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升旗手的国旗
2010年5月6日，凌晨。
刘小川半夜醒来。
不是被吵醒的，是被一种“不对”惊醒的。宿舍里很黑，阿彬的电脑屏幕还亮着，游戏画面在闪，人却不在椅子上，耳机挂在椅背上，还热着，人去了哪里不知道，多半是去楼下网吧通宵了。阿杰没回来。对面床上，鼾声没有。
这几个月，张红旗的鼾声成了这个宿舍的钟。他的鼾均匀，响，红旗不倒。钟停了，人就醒了。
刘小川睁开眼睛，看见升旗手坐在床边，面朝窗户。窗户开着，夜风吹进来，窗帘在动，一下一下，像什么东西的呼吸。
“升旗手”的本名叫张红旗。河南人，家里三代贫农，爷爷给他的名字，说是跟新中国的旗杆一起立的。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雷打不动，用手机播放国歌，把一面小国旗挂在窗口的窗框上。旗是他从家里带来的，很旧了，边角洗得发毛，但每次挂上去之前，他都会用手把褶子捋平。室友们取笑他，给他起外号叫“升旗手”，他从不恼，只是说：“笑吧。旗不笑。”
他成绩不好，但很努力。他每天去图书馆，坐最后一排，回来很晚，晚到宿舍楼快关门。他不打游戏，不喝酒，不交女朋友，把钱省下来，一个月往家里寄一次。他唯一的“怪癖”就是升旗。
刘小川坐起来。“你怎么了？”
升旗手没有转头。他盯着窗外。窗外是榕园的其他宿舍楼，有几盏灯还亮着，亮着的那几扇窗后面，多半也是睡不着的人。远处有一辆夜班公交车驶过，灯光扫过楼与楼之间的空隙，扫出一道转瞬即逝的亮。
“我想退学。”升旗手说。
刘小川没有接话。他坐在床上，等升旗手继续说。这是他跟沈静学的：等。
“学不会。”升旗手说，“什么都学不会。高数挂了两门。英语四级考了三次没过。专业课也听不懂。老师讲的东西，别人的脑子是一张纸，一写就上。我的脑子是块石头，写了，掉地上，碎了。”
“可以慢慢来。”刘小川说。
“慢慢来？”升旗手转过头看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脸很白，眼窝很深，这半年他瘦了很多，颧骨底下凹下去两块。“我爹在河南种地。六十八了，还在种。我娘在镇上给人洗碗，一天三十块，手泡得发白，冬天裂口子，裂了就用胶布缠上接着洗。他们供我上大学，借了三万块钱。三万。我爹说，咱家祖坟上没长过大学生这棵草，你就长出来了。我慢慢来？我拿什么慢慢来？”
刘小川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来没想过钱的事。他爸每个月给他打生活费，八百，不多，但够用。他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他的愁全是别的愁，是水，是沉默，是说不出口的话。此刻他忽然意识到，愁也是分品种的。张红旗的愁是旱地的愁，是一分钱掰成两半的愁，跟他的愁比，土得多，也重得多。
“小川，”升旗手说，“你也是一个人。”
“什么？”
“你也是一个人。我看得出来。你每天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坐在图书馆。你不跟任何人说话。”升旗手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观察记录，“我升旗的时候，窗口朝着整个院子。我什么人都看得见。你凌晨回来，你清早出门。你手机响了，你看一眼，不接。有人给你发短信，你回得很快，回完了把手机攥在手里很久。”
刘小川没有出声。他不知道自己被人看了这么久。
“我有朋友。”
“那个法学院的？那个外语系的女生？”升旗手笑了一下，笑得没有一点力气，“还有那个总发短信的。从化那个。你以为你藏得好。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一屋子人，可是这一屋子人，一个都不在这个宿舍里。”
刘小川的喉咙动了一下。这话太准了。准得像陈永泽那句“你比你以为的空得多”。这两个人，一个从里往外拆他，一个从外往里看他，而他站在中间，忽然被看得清清楚楚。
升旗手站起来，走到窗边。月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很长，斜斜地搭在刘小川的床脚。他伸手，把那面小国旗从窗框上取下来。取的时候动作很轻，先解两个角，再整幅托住，不让它拖到窗台。他把国旗叠好，对齐，压平折痕，放进抽屉里，放进去之前，他的手在旗面上停了一秒。
