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由我作，福自己求
第一章
2003年，北京，夏天来得特别早。
**的余悸还未完全散去，街上的人们刚刚摘掉口罩，呼吸里还带着一丝消毒水的味道。而我，一个刚从非著名的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的年轻人，正站在这座巨大城市的十字路口，手里攥着一沓厚厚的简历，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我不想回到老家去，那里只有连绵的大山，和一个个果园，爸爸妈妈都是农民，家里的工作也不好找。我打定主意，在这个我生活了四年的城市一直干下去。
简历是打印店最便宜的那种，80克的A4纸，摸上去有些粗糙，油墨的味道还新鲜着，闻起来像极了期末考试前复印资料的夜晚。不同的是，那时的油墨味意味着一个学期的结束，而此刻，它意味着一场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的开始。
我住在北五环外的一个地下室，月租两百八。每天早上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铁门，走廊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杂着隔壁夫妻吵架的烟火气和某个房间飘出的廉价方便面调料包的香精味。那是属于2003年的、属于一群漂在北京的年轻人的独特气息——除了年轻什么都没有，还有不甘心。
出门前，我会用手仔细抚平衬衫上的褶皱。那件白衬衫是在五道口服装市场砍价买来的，三十八块，化纤面料，贴在皮肤上有种闷闷的滑腻感。领口硬挺挺地硌着脖子，像是某种仪式感的束缚。我对着走廊尽头那面布满水渍的镜子，一遍遍地练习微笑，直到嘴角的弧度看起来既不谄媚也不生硬。那面镜子照出的人影总是微微变形的，正如那时的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谁、能成为谁。
找工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国展招聘会那天，我凌晨五点就醒了。其实根本没怎么睡，地下室的天花板很低，压在头顶，黑暗中能听见水管里咕噜咕噜的水声，像某种巨大生物缓慢的消化声。我在上铺翻了个身，铁架床发出吱嘎的呻吟，脑子里一遍遍过着那些可能被问到的问题：“你不是名牌大学的，凭什么让我录用你？”“你的项目经验为零，你觉得自己能做什么？”
这些问题像钝刀子，在寂静的凌晨一下一下地割。
但我还是去了。从地下室出来，爬上那段永远扫不干净的台阶，阳光猛地撞进眼睛，有些刺痛。六月的北京，早晨的空气里有一种干燥的、混着杨树叶子青涩味道的风。我深深吸了一口，把它当成某种好运的预兆。
国展门口排着长队，黑压压的人头望不到边。我站在队伍里，能感受到前后左右传来的体温——那是许多个和我一样年轻的、焦灼的身体，隔着薄薄的衬衫，散发出各种洗衣粉、洗衣皂的气味，有的清淡，有的浓郁，交织成一种属于“求职者”这个群体的特殊气息。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简历翻动的哗啦声，以及偶尔从队伍深处传来的压抑的咳嗽。
走进展厅的瞬间，声浪像一堵墙扑面而来。上千人同时低语、询问、应答，汇成一片嗡嗡的轰鸣，震得耳膜发麻。那种声音里能分辨出各种微妙的情绪——有人提高音量试图表现自信，有人低声下气近乎讨好，有人被拒绝后短暂的沉默，然后是勉强的“谢谢”，脚步拖沓地离开。
我投出了二十份简历。有的接过简历的人会多看我一眼，问几个问题；更多的人只是机械地收下，眼睛已经越过我看向下一个人。有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翻了两页我的简历，嘴角微微向下撇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但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简历放在右手边那一摞已经堆成小山的纸张上，我知道，那是不会再看第二眼的区域。
走出国展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阳光更烈了，晒得柏油路面蒸腾起一股焦糊的味道，远远看去像一层晃动的水波。我在路边买了一瓶矿泉水，一块钱，瓶身被晒得温热，喝下去不解渴，反而让舌尖泛起一股淡淡的塑料味。我靠着天桥的栏杆，看三环路上车流如织，尾气呛得人想咳嗽，但更多的大概是心里那股吐不出来的闷。
