把那张纸也揉了；揉到一半她停住，把纸摊平，重新叠成四折，塞进笔袋最里层那一层，拉链拉不上，就压在拉链底下。做完这一套她抬头看窗外，院里那棵老白花正被风吹，落下来的花瓣贴着玻璃往下滑，滑到窗框那头停住。
傍晚她自己也去看了一回。她沿着树干走了一圈，数了数还没有白的枝——整棵树白了大半，剩下四根枝还是绿的，其中一根在最底下，从墙根斜着出来，那一根的花开得最晚，只开了三四朵。她抬头看了一会儿，闻到一点味道，不浓，是那种要凑近了才闻得到的甜。她转身要走，侯嫂在阶下喊她：“小姐，饭凉了。”她应了一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几朵花正对着她这一边，开在枝梢上。
傍晚，老太太让侯嫂把那几棵树记一记。花厅的方桌上摊开一张纸，侯嫂报，沈国渊拿笔记，阿砚站在旁边看。街口那棵五月三开，公园那一片五月初；沈园这棵五月十。谢明薇说记它做什么，老太太说：“记着。这个园子里头活的东西，一样都别漏。”她让侯嫂明年接着记，一个月写一行，记在旧黄历的空页上，记什么——哪棵树，哪天开，哪天谢。沈国渊记到第三行，笔尖抖了一下，他用手背抵住桌沿，把那一撇收住了，谁也没看。谢明薇看见了，把茶往他手边挪了半寸，没说话。白露在旁边听着，忽然插嘴：“我也记一份。”老太太看了他一眼：“你记你的。”白露问：“记哪儿。”老太太说：“记你本子上。写得难看也没人看——除了你自己。”
侯嫂报一棵，沈国渊记一棵。报到第七棵的时候两个人对不上数。老太太坐在旁边没有插话，等他们重新报了一遍，才说：“报的是园子里这几棵。街口那两棵是人家院里的，不算。”沈国渊把笔停住，想说什么，没有说。他把第七棵补上，末尾点了一个很小的墨点——那是这一家的算法：记错的那一棵不涂，只在旁边另点一个。
报的是一个一个来的。街口那棵是侯嫂自己数的，她隔着院墙数了三回，五月三夜里开的；公园那一片是看园子的老头托人捎话来说的，老头说的是四月底，侯嫂问了第二遍，还是说不准。侯嫂说：“那我记五月初。”老太太问：“他捎的话，还是你去看过。”侯嫂说：“捎的话。我去年秋天去过一回，那一片是九棵。”老太太点头：“九棵记一行可以，可你得注一句：看园子的人说的，不是你数的。”侯嫂应了。沈国渊的笔一字一字往下落。
阿砚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等侯嫂报完，园里的事也报完了，他才开口，问的是：“记进去的这些，是今年的，还是年年都要接着写的。”老太太说：“年年接着写。”阿砚说：“那这本子得留在花厅，不能搁在谁屋里。”老太太说：“本来就搁在花厅。”阿砚又问：“谁来写。”老太太看了他一眼：“我让谁写，谁就写。这一年我写了，明年我要是写不动了，就换人。”阿砚说：“换谁。”老太太说：“到时候再说。你记着一样就够——换人的时候，上头那几页不能空着。”
夜里白露真的找了一本子。是侯嫂给他的旧作业本，封面上还留着三年级时写的一个名字，他用橡皮擦掉，擦得纸起了毛。第一页他画了张表格，三行，写上街口、公园、我们家三个字，写得端端正正，比他交上去的作业本还工整。写完他抬头问了一句：“太奶奶，我写几点。”老太太说：“写你看见的时候。”白露说：“那明天也写。”老太太说：“明天也写。写满一年，明年这一页就知道跟今年差多少。”白露把本子合上，又打开，在表格下面空一行处添了六个字：“第一回，五月十。”添完他数了数，觉着少了点什么，又在底下补了一句：“街上那棵花少了一半。”他数了数今天写满的格子，还剩十几个，合上本子，趴在枕头上想了一会儿：明天早上七点二十，他得先绕到街口看一眼，回来再记。想到这儿他才踏实，把本子塞进枕头底下，翻身睡了。
那个本子是侯嫂给他的旧作业本，封面上还留着三年级时写的一个名字。他用橡皮擦掉，擦得纸起了毛，名字底下那一层铅笔印还在。他没有再擦第二遍，就在上头写了自己的名字，写得比原来那个大一号。本子第一页他没有写日期，只写了园子里那几棵树的名字，一行一棵，树名后头画一个很小的圈。他后来用这个本子记了三年，从六年级记到初一。
本子是他自己从灶房窗台上翻出来的——侯嫂攒了半抽屉的旧本子，摞在窗台上，摞了有小半尺高。他挑了最底下那一本，厚，纸黄，封面上那几个字被橡皮擦过，擦得起了毛。他把本子摊开，一页一页往前翻。翻到中间有一页折过角的，上头是一道除法订正，四道，错三道，错的地方没有改，只在旁边用铅笔轻轻画了一道勾；再往前还有一页是值日表，那天他值第一组，名字后头还画了一个歪歪的小三角。他把那一页看了两遍，忽然发现从前的自己有一个毛病：错的地方他不改，只画一道勾。合上本子之前他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上有他三年级时写的一行铅笔字：三月十七，语文九十二。字很小，挤在横格的角落里。他盯着看了半天，把这一页也折了个角。
第二天一大早，侯嫂就说了一句：“太太，昨天记错了一笔。”老太太问：“什么记错了。”侯嫂把人叫到院里，仰头指着那棵树——满树都是花，一片也没谢，一朵也没落。老太太也站到阶前看了一会儿，站得比平常久。白露抱着本子跑出来，举着问：“太奶奶，咱园子这棵，到底是早还是晚。”老太太把拐杖在地砖上顿了一下，站直了，慢慢道：“不早不晚。城里那些花，是各家各院的；咱园子这一棵开得晚，是替全城人留到最后头开的——这家的白花，是替全城人开的。”