“我明天不升旗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看。”升旗手说。他背对着刘小川，声音撞在窗玻璃上，弹回来，闷闷的，“我升了两年，没有人看过一眼。每天六点，整个院子就我一个人醒着。我放国歌，把旗挂上去，风一吹，旗响，哗啦哗啦的。我就站在窗口看，看到国歌放完。我升给我自己看。但是，”
他的声音在这里断了一下。
“我不想看了。”
他躺回床上，面朝墙，背对着刘小川。床架咯吱响了一声，然后安静了。
过了一会儿，刘小川听见他在哭。
哭声很小，很小，小得像一只老鼠在啃东西，一下，一下，啃着什么比它大得多的东西。那不是一个二十岁男生该有的哭法，那是一个撑了太久的人，撑到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剩下这么小的声音。他不敢哭大声。他连哭都不敢占用地方。
刘小川坐在床上，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起沈静在浴室里坐了一整夜，水龙头一直开着，开着的水声就是为了让哭声听不见。他想起周鸣在桥上，把书包摆得整整齐齐，连死都收拾得干净，不占用任何人的地方。他想起自己。想起那句“你也是一个人”。想起陈永泽的三道题。
不拒绝的善良是给坏事的通行证。他昨晚刚写下的。
那么现在，此刻，是答题的时候了。
他掀开被子，下了床。他走到张红旗床边，没有说话，只是坐在了那张床的外沿上。床很窄，两个人挤着，弹簧往下沉了沉。他伸出手，犹豫了半秒，放在张红旗的背上。
背很薄。肩胛骨隔着T恤顶着手心，一楞一楞的。
他没有说话。他不会说“没事的”，不会说“会好起来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信，轮不到他去骗一个正在啃自己的人。他只是把手放在那里，放得很稳，像在中山医走廊上那样，像在桔子花开奶茶店里那样。他不走。他知道这时候“在”比“话”值钱。
哭声慢慢小了。啃东西的老鼠，啃累了，或者，知道旁边蹲着一个人了。
“红旗。”刘小川开口了。这是他第一次不叫外号，叫本名。
背上的人没有应，但在听。
“旗，”刘小川说，“不是升给别人看的。”
窗帘还在动。窗外，天最黑的时候正在过去，黑得最沉的地方泛起了一层极淡的灰。
“我有个朋友，”刘小川慢慢地说，“她说过一句话，我记到今天。她说，音乐不会问你问题。你那面旗，也不会问。它不问你四级过没过，不问你高数挂没挂，不问你拿什么还三万块。它就问一件事：明天早上六点，你还在不在。”
升旗手的呼吸停了一下。
“我妈在医院洗碗那几年，”刘小川说，这是他第一次跟人说这个，连他自己都愣了一下，纺织厂改制之后，他妈妈确实在医院后厨做过两年，“她跟我说，日子这个东西，不求好看，求个‘续’字。断不得。断一天，接起来要花十天的力气。”
他把手从背上收回来，站起来，走到窗边。
“旗你不升了，行。那是你的事，你说了算。”他伸手，把抽屉拉开，把那面叠得整整齐齐的小国旗取出来，托在手心里，“但是明早六点，我替你挂一天。就挂一天。我不放国歌，我不会唱。我就把它挂上去。你要是六点醒得来，你就看一眼。看一眼，明天想不想接着挂，你自己定。”
张红旗在床上翻过身来。月光移了角度，照在他脸上，眼眶红的，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什么，像一个人被人在最狼狈的时候看见了，又没有嫌弃。
“你六点起不来。”他说，嗓子哑的，“你天天赖床。”
“你以前六点放国歌，我也天天被吵醒。”刘小川说，“你以为我睡着？我醒着。我听了两年了。我还会跟着哼最后一句呢。”
张红旗看着他，忽然笑了。哭肿的眼睛配着笑，样子很怪，也很难看，可是那是活的。
“那一句，”他说，“是‘前进前进前进进’。”
“对。就是那句。”刘小川把旗子放回他枕头边上，“进。不是成绩进。是人在。人在，就算进。”
那一夜，两个人都没有再睡踏实。刘小川回到自己床上，躺下，闭上眼。他听着张红旗的呼吸，听着窗帘的声音，听着远处偶尔驶过的车。他睡不着，但他不再翻来覆去了。
他在黑暗里给从化打好了腹稿，这个月的第三句诗，明早再发：
“凌晨听见有人啃自己。我把手放在他背上。原来手也是可以说话的。”
2010年5月6日，清晨六点整。
国歌没有响。
但是榕园三栋三楼的窗口上，那面洗得发毛的小国旗，升起来了。挂它的人手很生，夹子夹了三次才夹稳。旗子挂上去，风吹过来，旗面哗啦哗啦地响。
窗口后面站着两个人。一个睡眼惺忪，头发乱着。一个眼睛肿着，站得笔直。
整个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抬头。晨跑的人从旗子下面跑过去，一、二、三、四。
没有人看。没关系。
旗响着。哗啦，哗啦。像有人在啃，也像有人在答。
前进，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