不是没有想过放弃。
有一天傍晚，我刚从一个面试回来——那家公司在中关村一栋玻璃幕墙的大楼里，电梯上升时，我看着玻璃外越来越小的街景，有种自己正在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提起来、又随时会被扔下去的眩晕感。面试只持续了十分钟。面试官问我会不会Java，我说会；问我会不会数据库，我说会；然后他沉默了几秒，说：“但我们更倾向于有实际项目经验的人。”那个“但”字像一扇迅速关上的门，夹住了我所有准备好的自我介绍。
那天晚上，我在地下室用热得快烧水，红色的指示灯在黑暗中像一只孤独的眼睛。水烧开时咕嘟咕嘟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泡面的蒸汽模糊了眼镜片，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柔焦的、不真实的样子。我用筷子搅动着面条，热气扑在脸上，有一瞬间的温暖。然后我听见隔壁传来吉他声，是Beyond的《海阔天空》，弹得断断续续，唱得也走调，但在那个潮湿的、昏暗的地下室里，那几个蹩脚的和弦像一根细细的绳子，把正在下坠的我轻轻拽了一下。
第二章
后来，转机来得很突然。
是一个师兄辗转介绍的机会，一家做财务软件的小公司，十几个人的规模，在一栋不起眼的灰色楼房里。没有玻璃幕墙，电梯里贴着各种小广告，走廊的日光灯有一根一直在闪，发出细微的电流滋滋声。但我走进去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很浓的咖啡味，不是速溶的，是现磨的，微微的焦香里带着一点酸。这个味道让我莫名地放松下来。
面试我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微胖，格子衬衫，说话时手指会无意识地敲桌面。他没有问“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而是问我：“写过多少行代码？有没有自己折腾过什么小玩意儿？”我愣了一下，然后开始讲我在大学机房里，用一个暑假的时间，用借来的教材自学了VB，写了一个简陋的图书管理系统。讲到兴头上，我用手比划着界面布局，语速越来越快，直到口干舌燥才停下来。
他笑了一下，说：“我们这儿工资不高，头三个月一千八，转正两千五。但是活儿多，能学到东西。”然后他递给我一杯水，玻璃杯，温热的，握在手心里有种踏实的厚重感。
我走出那栋楼的时候，天已经黄昏了。西边的天空烧着大片的火烧云，橙红色的光铺在灰扑扑的街道上，像是给整个世界加了一层暖色调的滤镜。我听见远处传来洒水车的音乐声，叮叮咚咚的，由远及近，空气里弥漫开一股湿润的泥土味，是那种夏天傍晚特有的、让人安心的味道。
我没有立刻回家。我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用手摸着粗糙的水泥地面，感受白天暴晒后残留的温度一点一点传到掌心。那种感觉很真实，很具体，不再是漂浮的、悬着的。
手机响了——确切地说是BP机，那是我爸用退休金给我买的二手货。屏幕上显示一行字：“明早九点来报到。”
我把那行字看了三遍，直到屏幕的光暗下去，又按亮，再看一遍。
旁边有个卖烤红薯的大爷，炉子里的炭火噼啪响了一声，焦甜的香气飘过来，暖暖的，厚实的，像某种无声的犒赏。我的眼眶忽然有些发酸，不是委屈，是一种迟来的、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的疲惫。风吹过来，带着烤红薯的甜、洒水车的水汽、夏夜初降的微凉，还有远处某个窗口飘出的饭菜香。我闭上眼睛，把这些味道都记下来。
那是2003年，我二十二岁。北京很大，我很小。但从那天开始，这座城市终于有一个角落，愿意为我亮一盏灯。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的我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窗外依然是北京的天空，只是比当年蓝了一些。我偶尔会面试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得体的西装，带着印刷精美的简历，简历上写满了各种实习经历和项目经验。他们比当年的我优秀太多，准备得也充分太多。