侯嫂跟着解释：“昨天傍晚报的时候我说的是昨夜开，那是初九夜里开的。我记成了十。”老太太没有回头，只问：“哪一棵树。”侯嫂说：“第三行，咱们这棵。”老太太说：“你为什么记成十。”侯嫂说：“我看了表，看的是花开了个把钟头，我想着第二天再记，就记到十上去了。”老太太这才转过身，把拐杖在地砖上挪了半寸，说：“记东西记的是它开的那一息。你把开的那一息记成了第二天，往后谁翻到这一行都要跟着错。”
白露回屋把那本子翻开，先看自己写的那六个字——第一回，五月十。他看了很久，掏出橡皮，擦到纸起了毛，把“五月十”三个字擦成一个灰白的方块。他没有在上头改，他翻过一页，另起一行，写上五个字：初九夜里开的。写完又添了一句：太奶奶说，开了就好。他把本子摊在桌上晾着，晾到晌午才合上。中间他跑了一趟花厅，问老太太：“太奶奶，街口那棵要不要也改。”老太太说：“街口那棵是人家院里的事，你管得着么。”白露说：“那我就只记咱的。”老太太说：“记。记一年，你就知道哪一年早，哪一年晚。”
复课那天下了点雨。小满把伞收在门房，背着书包上四层，走过二楼半的转角，抬头看门上的班牌——换了新的，教室挪了一层。她退回去，从另一头重新爬上来，这回没再走错。高二的课表是眠眠替她领的，折成四折夹在书包夹层里，纸边已经被翻得起了毛，她一早上看了七八遍，把节次和教室都背下来了。门房的老头认得她，隔着窗口说了句“回来啦”，她点头应了，喉咙里有点紧。
她把伞收在门房，收伞的时候伞尖上的水已经淌了一地。门房那位老师抬头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伞放低处，那儿不淋。”她换了地方放。她上楼的时候一层一层数，数到二楼半的转角停下来，抬头看门上的班牌——新换的，白底黑字，四个号码并排。她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看完没有上去，等上课铃响了第一遍才迈步。她后来跟眠眠说：“我那天不是在门口看牌，我是在给自己数一个数。”
她在二楼半站了一会儿。转角那面墙上新钉了一块牌子，白底黑字，右上角那行班级编号是后印上去的，墨色比别处新。牌子底下压着旧的，旧的只剩一角，卷了边，钉子锈成褐色；旧的那块上写着高二（二）班，末了一个“班”字被划掉过又重新描了一遍，描得比原来的粗。她伸手把旧牌子的边按了按，按不平，就松了手。她站在那儿把新牌子上的字从头读了一遍，读完又读了一遍，然后才往楼上走。
四层这一段廊子比别的层干净，地砖是新铺的，砖缝里的水泥还没有完全干透，颜色比别处浅。教室门开着半扇，里头没人，灯是灭的，黑板上留着上一堂课的板书，最后一行只写了一个“人”字，写到一半停了，粉笔还横在粉笔槽里。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换到另一边——这只书包她背了两年，肩带右边那一条磨得起了毛，正背着硌肩。铃还有一刻钟，她把书包放进自己那张桌肚里，把椅子推进去，走到走廊上站住。
班主任在办公室门口等她，手里拿着一张纸——那是她落下的课，一门一门列出来的，格子划得整整齐齐，右边还标了哪几节是讲过的。班主任说：“你的座位没动。落的课我给你列了单子，你自己排。排不出来就问老师，别一个人闷着补。”她又说，“你妈妈来了两趟，第一趟替你请的假，第二趟替你交的材料。这个我不记在成绩上，我记在心里。”小满说：“她让我别跟您说这个。”班主任笑了一下：“那就当我多嘴。”小满把那张单子折好，夹进随身带的硬皮错题本——那一本边沿和里头纸页齐平，从来不鼓，这一回鼓了一点，鼓在她走之前没抄完的那一叠草稿上。
那张纸是她自己列的，一门一门，写得整整齐齐，右边标着节数。她数过，一共十一门，七十三节。班主任把纸递给她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自己也记不清是哪一天停的课，就按门数了。”小满接过来先看的是右边那一列，看完没有说话，把纸对折，塞进书包。她后来在宿舍里对着这张纸排了一个星期的补课表，排完发现根本排不下——十一门，第七天以后全是空的。她把表撕了。
走到楼梯拐角她才把那张单子从硬皮本子里抽出来又看一遍。一共十七门，最上头一门是开学第一天的语文，第二门是数学；每一行右边有一小格，格子里画着勾的是讲过的，没画勾的是欠着的。她数了一遍没画的，一百零六节；又数了一遍，还是一百零六。她从来不怕欠得多，她怕的是欠得没有数——没有数，就永远像还欠着，像那层楼黑板上那个只写了一半的“人”字。
小满把单子收进本子，又抬头问了一句：“我妈第二趟来，跟您说的是什么。”班主任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她在走廊上把材料交给课代表，交代了一句，说补的课要是小满落下的一半，请老师按一半算，不要按整数算。”小满低下头：“她连这个也算过。”班主任说：“我在这屋里二十年，头一回听见家长替孩子把路先量出一半出来。”小满没有接话，把本子的带子绕在手指上绕了一圈。
她回教室时快上课了。斜后方那个空了一整个学期的位子上坐着人。那人背对着门，正在把一摞书往桌角上码，码得齐齐整整，校服袖口短了一节，露出一截手腕。石头从后排绕过来，胳膊搭在她桌沿上，压着嗓子说：“空着的位子坐人了。开学第一天我就看见了，比你还高半个头。”小满没接话，把书包挂上椅背，翻开那本刚拿到的单子。数学老师进来点名，喊到“沈满”，她站起来说“到”，全班跟着喊了一声——这是老规矩了，从初中起就没变过。
