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墨养了一只猫，橘色的，名叫小花。
小花今年十二岁，换算成人的年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太太。但小花没有老太太的自觉，它依然热爱三件事：吃、睡，以及凌晨四点把李墨踩醒。
李墨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事实上，她觉得凌晨四点被踩醒也挺好的。反正她也睡不着。十二年来，她的睡眠一直不太好，总是在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医生说这叫早醒型失眠，建议她睡前喝热牛奶、听轻音乐、做腹式呼吸。她试过一次，牛奶喝了，音乐听了，呼吸也做了，然后凌晨三点十七分，准时睁眼。
后来她就不试了。
小花是在她大四那年冬天出现的。
那是十二月的尾巴，江城下了一场冻雨，整个城市的路面都结了一层透明的冰壳子，踩上去咔嚓咔嚓响，像走在玻璃上。李墨记得很清楚，那天她刚刚办完离校手续。
准确地说，是办完了所有该办的手续，该签的字签完了，该交的表交完了，该注销的学生证注销了。她把宿舍钥匙放在宿管阿姨的桌上，说了声谢谢，然后拖着行李箱走出了新闻学院的红砖楼。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因为她不知道该跟谁告别。
或者说，她想告别的那个人，她不敢见。
苏望柳。
这三个字在喉咙里卡了整整一个星期，吞不下去，吐不出来。
她最终选择了一个最干脆的方式：不辞而别。保研名额放弃了，约定好的深度调查记者之路放弃了，连一句再见都没留。她在凌晨五点离开了她们一起租的那间小公寓，苏望柳还在睡觉，侧身蜷在被子里，长发散在枕头上，呼吸均匀。李墨在门口站了很久，久到门把手被她握出了温度。然后她转身，轻轻带上了门。
门锁咔哒一声。
她这辈子关过很多门，只有那一声锁响，她记了十二年。
离校那天晚上，她搬进了江城市另一端的一间出租屋。不是大学城附近那种学生合租，是真正的老居民楼，七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半，另一半亮起来会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像一只巨大的蚊子趴在头顶。她租的那个单间在顶楼，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墙皮剥落了好几处，露出里面的红砖，像一张脸上长了癣。
她放下行李箱，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到她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没有室友，没有同学，没有苏望柳在隔壁书桌前翻书写字的声音。什么都没有。
她站起来，把窗户打开透气。窗外的夜景灰蒙蒙的，远处有几盏路灯，橙黄色的光在雾气里化开，像几个孤零零的蛋黄。
她趴在窗台上往下看，什么都没想。
然后她听见了一声猫叫。
很细，很弱，像一根线，随时会被风吹断。
她低头，看见一只猫蹲在楼下的垃圾桶旁边。严格来说，是一只猫的轮廓——橘色的毛被雨打湿后贴在身上，瘦得像一张纸片，两只眼睛倒是很大，正抬头看着她。
四目相对。
猫又叫了一声。
李墨穿上外套下楼。楼道里那半盏好灯恰好亮着，她走得很慢，因为脚底的冰壳子很滑，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到了楼下，风灌进领口，她缩了缩脖子，朝垃圾桶走过去。
猫还在原地，没有跑。
她蹲下来，猫没有躲。
她伸出手，猫没有挣扎。
她把围巾解下来，把猫裹进去。猫的身体很凉，凉得让她打了个哆嗦。但猫没有发抖，只是在围巾里安静地缩着，两只金色的眼睛从围巾的缝隙里看着她，又不像在看她，像在看一个可能性。
“跟我走吧。”她说。
猫没有回答。
她抱着猫上楼，开了门，把暖气开到最大，翻出一条旧毛巾给它擦毛。猫乖乖地让她擦，擦到肚子的时候主动翻了个身。
她这才发现这只猫是个姑娘。橘色的姑娘。
“公的橘猫常见，母的少。”她自言自语，“你是个稀罕物。”
猫用那双大眼睛看着她，表情很坦然，像一个习惯了被夸漂亮的女人。
她翻遍了行李箱，找到一盒午餐肉。那是她昨天在便利店顺手买的，本来是给自己准备的晚饭。她用开水把午餐肉的盐分冲掉，切成碎末，放在一个浅碟子里。猫低头闻了闻，然后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开始吃。吃得很快，但很安静，没有吧唧嘴，也没有抬头。李墨蹲在旁边看了很久，看它把碟子舔得干干净净，连汁水都没剩下。
她忽然有点难过。
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忽然觉得，这只猫吃东西的样子，很像一个什么都没做错却被扔掉了的人。
她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听过很多理由。但猫不会说话，不知道它为什么流浪，不知道它被丢弃的时候有没有人跟它说再见。它只是饿了，吃，然后活下去。