但有时候，我会在他们眼里看到一种熟悉的、微微闪烁的光——那是一种混合了不安和渴望的东西，像极了2003年夏天，国展招聘会上，那个攥着粗糙简历、衬衫被汗水浸透的年轻人眼里的光。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那些投出去的简历会石沉大海，不知道每一次“回去等通知”都是委婉的拒绝，不知道要在地下一层住多久，不知道北京这座城市最终会不会接纳我。
我只是知道，不能停下来。
那种感觉，像是走在一条很长很黑的隧道里，看不到出口的光，只能摸着墙壁一步一步往前挪。砖墙粗糙的触感硌着指尖，脚下偶尔踢到碎石，远处有水滴落下的回声，每一声都让人心里发紧。但你只能走，因为停下来，黑暗就会把你吞掉。
好在，我走到了。好在，那堵墙，我终究是撞开了。
第三章
每次想到那个在地下室里对着泡面发呆的年轻人，我都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别怕，你会走到你想去的地方，只是路有点远，天有点黑，但光在前面等着你呢。
她用钥匙拧开出租屋门的时候，我正坐在那张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折叠椅上，手心全是汗。
BP机里那行字我已经看了不下二十遍，“明早九点来报到”，每个字都像是烙在视网膜上，一闭眼就亮起来。听见门锁咔哒一声，我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过水泥地面，发出尖锐的吱啦声，像是某种雀跃的破音。
她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青菜，一个装着鸡蛋，塑料袋被勒出细长的白痕，嵌在她微微发红的手指上。
“你干嘛呢，吓我一跳。”她歪着头看我，眼睛里有细微的困惑，额角有一层薄薄的汗，在走廊昏黄的灯光下像细密的露。
我张了张嘴，发现排练了一整个下午的话全卡在喉咙里了。那些想要绕十八个弯的铺垫、想要制造惊喜的悬念、想要一把抱住她转三圈的冲动，在看见她的那一刻，忽然全部退潮，只剩下最**、最笨拙的一句。
“我找到工作了。”
五个字，声音有点发抖。
她愣了一秒。塑料袋从她手指上滑落，砸在地上，一颗西红柿从袋口滚出来，咕噜噜滚到我脚边，停下来，红得像一小团跳动的火。
然后她捂住嘴。
我见过她很多种样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阳光把她的侧脸勾出一道金边，她看书看到入神时会把下唇微微咬住，那时候她是安静的、专注的。在食堂排长队的时候，她踮起脚尖往前张望，嘴里嘟囔着“今天的糖醋里脊又要没了”，那时候她是生动的、鲜活的。在期末考前通宵背书，凌晨三点趴在桌上睡过去，睫毛在走廊声控灯突然亮起的瞬间轻轻颤动，那时候她是疲惫的、脆弱的。
但我从没见过她这个样子。
眼眶红得像涂了一层淡胭脂，鼻尖也红红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像是拼命在忍住什么，但那颗眼泪还是不听话地从左眼角滚下来，沿着脸颊的弧度滑到嘴角，停了一瞬，滴在她洗得有些发白的牛仔衬衫上，晕开一小块深色的水渍。
她捂着嘴，呜呜地哭出来。
我慌了，真的慌了。我跨过那颗西红柿，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最后笨拙地握住她的手腕，把她的手从嘴上拿开。
“别哭啊，是好事，是找到了，不是没找到……”
她吸了一下鼻子，那声音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响，混着一点不好意思的鼻音，瓮声瓮气的：“我知道！我就是——”她吸了第二下，眼睛使劲眨着，睫毛上挂着细碎的泪珠，“我就是太高兴了。”
然后她笑了。
那种笑，像她山西老家的雪，在三月突然化开，第一道春水冲破冰层，哗啦一下涌出来。明明脸上还挂着泪，嘴角却拼命往上翘，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亮晶晶的，泪光和笑意搅在一起，比任何晴朗的天空都好看。
她的双手反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微微掐进我小臂的皮肤，有一点疼，但那种疼让这一切变得无比真实。
“什么公司？在哪儿？工资多少？”她连珠炮一样地问，每个问题之间只隔了半秒，根本不等我回答，又自己接上：“算了不管了，反正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我说：“在一家做财务软件的，不大，十几个人的小公司。”
她用力点头，头发跟着一晃一晃的。她的头发不算长，刚好到肩膀，扎了一个低马尾，有几缕碎发被汗水黏在鬓角，弯弯曲曲的，像某种柔韧的藤蔓。