她进教室第一眼看见的不是斜后方，是黑板。右侧那张座位表是新的，横格纸裁的，用四个图钉钉在黑板边上；她那一行后头是空的，空格里什么也没有，只在右下角画了一个很小的三角。那个三角她认得——是九月开学那天她自己画的。那天她来得早，老师还没来，她在旧的那张表上给自己画了一个记号；新表贴上来以后，有人照着旧表描了一遍，把这个三角也描了过来。她伸手在那个三角上按了一下，粉笔灰沾在指腹上，她把指腹在裤子边上抹了一下。
石头说完回自己位子去了，走回去的时候把凳子往后一拖，拖得很响。坐定以后他又隔着两排伸过手来，压着嗓子补了一句：“我早想说了。”小满说：“你说。”石头说：“那个人收拾桌子收拾得让人心里发毛——别人的桌子他从来不碰，他只管他自己那一张；可他每天擦完黑板还把讲台擦一遍。讲台从来不用人擦。”小满说：“老师让的？”石头说：“没人让。”他又补了一句：“值日他一次没落下过。他连扫帚放哪儿都记得。”
第二节课前，班主任在讲台上念这一学期转进来的新名单。念到第三个名字，全班都回了头，石头在后排用胳膊肘碰了她一下。班主任抬起头，又念了一遍：“严初，从外班转来的。大家欢迎。”底下有人吹了一声口哨。小满坐在位子上没动。她把“严初”两个字在心里过了一遍：一年前他走的时候把她的错题本还回来过，本子里头夹着一张从没送出去的牛奶盒纸板；再往前，还有更早的那些个秋天、那些张落在她桌上的纸。这个名字她以为已经翻过去了，念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屋里没有一个人记得，只有她一个人记着。
名字是照着纸念的。头一个是女生，进来的时候教室里没什么反应，她坐下就把书摆开了；第二个也是转来的，男生，坐在最后一排靠门那一头。班主任每念一个名字就停一下。念到第三个的时候，她把手里那张纸往下挪了半寸——纸上只有三行，第三行她昨天在办公室看过一眼。小满坐在位子上没有动，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石头在她后头把身子往前探了半寸，念完又缩回去，缩回去的时候凳子又响了一下。
上到第四节课，她才发现她那本硬皮的错题本不见了。开学头一天她就记过一回，那会儿以为落在了楼梯拐角；这一回连书包夹层也翻了，没有。石头说：“在你后头那个人的桌洞里，我第一天就看见了。”小满回头看了一眼：桌角码得齐整的那一摞书底下，露出半本硬皮的本子，边是旧的，跟她那本一模一样。她问石头：“你动过么。”石头说：“我动它做什么，我连封皮都不敢碰。”她要往回走，石头在后头补了一句：“哎——我劝你别在教室要。”小满停下来：“为什么。”石头说：“全班都看着呢，你要本子，他给你本子，那不成演给人看的了。”小满想了想，说：“你说得对。”她坐回位子，把那张落下课的清单摊开，一道一道往下排；排到第三道的时候她停了笔，把错题本在不在场上的事先放了放——那本子里头有一张她初中时留下来的牛奶盒纸板，五年了，她一直没舍得扔。
她先是不慌。她把桌面翻了一遍，桌肚翻了一遍，又把书包里那一叠卷子抽出来抖了一遍——抖完她才慌。上午她记过一次，上午记的时候本子还在桌肚里。慌乱只持续了半分钟，她就停了。她后来跟眠眠说：“我那时候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找本子，是先想它落在哪儿。落在哪儿能找，落在哪儿找不着——只这两种。”她按第二种想，想了半分钟就锁定了讲台底下那一堆。锁定了她就不急了。
这件事全班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石头，一个是她。她要是开口要，就等于当着四十多个人让那个人承认——他拿了别人的东西，又没有还。他要是不承认，这东西就成了他捡的；他要是不承认，她就得说破。两条路她都不走。上课还有十分钟，这十分钟她用完了，把那一句话在心里问了三遍，问不出答案。她把那本硬皮的本子在脑子里摊开：里头有她抄了三年的一道题；有她画错的坐标图；有初中那年夹在里头的一张牛奶盒纸板，剩下的都是空白。她把这件事先放下，先排课。
下午那门课的老师是外请的，上课就点了她的名，问的是复课后第一节要讲的例题。她站起来答了一句，答得不算好，第四步卡了一下才接上；可她知道自己站起来的那一瞬是稳的，坐下的时候手心有一层薄汗。坐下之后她回头看了一眼：斜后方那个人低头在记笔记，记完抬头，正好隔着两排人看她。石头在后面小声说：“喂，午后把你那本本子要回来。”小满说：“我知道。”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睛没有离开斜后方。她那一整个下午都记得这个眼神——不躲，也不追。石头后来在她背后嘀咕了一句：“他这一整节课，笔都没动过。”小满说：“不关你的事。”石头说：“我也没说是我的事。”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外请老师叫住了她。他姓什么没人知道，大家背后叫他外请老师，说他上课不用课本，例题都是临时画在黑板角上，写完擦掉，下回换个数再写。他把她叫到教室后头：“你站着答那一句，中间卡了一下。”小满说：“第四步。”他问：“第四步为什么卡。”小满说：“我把它当新东西做。”那老师点了点头：“你要是把它当成背下来的，就不卡了。”小满回座位上坐了一会儿，把那道题从头到尾重算了一遍——这一回没有卡。算完她在草稿纸上把第四步单独描了一遍，描得很重，笔尖把纸压出了印。
