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玲子的吉他
2010年5月8日，晚上。
食堂在一楼，很小，只有六张圆桌，铺着白底蓝格的塑料桌布，有几张的角翘起来了，用透明胶粘着。晚饭是青菜、豆腐和一碗汤，汤是紫菜蛋花的，蛋花打得很散。打饭的师傅给沈静的碗里多舀了一勺豆腐，说：“阿静，今天豆腐嫩，趁热。”沈静说了声谢谢，声音很小，但说了。
沈静和刘小川坐在靠窗的桌子。窗外是黑的，玻璃上映着食堂的灯，两个人影子叠在窗外的夜色上。
沈静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刘小川很快吃完了。他看着自己空了的碗，又看看沈静的碗，想起林小雨妈妈说的话，“能吃是好事”。他把筷子放下，学着等。等，也是这一年学的。以前他等不了，他总想快点做完一件事，好赶去做下一件，仿佛日子是欠着债的。现在他知道，慢的那个人不是在磨蹭，是在用自己的节奏，把饭吃成饭，把日子过成日子。
“你不催我。”沈静说，嚼着，没抬头。
“急什么。末班车没了我就不走了。”
沈静的筷子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睛里有点什么闪了闪，然后低下头，继续吃。这一顿饭，她吃得比平时多了小半碗。
吃完饭后，沈静带刘小川去了院子里。
天已经黑了。院子里的路灯很暗，灯泡外面罩着的铁罩锈了，光漏下来，只照亮脚下的一小段路，路的两头都是黑的。榕树的影子很大，铺在地上像一张黑色的网，网眼里有零星的虫鸣。白天的知了睡了，换了一班更小的虫子值夜。远处主楼的窗户亮着几格，暖黄的，像浮在黑海上的一点一点灯火。
沈静坐在石凳上。石凳白天晒过，现在还有一点余温。刘小川坐在她旁边，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
“玲姐以前是星海音乐学院的老师。”沈静说。
“教什么的？”
“钢琴。她弹得很好。不是‘很好’，是那种，”沈静找词，“你听她弹一个音，就知道后面几十年的功夫都在那个音里。她女儿也弹。七岁就过了四级。七岁。我七岁的时候还在数手指头。”
沈静停了一下。
风从荔枝林那边过来，带着夜里才有的凉。路灯的光晕里，小虫子在飞，一圈一圈。
“她女儿死后，她就不弹了。琴留在学校，她再没碰过。她老公带她到处看医生，北京、上海，都去了。后来送到这里。她在这里住了三年。她老公第二年来提了离婚。她签了字。”沈静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档案，“签字那天，她跟我说，阿静，笔很顺，写得很快。她说她练了半辈子签名，那天是签得最好的一次。”
“她现在还弹？”
“偶尔。琴是去年一个病人家属送的，说是抵住院费的。她收下了，摆在墙角，三个月没碰。后来有一天，她教我。”沈静顿了顿，“我学得很慢。我手上有药抖。她说，抖就抖，按不实就多按一会儿。弦不嫌你抖，弦只嫌你松。”
刘小川想起陈玲房间墙角的那把吉他。那吉他看起来很旧了，琴弦有些生锈，面板上那块磨白的地方，原来不是按弦磨的，是抱琴磨的。一个人天天把琴抱在怀里，又不弹，木头上就磨出这样的痕。
“她人很好。”沈静说，“她什么都懂。她跟我说，人活着就是学会跟自己和解。我还没学会。”
“什么算和解？”
沈静想了想。她认真地想，手抱住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想了很久，久到虫鸣都换了一个调子。
“就是不再问‘为什么’。”她说。
刘小川在黑暗里坐着，这句话落进他心里，砸出一圈一圈的响。
他想起自己。他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周鸣要跳下去？为什么那天下午他不肯回头？为什么最后那条短信不是发给他？为什么沈静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他什么都做不了？为什么活下来的是他？他问了三年。三年里他把这些问题问遍了，问湘江，问珠江，问图书馆五楼的天花板，问深夜宿舍的裂缝。没有答案。问题不但没有答案，还越长越大，大到住进他身体里，跟他抢地方。
“你问过‘为什么’吗？”沈静问。
“问过。”
“找到答案了吗？”
“没有。”