“够好了，真的很好了。”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速忽然慢下来，声音也低下来，像是说给我听，也像是说给她自己听。
我们就这样站在门口，门还开着，走廊那头传来谁家炒菜的滋啦声，油锅爆香蒜末的味道顺着走廊飘过来，浓烈而温暖。那颗西红柿还躺在脚边，光溜溜的表皮反射着头顶那盏老旧的灯泡，发出暗哑的红光。
“等一下，”她忽然松开手，后退半步，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脸上的泪痕，那动作粗鲁得不像平时那个讲究的她。牛仔衬衫的袖口磨得有些发白起毛，蹭过她湿漉漉的脸颊，留下一道浅浅的红痕，“你工作找到了，那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了？”
她深吸一口气，胸腔起伏了一下，然后直直地看着我，眼睛还是红的，但目光很亮，像刚刚被雨洗过的玻璃。
“我今天下午也接到电话了。那个咨询公司，要我。”
空气安静了两秒。
那两秒里，我听见远处四环路上车流的嗡鸣，听见楼上某户人家电视机里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听见走廊尽头水房里有水滴答滴答落进铁桶的声音。
然后我们同时笑出声来。
那笑声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来回弹跳，撞到天花板，撞到墙壁，撞到那张铺着凉席的单人床上。我一把把她拉进怀里，她的脸埋在我胸口，温热的气息透过衬衫布料渗进皮肤。
她闷在我胸口说：“我们有工作了。”
我说：“嗯。”
她又说：“我们都有工作了。”
我说：“嗯。”
她抬起头，下巴抵着我的胸口，仰着脸看我。这个角度能看见她鼻梁上几颗浅浅的雀斑，淡淡的褐色，像撒了一小撮细碎的肉桂粉。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她问，声音里带着笑意。
“意味着我们可以换个大点的房子？”
“不是。”
“意味着我们可以天天吃肉？”
“你就知道吃。”她笑着打了我一下，手掌拍在我肩胛骨上，不疼，反而有种说不出的亲昵。然后她收起了笑，认真地看着我，那个眼神让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第四章
那是大三上学期，十一刚过，天气开始转凉。
我在学校西门的打印店里复印考研资料，她排在我后面。我复印得太多，机器卡纸了，发出嗡嗡的哀鸣。我手忙脚乱地打开侧盖，墨粉蹭了一手，黑乎乎的，像刚从煤堆里爬出来。她在后面等着，也不催，只是安静地翻着手里的一本《普通心理学》，书页已经卷边了，旁边用荧光笔划着密密麻麻的线。
我慌慌张张地把卡纸拽出来，那纸皱成了一团，像被揉过的废稿。我回头想跟后面的人道歉，一转头，就看见她站在夕阳里，穿着灰色卫衣，领口的拉链拉得很高，下巴藏在领子里，只露出半张脸。
那天的夕阳是橘红色的，从打印店的玻璃门斜斜地射进来，把她整个人都笼在一层暖光里。她低着头看书，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两道淡淡的阴影，安静得像一幅画。
空气里是打印机的墨粉味、纸张加热后的微微焦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甜甜的味道——很久以后她告诉我，那是她手上那支护手霜的味道，隆力奇的，蛇油果系列，西单超市促销时买的，七块九一支。
我举着两只被墨粉染黑的手，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儿，忽然就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那两只黑手，嘴角弯了一下，不是取笑，是一种觉得“这个人有点好玩”的弯法。
“卡纸了？”她问。
“嗯……嗯。”
“你手不洗洗？”
我这才反应过来，跑到角落的洗手池冲手。水很凉，从旧水管里流出来，带着一股铁锈的腥味。我低头搓手的时候，从余光里看见她走到复印机前，熟练地打开纸盒，把剩下的纸重新理了理，合上盖子，动作轻巧而笃定。
那台破复印机之前也经常卡纸，但从那以后，每次卡纸我都会想起她打开纸盒的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沈禾，山西临汾人，心理系，和我同一届。她管打印店老板叫“大爷”，嘴甜，复印东西时总比别人便宜五分钱。我后来常常去那家打印店，有时候是真的需要复印资料，有时候只是路过，往里看一眼。