放学的时候她在后门等他。等到人都走尽，教室里拖地的水还没干，日光灯一盏一盏灭下去，只剩最后一排上头还亮着，那个位子上才站起来一个人——他比上学期高了很多。她站在门框边，他走到门口，看见她，脚步停了一下，然后站到她面前，从书包里抽出一本硬皮的本子递过来，两只手。封皮边角磨得发白，是她用旧了的那一本。她伸手接，他没松手，两个人各捏着一边停了半秒，他才放开。小满把本子抱在怀里，忽然发现自己准备了一整天的话，一句也用不上。他的手指关节上磨出一道新口子，指甲修得很短。她抬头的时候，他已经开口了，是这学期的第一句话，也是她在那边待了半年、日日夜夜想起的那一句：“你的错题本，我留着。”
等到的人都走尽了，教室里拖地的水还没有干，日光灯一盏一盏灭下去，只剩最后一排上头还亮着。他没有从正门进来，走的是后门。他站在后门口没有往里走，也没有喊她。他知道她要走后门——她自己也是从后门进来的。这个习惯是她们两个自己养出来的：正门人多，后门只有两个人，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他等她走到跟前，才把手里的东西递过来。递的时候他先看了一下她的手，看了才递。
放学以后她先到前门站了一会儿。前门那一侧是出校门的方向，这一层东头那几间教室的人下来，要横穿整条走廊。她站在门框边看了两分钟，看见人一个一个下楼，谁也没有往后门那边去。她没有往里走，转身从中间的楼梯下去，绕到后门。后门这一侧靠着操场，太阳已经斜了，光从门里横着照进来，把地上的影子拉得很长，日光灯是关着的，走廊上只有她一个人的影子。
等的时候她把书包抱在怀里，两只手扣着书包带。本子在书包最里层，隔着夹层她也摸得出那一点鼓——那张牛奶盒的纸板还在里头。她没有抽出来看。她这半年在那边算过很多笔账，算得最久的一笔是这一张纸：初中那年她扔过一回，扔在教室的簸箕里，当天下午她又从簸箕里捡了回来；捡回来的时候纸边已经脏了一圈，她用橡皮把那圈脏的地方擦了半个钟头，擦到纸背起了毛。后来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她自己也没有再提。
小满说：“我没丢。”严初说：“我知道。”小满又说：“你替我收着的那半年，我一句也没有问过。”严初把书包带往上提了提：“我也没打算给。”他没有说给谁，她也没有问。走廊那头有钥匙串响，值日的来锁门了，一串钥匙哗啦哗啦地碰。他往东，她往南，下楼的时候两个人的脚步一前一后错开了半拍。走到二楼那个转角，她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楼梯口，正把校服的领子翻正。
全市中学生演讲赛的场子在少年宫，题目出的很土——我收着的东西。阿望初三了，个子又蹿了一截，校服短了一寸，报名的时候填表还得找人代填身高。他抽的是上午第三个，云轻轻那天有一场夜戏，天不亮就出了门，是陆怀庸把车开到少年宫门口的。他自己没进场，把车停在离门最远的那排树底下，坐了半个上午。稿子是阿望自己写的，改了七遍，前六遍都被他撕了；第七遍他把纸对折四折塞进裤兜，上台前手心全是汗，讲到第二段就好了。台上的孩子一个个上去，有的看稿子，有的背对稿子讲得更好。阿望那一张坐在第一排最边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攥了一下又松开。讲完那一场，主持人还在报下一个，他站起来往门口走，走到台阶上停住，回头往台上看了一眼——台上的孩子还在鞠躬。
题目出得很土——我收着的东西。这六个字贴在礼堂后墙上，红纸黑字，贴歪了，底下用透明胶带重新粘过一遍。参赛的一共二十一个，抽签分五组，抽完当场念次序。阿望抽到第四组，第四组排在下午。他抽签的时候没有多看那张纸一眼，把纸折了两折塞进口袋，回到座位上才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看完折回去。第二遍是别人看见的。
报名表是在学校传达室领的，阿望去的时候只剩最后一张。表上第一栏是姓名，第二栏是班级，第三栏是题目——题目印得很大，两个字：我收着的东西。他拿着表回到院子里，把这一行念给小满听，念完说：“姐，这题出得土。”小满问：“哪儿土。”阿望说：“什么叫收着。收着就是存着，存东西有什么可讲的。”小满说：“你把东西存起来的时候，那件东西是谁给的，为什么给你，你还记得么。”阿望想了想，把表翻过来看背面，背面空白。他没有再说话，把表填了；填到身高那一栏他停住，抬头看了一圈——传达室门口进进出出的都是大人，一个也不认得。
稿子前头几回他没写完，是因为一写“我收着的东西”就会往好处写；后来他改了法子，不写好处，只写东西。上台他两只手扶在讲台两边，稿子在裤兜里，一眼也没有看。头一样他说的是一只掉了漆的铁皮小货车，车斗上有一块当年磕掉的印；第二样是两张卷起来的奖状；第三样是一张折成四折的纸，纸边压得平平的，是有一年他央着姐姐替他拿回来的一张课表；第四样是一张纸，下角烧焦了一小块——那张纸是他舅父六岁那年塞进去的，后来家里要烧，是他祖母用袖子把火压灭的。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第一排最边上有个女的抬手在眼下抹了一把，抹完又放下来。
