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那天的阳光有点烈，我站在住院部楼下的台阶上，眯着眼看玉兰树。
花瓣落了不少，剩下的几朵挂在枝头，白得晃眼，不是之前那种模糊的白，是能看清纹路的、带着点鹅黄花蕊的白。
“许未熙！”
李娟的声音从树后钻出来，她穿着件亮黄色的卫衣，离着十几米远，那颜色特别醒目，扎得人眼睛发酸。
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自己真的看清了，不是模糊的色块，是黄得发亮的布料，连她袖口磨起的毛边都看得真切。
她跑过来时带起一阵风，发梢挑染的几缕蓝在阳光下闪。
“能看清我这新染的蓝毛不？”她歪着头晃脑袋，发梢扫过我的手背，有点痒。
“能。”
我笑了，抬手想碰碰那抹蓝，指尖抬到半空又缩回来，攥紧了书包带。
包里装着医生新开的玻璃酸钠滴眼液，换了个进口牌子，瓶身比之前的精致，可滴进眼里还是一样的凉。
“医生说还得每周来复查，至少坚持三个月。”
“没事，我陪你。”
李娟不由分说抢过我的书包，甩到自己肩上，书包带勒得她肩膀往下沉了沉。
“先回宿舍，我给你带了排骨藕汤，食堂阿姨被我磨得没办法，特批我用了小电锅。”
推开302宿舍的门，桌上果然摆着个不锈钢保温桶，红色的布套洗得发白。
李娟掀开盖子时，热气腾地冒出来，带着藕的清甜和排骨的醇厚。
我盯着桶里的汤看，藕是粉白的，切得厚片，边缘带着点浅棕；排骨是酱红的，骨头上还挂着点肉，连藕孔里塞着的碎肉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种能分辨颜色和纹理的日子，原来我才失去半个月，却像隔了半辈子。
住院时最馋这口汤，可那会儿看过去，汤里只有一团模糊的黄，藕和排骨全是混在一起的色块，连勺子舀起来都得凭感觉。
“快喝，凉了就腥了。”
李娟把勺子塞进我手里，塑料勺柄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
我舀了一勺汤，热气扑在脸上，烫得鼻尖发酸。汤滑进喉咙时，暖得胸口发涨，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吧嗒吧嗒掉在保温桶的边缘，溅起细小的水花。
“你咋了？”
李娟慌了，抽了张纸巾递给我，“烫着了？”
“没有。”
我擦了把脸，笑出声，“就是……挺好喝的。”
“傻样。”
李娟拍了拍我的后背，她的手劲不小，震得我胸腔发疼，“快喝，我特意多炖了半小时，藕都面了。”
我捧着保温桶小口喝着，汤里的藕果然炖得面，抿一口就化在嘴里。
李娟坐在对面看着我，突然压低声音：“对了，辅导员上周在班会上提补助的事，说你这情况符合大病补助的条件，让你准备材料。”
我握着勺子的手顿了顿。学
校有大病医疗补助，住院时护士闲聊提过一嘴，说“住院超过七天就能申请”。
我当时光顾着害怕，没心思管这些，现在听见，心里猛地动了动，住院交了五千押金，医保报了一半，自己还得掏两千多，加上之前在校医院和省医院的检查费，前前后后花了快四千。
爸妈肯定又要去跟二舅借了，去年我学费不够，二舅就借了五千，到现在还没还清。
“需要啥材料？”我问，勺子在桶底刮出轻响。
“病历本、住院收费票据、医院开的诊断证明，还有申请表，得辅导员签字。”
李娟掰着手指头数，“我帮你问问生活委员，她去年申请过。”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台重新上了发条的钟。
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先滴一滴眼药水，仰着头等三分钟，再滴另一眼；上课雷打不动坐在第一排，黑板上的粉笔字能看清了，虽然盯久了还是会发花，像隔了层薄纱；晚上十点半准时熄灯，李娟帮我掐着点，说“医生说了，熬夜最伤眼”。
小组作业我主动补了上去。
之前分组做的《教育心理学》PPT，组长没好意思催我，我却抱着电脑熬了两个晚上，把自己负责的部分重新做了一遍。
讲台上展示时，我看着底下同学的脸，张萌的单眼皮，王浩的痘印，李娟挤眉弄眼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鼓掌时，我却觉得那些目光有点怪，像在看个差点坏掉又勉强修好的东西，带着点好奇，又有点疏远。
周末去复查，还是那个王建国医生。