再后来，我发现她每周三下午都会在图书馆西区三楼靠窗的位置自习。那个位置正对着暖气片，冬天的时候热乎乎的，窗台上放着她自己带的一个搪瓷杯，白色底，印着“山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字，杯沿磕掉了一小块瓷，露出生锈的铁胎。她泡的是家里寄来的红枣水，两颗红枣一枚枸杞，水汽从杯口袅袅升起，带着淡淡的甜香，和她身上护手霜的味道混在一起，成了我对“冬天”的全部定义。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坐到她对面，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也没赶我走，只是把占了大半个桌面的书往里挪了挪，给我腾出一块地方。我把一本《数据结构》摊开，看了一个小时，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窗外的风很大，树枝敲打着玻璃，发出细碎的哒哒声。图书馆里安静极了，能听见翻书页的声音、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暖气片里水流咕噜咕噜的声音，还有我自己的心跳声。
后来她起身去打水，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弯下腰，看了一眼我面前的书。她刚喝过红枣水，呼吸里有淡淡的甜，呼在我耳朵上，痒痒的。
“你也是学计算机的？”她小声问。
“嗯。”
“那你能帮我看看我电脑吗？老是蓝屏。”
那个蓝屏问题，我修了整整三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是内存条松了，第二个晚上是驱动冲突，第三个晚上其实已经修好了，但我假装没修好，因为她宿舍楼下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十一月的叶子黄透了，风一吹，簌簌地落下来，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的，厚实而柔软。她下楼来拿电脑的时候会顺手带一杯热豆浆给我，纸杯捂在手心里滚烫，她说是她室友自己打的，黄豆泡了一整夜，用宿舍楼下的小破豆浆机打的，没有过滤，喝到杯底全是豆渣，但她舍得加糖，甜得人舌尖发腻。
我们在那棵银杏树下站了很久，聊了很多。她说她从小在汾河边长大，汾河的水和北京的河不一样，汾河的水是浑黄的，带着黄土高原的泥腥气，夏天发大水的时候能把整条河道灌满，哗哗的涛声一里地外都听得见。她说她妈是县里初中的语文老师，她爸在煤矿上，话不多，每次打电话只会问钱够不够用，然后在电话那头沉默很久，最后说一句“那你早点睡”。
我说我是南方人，没见过煤矿。她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屏幕很小，像素很低，模模糊糊能看见一座灰扑扑的山，山脚下有一排低矮的平房，烟囱里冒着烟。
“这就是我家，”她的手指点在屏幕上，“那个烟囱，冬天烧煤取暖用的，我妈现在应该正往炉子里添煤。”
我看着她手指点着的那个小方块，忽然觉得那个遥远的地方和眼前这个女孩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联结——那里出产黑色的煤，烧成红色的火，而她带着那里的温度和光亮，坐在我身边，把一杯热豆浆塞进我手里。
银杏叶又落了几片，有一片落在她头发上，金黄的，像一枚小小的发卡。
我伸手把它拿下来，指尖碰到她的头发，很软，有一点点凉。
她没有躲。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室友已经睡了。我摸黑爬上上铺，躺下来，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那棵银杏树和树下的她。我把那片银杏叶夹进了《数据结构》的第七章——那一章讲的是二叉树遍历，我背了一整个学期的三种遍历方式，后来全忘了，但每次翻到那一页，我都能闻到那个秋天的味道：银杏叶青涩的苦香、豆浆浓郁的甜、她护手霜淡淡的皂香，还有北方深秋干燥的空气里那种凛冽而清澈的东西。
第五章
从大三到大四，从大四到毕业。
我们在食堂用一张饭卡，她打一份土豆烧牛肉，我打一份西红柿炒蛋，两个菜摆在一起，用筷子互相夹。她不爱吃姜，每次都把姜片挑出来堆在餐盘角落，小小的姜片堆成一个微缩的金字塔。她说这叫做“姜山”，是她们临汾老家的说法，我笑她土，她就拿筷子敲我的头。