阿望出来的时候陆怀庸站在最下一级台阶上。他跑了两级又停住，改成一步一步走——他记得奶奶从前说过一句：拿了奖也要走得稳。陆怀庸什么也没说，只伸手把他歪了的书包背带往上提了提，问：“讲得怎么样。”阿望说：“第三段卡了一下，忘了一句。”陆怀庸说：“忘了也讲完了，那就算完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奖状拿回去贴上。”阿望问：“贴哪儿。”陆怀庸说：“你姐那一张旁边。”阿望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那张还在。”陆怀庸说：“那天我看见的，位置跟她走之前一模一样。”他说完先上了车，坐进后座，把车门开着等他。阿望在台阶底下站了两息才上去——他小时候最恨的就是父亲在车里等他，因为一看就明白大人其实什么都没看见。他上了车，把奖状摊在膝盖上，摸了摸那道折出来的印。
他跑了两级又停住，改成一步一步走。他记得奶奶从前说过一句：拿了奖回来的人，走路要有走下来的样子。那句话她只在别人家孩子的升学宴上说过一回，说完就忘了，说的人也没记住。他记住了。他走完那十几级台阶用了大概两分钟，中间没有停，可也没有跑。走到底下他站住，先把校服的拉链拉好，然后才抬头。
车停在离门最远的那排树底下。树是槐树，五月里还没长开叶子，树影是光的。陆怀庸把车窗摇下来一半，一只胳膊搭在窗沿上，坐了半个上午。中间他下车了一回，在门房外头的小卖部买了两瓶水，一瓶拧开盖喝了，另一瓶没有开封，两瓶都塞在挡风玻璃底下那一格里；那瓶没有开封的，到中午还是满的。评委席上坐着四个人，他一个也没有看清。他把表摘下来看了一眼，看完又扣回手腕上——那块表他戴了十几年，表带换过两回。轮到第三个上台的时候，他把车里的收音机关了，从头到尾没有开过。
车里坐着没有说话。阿望把校服袖子往上推了推，露出手腕，腕子上有一道红印——是刚才在台上攥得太紧勒出来的。陆怀庸从后视镜里看见了，没有问，把车开得很稳。到第二个红灯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你上台前在裤兜上按了七回。”阿望愣了：“你数了。”陆怀庸说：“我在门口数的。”阿望把脸转开看窗外。街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槐树刚打苞，白露前天还问他玉兰和槐树哪一个先开。陆怀庸没有再说话；到岔路口他问了一句：“中午想吃什么。”阿望说：“面。”陆怀庸说：“家里有面。”阿望说：“家里有面，我也在家吃。”
回家阿望先换鞋，再把书包放在耳房门口，蹲下去掀那只旧铁盒的盖。盒里一层灰，他用袖子擦了一下，没敢大动，只把奖状塞进去，让它露一点角。盒盖还是合不严，垫的那半寸硬纸板有点松了，他用指甲压了压。铁皮小货车停在最里头，车头的漆磨得秃了；旁边两卷旧奖状卷得很紧；再旁边是那张折得平平的招生简章，和初夏那张初中预初班的课表。他看了那只小货车一会儿——那是太爷爷的东西，从爷爷手里过，从爸爸手里过，末了到了他手里。老太太有一回在门口说过一句：东西不值钱，来路才值钱。他记着。他盖上盖子，听见那一声“咔”，跟从前一样响。
盒里那两张纸他先拿出来看了。招生简章折了三折，边对边压过两道，折痕早就压死了，展开的时候不用他动手，纸自己照着旧痕合回去；上头那行极小的字还在，油墨味早散了，纸边发脆，手指捏着不敢用力。他把它放回原处，又把那张课表抽出来——初夏他央着姐姐替他拿回来的，折成四折，折角那道已经起毛。他把两张并在一处比了比：一张三折，一张四折；一张的字小，一张的字大。两张都是六年级那年留下来的东西，留在盒子里的日子一样长。
垫在盒底的那半寸硬纸板是从一只旧鞋盒上裁的。纸板一受潮就有味道，盒里那股味就是这么来的；今天它有点松，他用指甲沿着四边按了一遍，按完拿手掌在盒盖上按了两下，那一声“咔”还是不响。他有一回问他奶奶为什么不换个新盒子，奶奶说：“盒子不能换。换了，里头的东西就换了住处。”他那时候不懂；这回懂了一半——那只盒子在他爷爷手里放过，在他爹手里放过，如今在他手里放过，住处没有换过，所以里头的东西才认得这条街。
晚上吃饭陆怀庸才到。云轻轻早拍完妆换了家常衣裳，鞋跟都嫌高，一只脚趿着就往厅里跑，一进门就问：“第几。”阿望说：“第一。”一桌子静了一息，然后花厅那头传来拐杖顿地的一声，老太太说：“好。”谢明薇站起来给他夹了一筷子。云轻轻走过去，伸手去揉他的头，揉到一半停住——阿望自己矮下来一点，把耳朵往她手心里靠了靠，这个动作她说了十几年忽然又见到一回。她手停在那儿，鼻子先酸了，转过身去盛汤。
云轻轻把碗递给阿望的时候手是抖的，碗沿碰了一下他的筷子。阿望伸手接住：“妈，你别盛了。”云轻轻说：“我今天妆卸了三遍。”她说着自己也笑了一下，坐下的时候把鞋蹬掉了一只，一只脚光着踩在砖上。阿望把自己碗里的一个蛋夹到她碗里：“我不爱吃蛋。”谢明薇在斜对面说：“他从小爱吃蛋。”阿望说：“奶奶，我今天不爱吃。”满桌子都笑了。云轻轻笑完低头扒饭，扒了两口又停下，把那个蛋夹回他碗里：“那你自己吃。”阿望没有再推。