他用仪器照我眼睛时，探头冰凉地贴在眼皮上，我盯着天花板的灯，那团光不再是模糊的晕，能看清灯罩的纹路了。
“恢复得不错。”
他移开仪器，在病历本上写字，笔尖划过纸的声音没那么刺耳了，“积血吸收得挺快，继续用药，下个月再来。”
“王医生。”
我突然开口，他胸前的工牌这次看得真切，照片上的人穿着白大褂，嘴角抿得很紧。
“我这情况……以后还会复发吗？”
王医生抬眼看我，镜片后的眼睛眯了眯：“不好说，高度近视的眼底就像老化的橡胶，得小心护着。别剧烈运动，别熬夜，别使劲揉眼睛。”
他顿了顿，笔在病历本上敲了敲，“年轻人，别想太多，按时复查就行。”
走出医院，阳光有点晃眼。
我掏出手机给妈打电话，想跟她说补助的事，电话响了三声才被接起，那头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是妈在摘豆角，每年这个时候，家里的豆角总能收一大筐。
“喂，未熙？复查咋样？”
妈的声音带着点喘，应该是刚从地里回来。
“挺好的，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我走到公交站台，看着站牌上的字，之前得凑到跟前才能认，现在站在马路对面就能看清【23路，开往火车站】
“妈，学校有大病补助，我想申请一下，能报点住院费。”
“申请那玩意儿干啥？”
妈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家里不缺钱，你爸这几天在工地找了个零活，给人搬钢筋，一天能挣两百呢。你把身体养好，好好上课就行，别操心钱的事。”
“能报不少呢，听说能报一半。”
我踢着脚边的石子，石子在地上滚出清晰的轨迹，“我这住院花了快四千，报下来能省两千呢。”
“花就花了，钱没了再挣。”
妈打断我，语气硬邦邦的，“你爸说了，只要你眼睛好利索，比啥都强。那补助别申请了，听着就晦气，好像咱多穷似的。”
我没再争。
挂了电话，23路公交正好来了，车身上的广告画看得清清楚楚，是个女明星在笑，嘴角的梨涡很深。
我上了车，投币时看着司机师傅的脸，他眼角有颗痣，说话时痣会跟着动。
以前我从来没注意过这些。
准备补助材料花了整整三天。病历本上的诊断结果、住院收费票据、省医院的检查报告，我都按要求复印了三份，整整齐齐订成一摞。
李娟帮我检查时，指着“玻璃体积血”那行字说：“你看这写得多清楚，肯定能过。”
我也觉得能过。
可材料交上去，等了一周，一点动静都没有。
生活委员是个腼腆的女生，我问了两次，她都支支吾吾的，说“还在审核”。
“别问她了，我帮你打听了。”
李娟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把书包往桌上一摔，气鼓鼓的。
“生活委员跟我说，你的材料卡在辅导员那儿了，说辅导员觉得‘情况不够具体’，让再补份医院的详细诊断。”
“我都补过了啊。”
我翻开文件夹，里面夹着张打印的眼底检查报告，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玻璃体混浊伴少量积血，视网膜周边变性”，医生还特意盖了红章。
“谁知道呢。”
李娟撇撇嘴，往椅子上一坐，“辅导员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上次张萌申请贫困补助，就因为她妈去办公室哭了两回，就给批了最高档。要不……你去找辅导员问问？”
我捏着文件夹，在辅导员办公室门口站了十分钟，办公室的门是磨砂玻璃的，能看见里面的人影在动。
辅导员坐在靠窗的位置，打电话时手在键盘上敲得飞快，头发扎成个低马尾，发梢有点毛躁。
以前我挺怕她的，总觉得她眼神太利，看人的时候像在挑错，现在隔着玻璃看过去，却能看清她眼角的细纹，突然就没那么怕了。
“进。”
她挂了电话，抬头看见我，扬了扬下巴。
“王老师，我想问问补助的事。”
我把文件夹放在桌上，塑料封面在阳光下有点晃眼，“材料我上周就交了，生活委员说您让补的诊断我也补了……”
“许未熙啊。”
她打断我，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椅子发出“吱呀”一声轻响。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住院时间不长，也就十天，恢复得也挺快，其实……”
“可是我花了四千多。”
我攥紧了手指，指甲掐进掌心，疼得很清楚，“我爸妈是农民，我爸腰不好，前几年在工地摔过，现在还得去给人搬钢筋……”