我们在图书馆熬过无数个考试周，困了就轮流趴在桌上睡一会儿，醒着的那个人负责在对方睡过头的时候轻轻推一下。她推我的方式是拽我的袖子，拽三下，像某种约定的暗号。有一回我实在太困了，她拽了三下没拽动，就把手伸过来，冰凉的指尖贴上我的后颈。我被冰得一激灵，差点叫出声，她赶紧捂住我的嘴，手掌压在我嘴唇上，干燥的，带着红枣水的微甜。她眼睛里有恶作剧得逞的狡黠，嘴角压不住地上翘，我被捂着嘴，想笑也笑不出来，只能瞪着她，心跳得比考试还快。
我们在操场上走过无数个圈，跑道是煤渣铺的，踩上去嘎吱嘎吱响，风大的时候煤灰扬起来，落一脸，回去洗脸时毛巾都变黑了。有一次沙尘暴，整个天空变成了橘黄色，空气中全是土腥味，细沙打在脸上生疼。她用围巾把整张脸裹得只剩两只眼睛，我也裹成那样，两个人像两个蒙面大盗，在漫天黄沙里对着傻笑。她的笑声被围巾闷住，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们在校门口的山西面馆吃过无数碗刀削面，她每次都会跟老板说“多放辣多放醋”，那个“醋”字咬得很重，带着山西方言特有的入声，嘎嘣脆。老板也是临汾人，每次都会给她多加半勺老陈醋，黑亮亮的醋液淋在热气腾腾的面上，酸香猛地蒸腾起来，钻进鼻腔，让人瞬间口舌生津。她吃得呼噜呼噜响，嘴唇被辣得红艳艳的，额头上冒一层细汗，一边吸凉气一边说“得劲”。我学她的口音说“得劲”，她就笑得趴在桌上，肩膀一抖一抖的，筷子都拿不稳。
我们也在深夜的宿舍楼下吵过架。那回是因为她发现我在准备简历，偷偷投了北京的公司，而她原以为我们会一起留在省城。她眼睛瞪得很大，里面有泪光在打转，但她咬着牙不肯让它掉下来。她的手指绞在一起，骨节发白，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路过的人听见：“你就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低头盯着地上，水泥地上有一道裂缝，弯弯曲曲地延伸到黑暗里。后来她深吸一口气，那个吸气声在安静的夜里很清晰，带着一丝颤抖。她说：“那我也投北京。”
我猛地抬头。
她的下巴微微抬着，月光照在她脸上，眼睛里的泪光还没退，但那种执拗和坚定，让我想起她在图书馆里死磕一本专业书的样子，不看完不罢休，看完了还要做三页笔记，笔记上的字写得小小的、挤挤的，和她清秀的外表完全不搭。
“你认真的？”我问。
“我什么时候不认真过？”
然后我们一起笑了，笑完又沉默了。那沉默里有害怕，有不确定，但更多的是一种年轻人才有的、不管不顾的勇气——我们相信北京很大，大到能装下两个人的未来。
那天晚上分开的时候，她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我明天就去打印简历。”然后跑上了楼，脚步咚咚咚的，在空旷的楼道里响了一路。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门口，在楼下站了很久，直到她宿舍的灯亮了，窗帘上映出她的影子，那个影子在窗前停了一下，似乎也在往下看。
我没动，她也没动。
隔着四层楼的距离，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对望了两分钟。风把宿舍楼前那棵银杏树最后的几片叶子吹落了，光秃秃的枝丫在路灯下投出交错的影子，像某种密码。
我不知道那两分钟她在想什么，但我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这姑娘，是我这辈子要娶的人。
那时候的我们，什么都缺。缺钱，缺经验，缺人脉，缺一份体面的简历。但我们不缺勇气。或者说，那种勇气不是因为知道自己会赢，而是因为知道就算输了，身边还有一个人，可以一起拍拍身上的土，骂一句“妈的”，然后继续往前走。
就像现在。
第六章
沈禾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来，弯腰捡起那颗西红柿，用袖子擦了擦皮上的灰。她把它举到灯下看了看，嘀咕道：“还好没摔烂，今晚炒蛋吃。”
她转身走进屋里——说是“屋里”，其实只有十五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易衣柜，转个身就能碰翻东西。她侧着身子挤到角落的小灶台前，打开电磁炉，往锅里倒油。油热了，她把打好的蛋液倒进去，刺啦一声，蛋液迅速膨胀起来，变成金黄色的云朵，边缘微微焦了，香味瞬间填满了整个房间。