饭后全家都在厅里。阿望站在东厢那面墙前——墙上是他这些年的奖状，从最早那一张起，一张一张排着，空出来的那些用小钉子补过，倒还剩一格。眠眠说：“这格是你姐姐走前挂的那一张，挪了位置就露出一个空。”她又补了一句：“白露六下的卷子还压在桌角没写，你替我盯一眼。”阿望说：“他自己会写。”眠眠说：“他会写，我怕他拖着。”阿望站在那个空前面，手里捏着奖状，迟迟没有贴。他回头看了一圈：小满不在。老太太在花厅，谢明薇在灶房，眠眠在抱囡囡，陆怀庸站在门口换鞋。白露从廊下跑进来：“哥，你贴哪儿啊。”阿望问了一句：“姐在哪儿。”白露说：“东厢，她屋门关着。刚才侯嫂还说让她歇歇，别出来。”阿望把奖状举了举，又放下。陆怀庸在门口说：“门关着，你就站那儿喊一声。”
那面墙上一共挂了十一张。最早那一张是三年级得的，纸小，字是打印的，挂得歪；往下一张比一张大，纸边一年比一年齐。空出来的那一格在从上往下数第五张和第六张中间，钉子上还留着一个旧孔，孔里塞着一小截断掉的钉子尖。阿望站在那儿看那个空，看了很久。眠眠说过这一格是他姐姐走前挂的那一张；他没有问是哪一年挂的，因为他认得那张纸——那是他姐姐初二那年得的，纸角上有一处用尺子压出来的直痕。
白露跑过来，脚上还带着廊下的土。他仰着头数了一遍墙上的张数，数到第五张那儿停住：“哥，这一格是空的。”阿望说：“嗯。”白露说：“上回我来还是十二张。”阿望说：“上回是十二张。”白露说：“那少了一张。”阿望说：“没有少，是挪了。”白露想了想，把这个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问：“挪到哪儿了。”阿望说：“挪到你姐旁边。”白露哦了一声，又数了一遍那十二张，数完说：“那你得赶紧贴，不然人家数出来是十一张。”阿望说：“没人数。”白露说：“我数。”
他走到东厢那间屋门外，抬手敲了两下，敲得轻。里头半晌才应了一声。他吸了一口气，喊：“姐。”门开了一条缝，小满站在门后头，头发还散着，肩上披着一件旧毛衣，手里还捏着笔。她看见他手里那张奖状，愣了一下，问：“这是你的。”阿望说：“姐，你在不在。”小满把笔搁在门框上，说：“我在。”三个字说得很轻，像是怕他隔着一道门听不见。阿望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奖状，又抬头看了看她，忽然转身往那面墙跑，跑得台阶咚咚响，中间差一跤，跑到墙跟前才停住，把奖状举高，对了对边，贴上去。奖状不大，纸边有点软，他贴左上角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白露在后头喊：“贴正了没。”阿望说：“正了。”小满一直站在廊下的门框边没动，隔着一段檐廊看他贴，看他把四个角都按了一遍才松手。她是高二下的人了，那一刻在门框边站着，像又是那个被人替她贴着墙的孩子。
敲门之前他在廊下站了一会儿。廊下那盏灯是夜里才点的，白天不亮；廊柱下头有一道浅沟，是去年冬天淌水留下的，一直没有填。他把奖状换到另一只手上，换完又换回来；换到第三回他自己笑了一下，把手放下。小满在屋里说了一句什么，隔着门听不清。他问：“姐，你说什么。”里头说：“我说门没锁。”他把手在裤缝上按了按。屋里传出椅子挪开的声音，挪了一下又停住了。
小满回屋以后没有坐下。她先把桌上那支笔挪到砚台边上，把摊开的那页卷子合上，又翻开，才想起来自己其实没有要改什么。她站在桌边，隔着一道门听外头——奖状贴上去那一下是轻的，没有响；接着是阿望喊了一声“正了”；再接着是白露问了一句什么。这些她都听见了。她想的是那面墙：她走的那半年，墙上没有添过一张，也没有少过一张。这半年家里谁也没有提起过那个空着的位子——连老太太也没有问过一句“这个学期的奖状呢”。
六年级下的第六个星期，白露的值日表已经记到第三遍。每天早上他到得早，先把那个坐轮椅的同学推进教室门口，再回自己位上。那个坐轮椅的同学叫不上名字，大家一直叫他“那位”，他也不恼，进门就自己把刹车松了，手很稳，翻书翻得比谁都准，一页一页不着急。白露推他的时候要把力气用匀，下半段坡最重，一松手他就会往前溜半尺。白露推了半年，推得比门房的老头还熟。
每天早上他到得比谁都早，比值日表上写的点还早十分钟。他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把那个坐轮椅的同学从楼道口推进教室门口，那一段是半坡，推起来很慢，从楼道口到教室门口一共二十七步，他数过二十七回；第二件是把自己值日那天忘倒的那桶灰倒掉，倒的时候得先把桶从后门绕出去，绕后门要经过那间空教室，那间教室的门锁是坏的，一推就开。他倒完灰回来，顺手把空教室的门带上——带不上，就用一把扫帚顶着，顶了三个月，那把扫帚断了两根。
那个同学是三年级下学期来的，坐着轮椅进的校门。那天是十月的头一个星期，他家住在城南，来的路线跟别人不一样：从前街绕到学校后门，再从后门那条坡上来。坡分两段，上半段缓，下半段陡，陡的那一截一到雨天就滑。轮椅的右后轮有点偏，推起来右边比左边沉。白露第一天推，坡下半段手滑了一次，那人回过头，说了一句：“你别使劲，劲大了轮子会跳。”白露说：“那我怎么推。”那人说：“你听轮子的声。右边响两下的时候，你就歇半息。”白露照着做了，果然那一下就不跳了。往后就照这个法子推，推了半年。