“你饿了多久了？”她问。
猫没有回答，开始舔爪子洗脸。
她去找了一个纸箱子，垫了一件不穿的旧毛衣，把它放在暖气旁边。那件毛衣她本来想扔掉的，因为袖子那里破了一个洞，是搬家那天不小心勾到的。现在正好，废物利用。猫洗完了脸，跳进箱子里，把自己蜷成一个橘色的圆，闭上了眼睛。
李墨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看着那只猫睡觉。
三分钟后，她穿上外套，走进零下五度的夜里，去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一袋猫粮。
收银员是个扎马尾的姑娘，看了一眼她手里的猫粮，又看了一眼她被冻得发红的脸，说：“刚捡的？”
“嗯。”
“公的母的？”
“母的。”
“橘猫母的少。”收银员说，“你运气好。”
李墨没有接话。她付了钱，把猫粮揣进怀里，又顶着冻雨走了回去。风很大，裹着冰碴子打在脸上，有点疼。她低着头走，把猫粮揣在怀里，像揣着一个秘密。
她忽然想起苏望柳。苏望柳喜欢猫。她们在一起的时候，苏望柳不止一次说过，以后想养一只猫。李墨每次都说好啊，等你毕业了我们就养。
现在她养了。
但不是和苏望柳。
她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走。赶得很快，很用力，像一个甩门的动作。
但门关上之后，余音还在。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猫已经睡着了。暖气片发出咔咔的响声，像老人在活动关节。她把猫粮放在桌上，脱了外套，轻手轻脚地走进卫生间洗澡。热水器是老式的，要拧好几下才能打着火，水温忽冷忽热。她站在花洒下面，闭着眼睛，让水冲在脸上。
水很烫。
但她没有调冷一点。
她只是在想，那只猫大概会用掉她半个月的生活费。她现在没有工作了，没有保研了，没有苏望柳了。只剩下银行账户里那点不多的积蓄，和一只不知道从哪来的橘猫。
但她没有后悔。不是因为她笃定自己做的决定是对的，而是因为后悔这种情绪太奢侈了，她现在消费不起。她只能往前走，一步一步，踩在冰壳子上，走一步是一步。
第二天早上，猫果然饿了。李墨给它倒了满满一碗猫粮。猫吃了一半，留了一半。
“还挺会过日子。”她评价。
她去卫生间洗漱的时候，从镜子里看见那只猫正蹲在卫生间门口，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她这个十二平米的单间，像一个挑剔的房东在检查租客的卫生状况。
她蹲下来，看着猫的眼睛，很认真地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儿条件一般？”
猫没有回答。
“我也觉得一般。”她说，“但会好的。”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一只猫说这种话。可能是因为那天早上，这个房间里只有她和猫两个活物。可能是因为她需要说出来，哪怕是说给一只猫听。
会好的。
三天后，她带猫去了宠物医院。医生说这只猫大概3个月大了，除了营养不良和轻微的耳螨，没什么大问题。打了一针疫苗，开了一瓶洗耳液，嘱咐她一周后来复查。
“叫什么名字？”医生在病历上写字，头也没抬。
李墨愣了一下。她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小花。”她说。
这个名字从她嘴里蹦出来的时候，她自己都有点意外。她没想过要叫它小花，但那一刻，这个名字就是冒出来了。大概是因为它身上的橘色花纹。大概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大概是取个贱名好养活。
医生在病历上写下“小花”，抬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内容，但医生什么都没说。
李墨抱着猫离开宠物医院的时候，猫在猫包里叫了一声。那一声中气十足，和三天前那根快要断掉的线判若两猫。
她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看着手里的病历和药，忽然意识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她的生活里多了一个生命。
不是多了一件东西，不是多了一个消遣。是多了一个生命。一个会饿、会渴、会生病、会害怕、会信任她、会用那双金色的眼睛看着她的生命。一个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押在她身上的生命。
她已经放弃了很多东西。保研，理想，爱情。她在那间凌晨五点的公寓门口，把这一切都放下了。她以为放下了就不会再有什么东西能拴住她。
但现在有一只猫。
一只把脑袋埋进猫粮碗里、吃得像个小推土机的猫。
她在路边站了很久。江城冬天的风又干又冷，把她的耳朵吹得通红。
然后她蹲下来，把猫包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小花把头探出来，眯着眼睛，在寒风里打了个喷嚏。
“小花，”她说，“我会对你负责的。”