她炒菜的时候会微微歪着头，用锅铲翻动着鸡蛋，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做什么精密实验。油星偶尔溅到她手腕上，她嘶一声缩回手，甩两下，又继续翻。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的背影。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松垮的T恤，领口露出后颈一小截皮肤，被日光灯照得有点苍白，脊椎骨的轮廓隐隐约约。她的头发用一根铅笔随意地盘在脑后，有几缕散下来，随着她炒菜的动作轻轻晃动。
“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没说完？”我忽然想起来，“你问我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的手停了一下，锅铲悬在半空。然后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光，也有一种我很少在她眼里看到的、柔软的认真。
“意味着，”她说，声音轻轻的，像是怕吵醒什么，“我们可以留在这座城市了。”
电磁炉嗡嗡地响着，锅里鸡蛋和西红柿在油里咕嘟咕嘟地交融，酸甜的气味越来越浓。窗外的北京已经彻底暗下来了，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人在等另一个人回家。
她关掉电磁炉，把菜盛进盘子里，端到那张既是餐桌又是书桌的折叠桌上。桌子有点晃，菜盘放上去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她放好两双筷子，又从电饭煲里盛了两碗米饭，饭香混着菜香，热腾腾地弥漫在小小的空间里。
“吃饭。”她说。
我坐到她对面，膝盖碰到了她的膝盖，桌子太窄了。我们都没有挪开，就这样膝盖碰着膝盖，安静地吃这顿迟来的晚饭。
西红柿炒蛋是甜的，她放了糖，这是山西人的做法。我吃不惯，但她坚持说这样才正宗。我们为这件事争论过很多次，每次都没有结果，但每次她都照样放糖。
我嚼着甜甜的鸡蛋，看着她。
她的眼睛还有一些红肿，泪痕已经干了，在脸颊上留下两道浅浅的白印。她低头吃饭，吃得很香，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过冬前储存粮食的小动物。
窗外的北京，此时有千万扇窗户亮着灯。
从今晚开始，这扇窗户的灯，也亮起来了。
第七章
我到公司的第一天，北京下了这个秋天的第一场雨。
那条街灰扑扑的，两排杨树笔直地戳在路边，叶子已经开始泛黄，被雨水一打，湿漉漉地贴在柏油路面上，踩上去软绵绵的，没有声响。我撑着那把从学校带出来的格子伞，一根伞骨已经断了，伞面塌下去一角，雨水顺着那个角滴滴答答地灌进我的后颈窝，冰凉的一条线沿着脊椎往下淌。
但我顾不上这个。我只是把装着报到材料的塑料文件袋紧紧抱在胸口，那里面装着我的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一本《Java编程思想》，厚得像一块砖头，封面已经翻得卷了边。文件袋是沈禾前一天晚上帮我准备的，透明的塑料膜，能看见里面每一张纸。她还往里面塞了一包纸巾，说：“万一要填表，写错了字用得着。”
公司在一栋四层的灰色楼房里，外墙的马赛克瓷砖掉了几块，露出里面发黑的水泥。电梯门上贴着张A4纸，打印着四个加粗的黑体字——“电梯故障”，下面有一行小字用圆珠笔补充的：“走楼梯，三楼，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写得歪歪扭扭的，最后一个“思”字被潦草地拖了一道长尾巴。
我爬上三楼，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灰尘味，混着不知道哪家公司飘出来的隔夜泡面气息。走廊尽头的日光灯有一根在闪，发出细微的滋滋声，一亮一灭，一灭一亮，把整条走廊照得像一台出了故障的老电视。
公司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喷绘的logo，四个蓝色的大字：“辰宇软件”。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财务管理系统专家”。那个“家”字的一撇已经翘起来了，在门缝里吹出来的风里一颤一颤的。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