值日表贴在教室后门内侧，一星期换一张，他记到第三遍。记法是他自己的：表上他值的那一格画一个小三角，推轮椅的那一天画两个。他在表边上写过一句话，写的是“推完再擦黑板”。老师看见过一回，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是先擦黑板，坡上有风，他手会凉。”老师没有再问，把表角抹平，重新贴回去。
白露的同桌是另一个男生，从老家一所撤了的小学转来的，皮肤黑，两只手粗，指甲剪得极短，那支断了尖又修好的旧钢笔一直插在笔袋里，一天要摸好几回。两个人一天说不了十句，可这一整班都看得出：白露忘事的那几天，是这个男生替他顶的。
他转来那天是开学第二个礼拜。他家在城南租了一间房，跟那位坐轮椅的同学住在同一条巷子里，中间隔了三户。他说话带一点口音，念课文的时候尤其明显，念到“处暑”“谷雨”这样的词上，一个字要顿两下；被老师点起来念过一次，念错了一个“处”，下课他自己拿红笔在书上把那个字圈了，圈了两遍。白天跟人说话不多，可他一张口就是能落地的话：借东西他说“在哪儿，我拿”；还东西他说“搁你桌上了”；别人替他做的事，他一定要说一句“我记着”。
两个人一天说不了十句，可这一年里他们之间说过话的事有三件。头一件是开学第二周，白露忘带尺子，转头看了他一眼，他就把自己的尺子从铅笔盒上取下来往前一推，推到两张桌子的中间，推过去的时候把尺子那道裂口朝着自己这一边。第二件是十月，白露值日忘了倒灰，第二天早上他把灰倒好，回座位坐下，一句没提；第三件是十二月下雪，他把棉手套脱下来放在白露桌角上，自己戴两只线手套。白露问了一句：“你不冷么。”他说：“我干活，手不冷。”白露把手套推回去：“那你别给我。”他说：“我明天要。”第二天他真带来了，还是两只线手套。
顶的是什么事呢。白露有一个毛病：值日那天总忘记倒灰，忘得多了老师就记他名字；忘带作业本更难圆，那一科的课代表收上来差一本，总得有人给个说法。白露第一次是装肚子疼，蹲在讲台边上；第二次是说帮侯嫂回家拿忘带的校服；第三次老师直接问到头上，他一声不出。那男生站了起来：“他昨天帮我抄了一黑板笔记，手腕崴了。”老师看了一眼白露的袖口——白露那天下午确实帮他抄过。老师嗯了一声，转身去写板书。下课那男生蹲在门口等他，只说了一句：“下回你说崴了手，袖子往上挽一点。”白露问：“你怎么知道。”那男生说：“我坐你后头。”他从铅笔盒里摸出一小截粉笔，在白露桌沿上画了一道短线，说：“这个是记号。你哪一天忘了找我，我就当你是自己记得，不用替你说。”白露看着那道线，半天才明白过来——这人连他会不会开口替自己说话，都提前给他留了台阶。
头一个毛病是值日那天忘倒灰。他忘的不是一次两次，是一个学期里至少十次，十次里有五次是第二节课之后才想起来。第二个毛病更麻烦：忘带作业本。这一样他没有借口，因为他前一天晚上把书包收拾过，收拾完还在台灯底下坐了一会儿——那一会儿他是在等自己想起来，等到熄灯也没有想起来。他后来跟眠眠说过这件事，说完补了一句：“我不是懒。我是每回都以为，明早出门前还会想起来。”
那道短线白露看了一个月。头几天他每天坐下都要看一眼，看到第三天才明白过来——线是给他看的，也是给他自己看的；哪天他忘了、也没开口，那男生就不会再替他说话，他得自己去。他后来真忘过一回：十一月的一个礼拜三，他早上把书包落在家里，走到半路折回来，进教室已经上了第二节课。那男生在桌洞里摸了一下，抽出两张纸推过来：一张是他自己的作业本，一张是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的是“他今天早上没带作业本，我替他交的”。白露看了一眼——那字写得比他小一号——把纸条折成四折塞进兜里，一整天没有说话。下午值日的时候他倒了两桶灰。
这样的半年，掩护换过三四回，借口也换过。有一回是值日，有一回是忘带尺子。有一回是侯嫂病了要住院，白露那天回家没人接，他跟老师说要去卫生院陪床，老师问“他家里人呢”，那男生站起来说“我去”。还有一回是数学小考，白露考砸了，卷子没敢交；那男生把两张卷子叠在一起交上去，老师发下来的时候谁也没发现。白露后来问他：“你就没想过，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那男生把铅笔在桌上转了半圈：“发现了也就是我抄你的，我成绩比你高。”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白露却在心里记了很久——这个人护起人来，理由都是往自己身上揽的。他替白露挡得最狠的一回是老师说他上课老走神，那男生举手说“是我叫他的，我有事问他”，把话头整个揽过去，末了还补一句“他听力不好，我得大声点”，老师笑了一下没再追问。白露一直不知道还有一张纸条——那男生头一回塞在他抽屉最底下，压了半层灰，上头只有一行：你昨天替我挡的那一下，我记着。白露看过三遍，没有回，他不知道怎么回；那张纸条后来夹进了那本借来的旧书里，那本书他一直没还。
那张纸条后来夹进了一本借来的旧书里，那本书他一直没还。是上学期他从图书室借的，薄的，封皮是牛皮纸的，书脊断了用白线缝过，缝的线头露在外头。书名他早忘了，里头夹着他自己抄的两页笔记。借期是一个月，图书室的老太太早问过一回：“哪本书看这么长时间。”他说：“有一页看不明白。”老太太说：“那看完再来换。”他说：“看完也不明白。”老太太就没有再问。这半年里他把那本书放在桌洞最底下，上头压着别的东西，谁也没有动过。