那一年她二十岁。在法律意义上，她已经是成年人。但她在说出那七个字的时刻，才觉得自己真正成了一个成年人。
不是因为什么宏大的理想，不是因为什么深刻的责任。就是因为在冬天的路边，对一只猫做出了承诺。
一诺千金。
后来她真的做到了。十二年里，她带着小花搬了七次家。从那个墙皮剥落的单间搬到另一个出租屋，再搬到又一个出租屋。每一次搬家，小花的猫包永远是第一个打包好、最后一个拆开的。搬家师傅有一次指着猫包问“这个先搬吗”，她说“我抱着”。
师傅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抱着一只猫坐搬家车。她也没解释。
小花和她相处了十二年，学会了她的作息，习惯了她长时间的沉默，也继承了她的脾气——对外人高冷，对她黏糊。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小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客人走了之后从床底下探出半个脑袋，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确认安全，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出来，跳到李墨腿上，开始踩奶。
“你是不是有什么分离焦虑？”李墨有一次问它。
小花的回答是把爪子踩得更用力了。
李墨觉得那大概算是一种回答。
十二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只流浪猫变成了一只家猫，瘦得像纸片的身体变成了发面馒头，当年的那点警惕变成了老谋深算。小花知道什么时候该闹，什么时候该乖，什么时候该用那双金色的眼睛看着她，让她心生愧疚乖乖开罐头。
是的，李墨对小花是有愧疚的。
她的工作注定了她不是一个称职的铲屎官。出差是常态，加班是常态，半夜被一个电话叫走也是常态。小花的自动喂食器她买了三个，第一个用了两年坏了，第二个被小花拆了，第三个终于撑到了现在。她装了监控摄像头，出差的时候每天早晚看两次，确认自动喂食器在转、水碗是满的、小花还活着。
监控里的小花看起来总是很淡定。该吃吃，该睡睡，偶尔对着摄像头叫两声，像是在说“我很好，但你不许死在外面”。
有一回她出差了十一天。回来的时候小花坐在门口，用一种极其平静的眼神看着她。没有扑上来，没有叫，没有蹭她的腿。只是看着她。
然后慢慢走过来，在她鞋面上趴下，把下巴搁在她的脚背上。
一动不动。
李墨蹲下来，把手放在小花的背上。猫的身体很暖，微微发着抖。
“对不起。”她说。
小花没有叫。它的尾巴轻轻扫了一下，像是在说“算了”。
那天晚上她开了最贵的那个罐头。小花吃得很慢，吃了一半，留了一半。
和十年前一样。
李墨看着碗里剩下的那半罐，忽然觉得有点想哭。但她没有。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了。眼泪这种东西在她的身体里似乎是稀缺品，供应量极其有限。她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的泪腺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医生说一切正常。
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哭。
那天晚上，小花睡在她的枕头上。那只十岁的猫把自己团成一个标准的圆形，毛茸茸的背贴着她的头皮，发出均匀的呼噜声。
李墨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着呼噜声，觉得这是她听过的最好的声音。
十二年来，她听过太多声音。警笛声、枪声、哭声、审讯室里嫌疑人崩溃的嘶吼声、受害者家属沉默后的那一声叹息。每一种声音都像刀子，在她耳朵里划一下。只有小花的呼噜声是温的。
像热水。
像一只手。
像十二年前那个冬天，她把一只快要冻死的猫捂在怀里，猫的身体一点点暖过来，她的胸口也跟着暖过来。
她们是互相取暖的。
她养了小花十二年。但细究起来，小花也养了她十二年。
她翻身，小花被惊动，迷迷糊糊地换了个姿势，把爪子搭在她的耳朵上。肉垫凉凉的，但很软。
“晚安。”她说。
小花没有回答。猫从来不回答。
但呼噜声大了一点。
那就是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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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墨出门的时候，小花正以一种完全不符合它体重的姿态占据着沙发正中央。它的眼睛半睁半闭，看了她一眼，又闭上了。
“走了。”李墨说。
小花的尾巴尖动了一下。
李墨在门口站了一秒。然后她带上门，走进了三月的江城的早晨。
她今天要去一个新的地方。那地方叫松风阁。
她并不知道那个地方将要改变什么。她只知道今天是周一，今天是惊蛰，今天的天气还不错，玉兰花开了。
先去了再说。
猫在家等她。
她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