“谁家没点难处呢？”
她笑了笑，嘴角的弧度很淡，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说件无关紧要的事。
“你这病也不算大病，校医院的医生跟我说了，就是年轻人用眼过度，养养就好了。再说，真要是严重，你爸妈怎么不来照顾你？年轻人，克服一下就过去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妈买了高铁票是我让她回去的，想说我一个人在省医院摸不着诊室时，蹲在走廊里哭了半个小时，想说我怕她来了看见我眼睛肿得像核桃，晚上睡不着觉。
可话到嘴边，全堵死了。
喉咙里像卡着团棉花，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走出办公楼，风挺大，吹得玉兰树的叶子哗哗响。
我没回宿舍，绕到操场，坐在看台上。
下面有人在踢足球，绿色的草坪，红色的跑道，白色的球门，清清楚楚，连球员球衣上的号码都能看清，是17号。
可我心里却蒙上了层雾，比眼睛里的雾更浓，更冷。
补助的事，我没再问。
李娟替我不平，拍着桌子说：“肯定是被张萌顶了，她爸跟辅导员认识”。
我摇摇头，算了。
直到两周后的一个晚自习，我去水房打水。
隔间的门没关严，留着条缝，里面传来张萌的声音，她说话总爱拖着长调，辨识度很高。
“……我跟你说，辅导员跟我妈打电话时说的。”
她的声音压得低，可我听得清清楚楚，像针一样扎进耳朵。
“说许未熙那情况，压根没多严重，真严重能不让家长来？说白了就是想占便宜，觉得住院能捞点好处……”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手里的热水瓶晃了晃，水洒出来烫在手腕上，钻心的疼，我却没松手。
保温壶的铁皮烫得手心发疼，可这点疼，比不上心里的凉。
原来如此。
我不让妈来，是怕她看见我哭，怕她担心得睡不着觉，怕她来回折腾花路费，怕她跟我一样在陌生的城市里慌得找不着北。
这份我以为的懂事，在别人眼里，成了“病得不重”的证据。
孝顺反倒成了错。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按时滴眼药水。李娟催了我两回，我说“忘了”。
她没再问，只是默默帮我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
窗外的玉兰花落得差不多了，花瓣铺在地上，像层碎雪。
我趴在窗台上看着那些白色的瓣子，突然觉得很累。累得不想解释，不想争辩，甚至不想再跟人说起那段日子。
后来真的没人再问了。
大家看见我按时上课，按时去图书馆，按时在周末背着书包去医院，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有人说“你恢复得真好，一点看不出来住过院”，有人说“就说你那病不严重吧，年轻人哪那么娇气”，我都笑笑，不说话。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枕头底下还压着住院时戴的病号手环，蓝白色的；永远不会知道，我滴眼药水时总要盯着瓶口看半天，怕哪天手一抖没滴进眼里，就意味着又看不清了；永远不会知道，我站在讲台上试讲时，总会突然心慌，盯着黑板上的字看，怕下一秒它们就变成模糊的一团。
有次家里来电话，妈说村头的王婶问你是不是病好了，说你爸跟人吹牛，说我家未熙眼睛好得很，将来要当老师呢。
“嗯，好了。”
我笑着说，眼里的雾又起来了，不是看不清，是眼泪要掉下来。
“特别好，黑板上的字看得清清楚楚。”
挂了电话，我摸出眼药水，滴了两滴。冰凉的液体滑进眼里，顺着眼角往下流，有点疼。
也许，有些痛，注定只能一个人扛着。就像医生说的“不重”，辅导员说的“不严重”，旁人说的“真矫情”，他们看不见那层磨砂玻璃，那就，不看了吧。
反正，我自己看见了。
这就够了。
我把那瓶进口眼药水放进抽屉，和之前用空的药瓶摆在一起。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药瓶上投下小小的光斑，亮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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