一股咖啡味扑面而来，不是星巴克的焦糖拿铁，是老式咖啡机煮出来的那种，微苦，带一点酸，混着打印机的墨粉味和空调滤网很久没洗的尘味。前台没有人，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盘子，里面零散地摆着几颗大白兔奶糖，糖纸皱巴巴的，已经被太阳晒得有些黏手。
“有人吗？”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没人回答。只听见里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又快又密，像夏天的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继续等。雨水从我的裤脚滴下来，在地板革上聚成一小滩。
“新来的？”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我猛地转头。一个三十出头、戴眼镜的男人正端着一个搪瓷缸子从茶水间走出来，搪瓷缸子是那种老式的白色底，印着红色的“劳动光荣”四个字，缸沿上磕掉了一块瓷，露出生锈的铁胎——和我大学图书馆里沈禾那个搪瓷杯是同一个年代的物件。
“是……是，我今天来报到，我叫——”
“软件工程，那个？”他打断我，声音平淡，没有恶意，但也没有任何多余的热情。他抿了一口缸子里的东西，不是茶，是咖啡。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走近的时候，那股苦味更浓了。
“是我。”
“行。跟我来。”
他转身就走，我跟在后面，穿过一条窄窄的过道，两边是用隔板隔开的工位，每个工位上都堆着显示器和凌乱的主机，线缆像爬山虎一样从桌面上蔓延到地上，有一根网线横穿过道，他用脚熟练地拨开，我差点被绊倒。
“我叫周远，”他头也不回地说，“技术组长。你以后归我管。”
“周哥好。”
他没应声，把我领到最里面靠墙的一个工位。那工位大概是整个公司最角落的位置，左边是墙壁，右边是一排文件柜，灰绿色的铁皮柜子，柜门上贴着泛黄的标签，写着“2002年档案”、“2003年一季度”之类的字。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的CRT显示器，屏幕又大又笨，我摸了一下，还带着余温，显然之前有人用过。
“这个位置之前是谁的？”我问。
“一个辞职的，”周远说，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干了两个月，说不适应。你试试，不适应也可以走。”
“我不会走的。”
他看了我一眼。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目光很尖锐，像是在评估一行刚写出来的代码。他没说什么，只是把一叠资料放在我桌上，厚厚的一摞，封面印着《辰宇财务管理系统V2.3用户手册》。“这两天先看文档，把系统跑起来，不懂的问我。但我很忙，最好先自己琢磨。”
他说完就走了。我听见他走回自己工位，椅子坐下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吱嘎声，然后是键盘声重新响起来，噼里啪啦的，比刚才更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周远。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北航毕业的，当年可以去外企拿高薪，但因为家里的原因留在了这家小公司，一个人扛着整个技术团队。他嘴不好，说话直接，脾气上来能把人骂到想钻地缝，但他写的代码像他的人一样，简洁、有力，没有一行废话。
我坐下，打开电脑。CRT显示器发出低沉的嗡鸣声，屏幕亮起来的瞬间，有轻微的静电，指尖碰到边框时噼啪一下，像细小的针尖扎过皮肤。
用户手册有四百多页，纸张粗糙，翻起来有沙沙的声音，像秋天踩过落叶。我一行一行地看，用笔在重要的地方划线，那些线歪歪扭扭的，因为桌子有点晃，右前脚短了一截，下面垫着折叠起来的纸壳。
后来我才知道，孟小飞的家在河南周口下面的一个县城，他爸在工地上摔断了腰，家里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妹妹。他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家，自己只留三百块钱吃饭。他的午餐永远是两个馒头加一包榨菜，偶尔加一根火腿肠，火腿肠切成薄片夹在馒头里，小口小口地吃，像是在品尝某种珍贵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