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一院三号会议室坐满了人。除了院里的科主任、医务处和宣传口，外来的更多——几家行业媒体、两个学会的联络人，还有闻讯赶来的患者家属代表。桌上每人一份材料，封面是那天的现场说明、封存单据和终止流程，按时间先后排开；末尾附着自家公号的答复全文，一句不多。窗子开着，风把纸张翻得哗哗响。眠眠到得比约定早十分钟，一个人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把桌签摆正，把笔一支一支码齐。程遇要替她接水，她摆摆手。
人陆续进来，会议室里渐渐乱起来。有人在跟媒体交换名片，有人在小声打听那几盒样品最后怎么处理的，还有两位患者代表一直站在门口，不肯往里坐，说“我们就是家属，别把我们当摆设”。眠眠走过去，把自己的位置让了半个，请他们坐前排，说：“待会儿有一句话我想请你们帮我听着，听完告诉我，我说得对不对。”其中一位老者连连点头。她站回桌尾，没有坐下，只把材料一叠一叠推正：“今天我说的不多，就三句。”
第一句：“不比疗效。”她说，任何一家机构来谈合作，我们都欢迎；疗效这件事，不由我们在会议桌上说，也不由任何一场活动的横幅和展板说。要说，就让规范的临床评价、让既定的评价标准去认，认得出来的我们不打折，认不出来的我们不吹。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因为我见过太多把‘好’印在易拉宝上的项目。做一两次可以，做十年不行。”去年有家机构送来一批设备，数量大，条件优厚，验收那天她发现随机器附的说明里压根没有对复查的约定；她把这批退了回去。半年后对方又来了，这一次主动把复查和随访都写进了条款里。“不是他们心软了，”眠眠说，“是他们后来懂了，一院要的不是一台机器，是这台机器十年以后还站得住。”
第二句：“不打价格。”她说，一院不参与任何以价格作为筹码的招采、捐赠和义诊谈判；价钱是多少就是多少，谁给得多、谁让得多，都改不了我们临床上的那一条判断线。她抬手指了指台下：“来这里坐着的，多半是不打折也能看得起病的人。我们省下来的那一点，要留到他们身上。”去年县乡站点第三站最缺两台能校准的设备，来谈的人张口就提条件：可以捐，但要挂名字，还要在站点门口立一块牌子。她把牌子的事原委说了，最后道：“立了牌，站就归他了。我们要的是那台设备能用十年。”
第三句：“不签条款。”她说，凡是附带排他、优先、返利，或者要求在学术结论、科室推荐、名单排序上作出安排的条件，一律不签。这一条她说得很慢，说完又重复了一遍：“不谈这个，不叫清高，叫本分。医院的公信力，是一院几代人不签条款攒起来的，攒得慢，垮起来只要一张纸。”她顿了顿，把话往回收了半分：“我也不打算把自己说成多有骨气的人。我只是不敢——今天在这张桌子上做决定的人，明天就得承认自己没做错。”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有人在记笔记，有人抬头看她，笔尖停在纸上不动。宣传口的同事小声问要不要把这三句做成一页海报贴出去，眠眠摇头：“不做。做出来就成了标语。”她说：“该记住的不是这三句，是这三句背后的那本台账。台账是能查的，标语不是。”她把材料收拢齐整，交给工作人员核对回收。就在这时，靠门那一排站起来一位老先生，头发花白，背有些驼，手里捏着一张对折了好几折的旧纸。他先朝台上躬了躬，才说：“我不会说话。我说三句。”台子上的东西，他不放心；那天拦台子的人，是替所有人拦的；顾主任讲的三句，他一句都不敢忘。说完他坐了下去，一屋子人没有一个出声。散会时眠眠走过去，他隔着椅背小声说：“顾主任，散会以后，我还有话说。”
阿砚来晚了半个时辰，进门时会议室已经空了一半。他在走廊尽头等她，把外套接过去，问她紧不紧张。眠眠说：“第二句说完我就知道今天成了，因为没人再问价格。”阿砚笑了：“这屋里坐着的，最怕的就是有人来问价格。”走到楼梯口，眠眠手机震了一下，是小满班主任在群里发的消息：春考成绩出了，数学进步二十六名。她念给阿砚听，阿砚只问一句：“那两道空的分，抄明白了？”眠眠说：“抄了三遍。”阿砚点头：“这就比二十六名要紧。”两人往楼下走，阿砚又问：“会不会有麻烦？”眠眠说：“会有。但今天坐在这儿的家属代表，比麻烦多。”话音刚落，护士从楼梯口跑上来，说楼下有位老先生不肯走，从早上一直坐在宣传栏前，问了一早上同一句话——他们的台子，后来拆了没有。
下楼时天还没黑透。老先生果然没走，一个人坐在宣传栏前，膝上摊着那张旧纸。他见眠眠出来，撑着膝盖站起来，问的第一句话是：“台子拆了没有？”眠眠说：“拆了。样品封存在院里，等查清了再处置，一件也不往人手里发。”老先生点点头，把膝上那张纸一层一层展开，纸很旧，折痕处快要断了。他看了她一会儿，忽然把纸往怀里一收，说：“那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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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0章 眠眠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