“我也没有。”沈静说，“玲姐说，找不到答案的‘为什么’，攥在手里，就是石头。放下，就是种子。她说的。她放了吗？我不知道。她半夜弹琴，弹两句就停。停的那一下，我听见过。那一下里面就有‘为什么’。”
刘小川沉默着。他忽然想起白裙子那晚，想起陈永泽的三道题，想起自己备忘录里那句“家具不会拒绝，我在学”。他一直以为他的问题是不会拒绝，现在他觉得更底下还有一层：他所有的不拒绝，都是不敢让任何一个“为什么”有机会再问一遍。他接住所有递过来的东西，是因为周鸣递过来的最后一件东西，他没有接住。
“小川。”沈静忽然叫他的名字。
“嗯。”
“你手里攥着几个‘为什么’？”
刘小川想了想。“不知道。没数过。”
“我数过。”沈静说，“我的，现在是三个。最多的时候，四十七个。医生让我写下来的。写在纸上，一张一张数。四十七个。现在剩三个了。还剩的三个，我打算留着。玲姐说，留两三个不碍事的，就像留几颗钉子，钉着你，掉不到水底下去。”
“哪三个？”
“不说。”沈静说，“说出来的钉子就生锈了。”
她靠过来，头搁在他肩膀上。
这次她靠得很实，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不像上次在麓湖，那次她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随时准备漂走。这次她是把自己交过来的，几十斤的、活的、有体温的重量。刘小川没有动。他闻到她身上的味道，洗衣粉的皂香，底下是一层淡淡的药味，苦的，很轻。这个味道他会记一辈子，他知道。就像他会记住林小雨靠在他肩膀上的时候，是油烟味和豆浆味。两个女生，两种味道，两个世界。一个是夜的、药的和琴的，一个是巷子的、油锅的和豆浆的。他两个都舍不得，他知道自己贪心，可是今天下午陈玲跟他说了：做人不是记账，不用平的。
先把你手边的这几个人，一个一个顾好。
“小川。”
“嗯。”
“你以后还会来吗？”
“会。”
“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这个问题底下埋着的东西。这个问题底下埋着的是：如果我退回去呢？如果我有一天又沉下去呢？如果我半夜不弹琴了、不剥蒜了、不叫你名字了呢？
“不管。”刘小川说。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把话说满，不是空话的那种满：“荔枝红了我来，荔枝落了我来。升旗手他们宿舍的旗，每天六点挂。我这边的旗，每个周六挂。你这边——”他低头看了看肩膀上那颗头，“你这边我看着。”
沈静没有说话。
她只是把头往他肩膀上又压了压，压出了一点真的分量。然后她抬起手，指了指主楼的方向：“琴在玲姐那儿。她说今天你来了，让你，不对，她说，”
她学陈玲的口气，学着那个又稳又暖的调子：“‘让那孩子弹一段。弹什么随意。弹错了不怪他。’”
刘小川愣住了：“我不会弹琴。”
“她说不会弹才让你弹。”
“这是什么道理？”
“她的道理。”沈静说，“你去了就懂。”
刘小川站起来，去敲了陈玲的门。门开着。陈玲把琴递给他，什么也没交代，只说了一句：“夜里弹，小声点，三楼赵伯睡了。”然后她转身去收拾她的药盒了，背对着他，留给他一个安静的、不用被看的后背。
刘小川抱着琴，走回院子里，在石凳上坐下。沈静坐在旁边。
他调不了弦，就用沈静教的那一个姿势，笨拙地按住最粗的那根弦，右手往下，扫了一下。
“嘣，”
声音在夜里散开，散得很远。是一根生锈的弦，声音哑的，颤的，可是它响了。
他又扫了一下。再一下。不成曲子，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声，又一声。三楼一扇窗户后面的粤剧收音机，不知什么时候关掉了，院子里只剩下这一根弦的声音。
“周鸣要是听见，”沈静在旁边轻声说，“会说太难听了。”
“会说‘再来一遍’。”刘小川说。
“嗯。”沈静把头靠回他的肩膀，“再来一遍吧。”
刘小川又扫了一下。嘣——
远处的荔枝林黑乎乎的，像一片没有边界的海。青果子在黑暗里长着，不响，不急，一天大一号。他想：这就是从化。这就是沈静住的地方。安静，偏远，与世隔绝。她在这里，他在广州，中间隔着两个半小时的路，四号线，八号线，二号线，七块钱的公交。
但此刻她靠在他肩上，一根破弦在黑夜里响。
这条路，好像不存在了。
路还在。可是有人愿意走，路就不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