侯嫂住院那一回是四月里。她疼了两天不肯说，是老太太看出来的——第二天晌午江照的车就来了，把她送去了卫生院。白露那天早上照常七点二十出门，走到半路想起家里没有人，折回来，站在自己屋门口等，等到半个钟头，快迟到了才走。他跟班主任说的是要去卫生院陪床。班主任问“他家里人呢”，那男生站起来说“我去”。后来他真去了，穿的是白露落在教室里那双旧球鞋，鞋大了两号，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地响。回来的时候他在校门口把鞋脱下来拎在手里，光着脚走了一段。
第六个星期的星期三下午，那男生的妈到学校来了，站在办公室门口跟班主任说了很久。白露从走廊过，听见了半句：“六年级念完就走。”他站在楼梯口，手里借来的一本旧书慢慢滑到地上。他弯腰捡起来，站了一会儿，上楼坐回位上。那男生抬头看他，问：“你站那儿干什么。”白露说：“没干什么。”他把书放回桌洞，打开作业本，一整节课没写一个字。
他在走廊上只听见了半句：“……不是钱的事。”下头那半句被上课的铃声盖住了。他后来想过很多回，那半句到底是什么。他想过是他，可能是他抄作业，可能是他挡了道，也可能是别的。他想得最久的一种是：也许是那个男生自己不想让人来。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个想法。他只是从那天起，把值日表上自己的名字往后挪了一格。
他上楼的时候数了一遍台阶，一共二十七级；数第二遍的时候数出二十八级。他坐到位子上，把那本旧书放进桌洞，放得很深，深到看不见书脊。第一节课是语文，老师念课文念到一半，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第二节课下课他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从后门绕进教室，隔着窗看了一眼里头——那个男生还坐在那儿，一个人，桌上那两本作业本已经码好了，第三本码到一半停着。白露把手放在窗台上，等了一会儿才推门进去。
那天放学，白露没有跟他一起走。他磨了半天，到校门口，那人已经跟他妈上了一辆三轮车。他在门口站到那辆车拐过弯，回家的路上走得比平常慢一半。晚上他跟眠眠说了这件事，说得很平：“他六年级念完就回老家了。”眠眠问：“你难过么。”白露拿筷子戳了一下碗里的饭：“不难过。”眠眠笑了：“你说这句的时候，筷子戳了三下。”晚饭他没吃多少，把饭拨来拨去，拨出一个坑，眠眠给他夹了一筷子青菜，他吃了。吃完他说：“妈，我明天跟他说一句。”
那天回家的路他走得比平常慢一半。走到邮局门口他停了一下——橱窗里新贴了一张告示，贴歪了，字被浆糊压住半边，他伸手把上头那一角按了按，浆糊还没有干，手上沾了一点。他接着走。走到桥头那家修鞋的铺子前头，铺子今天没有开门，门板上挂着一块纸板，纸板上写的是“歇两日”。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没有要等谁，就接着往家走。走到家门口，天已经黑透了，门房里的灯亮着。
眠眠问：“说什么。”白露没想好，低着头扒饭，扒到碗底才说：“就一句。”眠眠没有替他编词，也没有教他怎么说——她把碗里那块排骨夹到他碗里：“那就明天早一点到。”停了一会儿她又问，“你要是说完了他还是走呢。”白露把那块排骨咬了一口，含着说：“那就等他回来。”眠眠笑了一下：“这句话你留着，过两年再说。”
那天夜里他躺下以后，把明天要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三遍。第一遍他打算说“你别走”，说完他自己把这三个字否了——这三个字是留到最后一刻才说的。第二遍他打算说“你在这儿多念一年”，说完也否了：这话轮不到他替人家家里定。第三遍他什么也没有想成，只想到一件小事——明天早上推轮椅下坡，他得比往常早到一刻钟，别让人等。他把台灯关了，八点半就躺下；平常他十点半才上床。躺下以后他把被子拉到下巴，忽然又起来，把明天要穿的那双鞋摆在床边，鞋头冲外，摆正了。
他没有赖床。天刚亮他就起来了，比家里起得早的还有灶房里的侯嫂。他洗脸的时候把水开小了，怕响。书包是前一晚就收好的，收得比平常整齐——课本一本一本码在夹层里，铅笔削了两支，一支插进笔袋，一支别在书包外面的网兜里。他把值日表从教室后门内侧揭下来折成四折塞进书包，又折了一下，压在最上头。然后他下楼。院里的地砖上有一层露水，走过去鞋底有一点响。
第二天早上他到得比谁都早。那位坐轮椅的同学照例在楼道口等他，他推着轮椅下了半段坡，到平地上才撒手，替他扶住门框。教室里只有三个人。那男生来得也早，坐在位上，正把两本作业本往桌角上码，码到第三本的时候停下，抬头看他。白露站在过道上，站了很久。他这十二年从来没有跟谁主动要过什么——要零花钱没有过，要换座位没有过，要人陪也没有过。他把两只手在裤缝上按了按，嗓子干得厉害，开口的时候声音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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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0章 白花开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