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刘国强回到南河，他的三个姐姐各自坐在床沿边，母亲已经病卧在床，父亲在门口抽着旱烟，不时咳嗽两口。那是一个异常晴朗的午后，刘国强刚进村，便有人把消息传到老刘家，母亲听闻，在女儿的搀扶下起身，见到刘国强回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一九六六年，刘国强出生在南湖向欣的小村里。村里每家每户分到几亩田地，勉强果腹。刘国强上头有三个姐姐，招娣、来娣、念娣。似乎因为刘国强的到来，父亲在相邻里才终于能抬起头来。听大姐说，自己出生时，家里还特地办了一场酒席，父母从不让他劳累，刘国强就连地也没下过，小时候跟着姐姐跑到田里去玩，一双脚沾满泥渍，害得姐姐被父亲狠打一顿。
小时候，刘国强常常坐在家里的门槛上，等父亲从田里回家。那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远处的城镇仿佛也近在眼前。春夏时分便能看见一颗颗麦穗发芽，到秋天时，麦浪翻涌，推着他往前进。刘国强也想跟父亲一起去田里，可从未被允许过，每天跟三姐在家织衣服，大姐编绳子到镇上赶集时售卖，二姐在念书，是家里最聪明的，刘国强十分喜欢与她玩。
刘国强还尚未到上学的时候，家里无聊，二姐每天走五六里的路去上学，放学回家后便教刘国强认字，母亲说二姐以后适合当老师，她便以此为目标。
当刘国强能上学的时候，便由二姐每日护送，三姐不是学习的料子，考试只有十多分，她却偷偷拿红笔在“1”上边画了一横，变成了“7”。而她用的红墨水与老师的红墨水颜色都不同，父亲一手把卷子揉皱，另一只手拿着从未打过刘国强的藤棍，追了三姐半条街。
然而刘国强也不是个学习的料子，他与三姐年龄相差不大，教过三姐的老师又教到了刘国强，被他们姐弟俩气得不轻。三姐甚至带着刘国强四处逃课，在镇上花钱买汽水，在学校的栏杆上滑滑梯把新裤子磨出个破洞，种种事迹，都让刘国强在老师眼中变成了个问题学生。而每次犯事儿，都是三姐把事情扛下来，刘国强没被父亲打过一次。
二姐中考十分优秀，志愿录取，照理来说她应该会念一个师范中专，之后去某个村镇上教书。父亲说那笔钱要留给刘国强上学，于是二姐便只好放弃了学业，进城打工。
刘国强上了中学，被欺负后第一时间是去找在同中学的三姐帮忙出头，然而却更容易被同学欺负嘲笑，说他只会靠姐姐。那是刘国强第一次自己动手打人，父亲被老师叫来学校，却一个劲赔笑，好在双方没有受伤，和平解决。
自从那天开始，刘国强便下定决心要自强自立。他学着别人抽烟打牌，在厕所放炮仗炸老师，不写作业甚至一起欺负同学，母亲说他都是被三姐带坏了。
刘国强的中学成绩并不理想，那时中考还得先填志愿，再考试。估摸着有个大概的分数，刘国强当然填了技校，毕业后便到附近的小煤矿工作。那时的小型煤矿大多是私营，既没有保险也没有补贴，每天十四个小时在矿下工作，昼夜颠倒。年前有工头拖欠工人们的工资，那工人联合着几个小队长，带头去老板那儿闹市，隔天便见不到他人影了。刘国强便是在这种野蛮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
白天不到七点多钟要上工，晚上**点才回家，私营的煤矿没有洗浴室，夏天还好，随便舀点水便可以把身上大部分煤渍清洗干净，冬天从闷热的矿井出来，他反而宁愿窝在地下。南河的冬天，在秦岭淮河线以南还算暖和，过了秦岭，气温便径直转到零下，非得烧煤烧柴不可。
小时候，刘国强还跟姐姐们睡一屋，长大后，他便自己有个小房间，三个姐姐们睡一屋，父母睡一屋。还没上中学时，刘国强喜欢跟大姐一起玩，二姐教他读书写字，三姐带他满田跑，只有大姐像妈妈一样，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大姐要出嫁了，彩礼给了八百八十八。
大姐知书达理，人美心善，刘国强以为她会遇到个好男人。就在邻村，距离不过三四里，还没他去上学走的路多。
大姐不怎么回家，嫁出去的女儿像是泼出去的水，然而刘国强却常去找她。工头发的第一个月的工钱，刘国庆便去镇上，给大姐买了个蝴蝶发卡，那时这种发卡还是新颖的，村里任谁也没见过。大姐带上发卡，开心了好一阵，在弟弟面前转个圈，仿佛她还没出嫁。然而大姐把发卡摘了下来，特意拿了块布包好，让刘国强拿回家给二姐用。
二姐爱美，刘国强把发卡拿给她的时候，看见她眼里似乎冒着光，却一下子摇摇头，“能退么，你拿去退了，二姐不要你的东西。”
“不行。”刘国强塞给她，“你好好收着。”
“那二姐收着，等我嫁人的时候戴。”
刘国强便看见她把发卡放在抽屉里，左边是大姐的东西，出嫁后已经收走了许多，留下一些无用的，还放在抽屉里，中间是二姐的，右边是三姐的。一个小小的抽屉，用两个隔板，分割出了三个更小的空间。
二姐在城里找了男朋友，次年也出嫁结婚，父母嫌弃这个女婿，说他一个城里人，给的彩礼还没大女婿多。
三姐自知学习不行，书念到一半便辍学，跟着二姐在城里打工。父母眼看三个女儿已经嫁出去两个，便催促三姐赶紧找一个，甚至连相亲对象都找好了，是村里的洗煤厂主的儿子。
大姐二姐出嫁后，家里的三个房间，三姐总算有一个自己的卧室。刘国强常来与她聊天，三姐始终不想嫁人，她甚至说就这样给父母养老。但他们看自己的眼神不是女儿，反而像是一件商品。彩礼一口咬定要一万八，三姐也在不久后出嫁。那时刘国强十八岁，他把这些事情，当做自己的成年礼物。
父亲总说，他是刘家的独子，是唯一的血缘、血脉。刘国强说还有姐姐她们，而父母谈起她们时，便嗤之以鼻，她们已经嫁了别人，就不是刘家的人了。话里话外间，仿佛都在催促刘国强赶紧明媒正娶一个姑娘，好为刘家续上香火。父亲抽着旱烟，“我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当爸爸了。”
仿佛刘国强生下来的宿命便是早早结婚生子，为刘家传续香火，祖祖辈辈皆是如此。
自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村里许多人下南洋务工，赚了钱，在村里盖上了小洋房，令别人羡慕不已。刘国强也想去试试，父母却坚决不同意，让他先在村里娶个姑娘，而刘国强总说，等三姐嫁出去再说。
他知道三姐是不会嫁人的。这么一个泼辣的女人，在南河是讨不到男人的。小时候同学们都喊她女魔头，然而在刘国强的眼里，她既不狠毒也不果断，不过是个小女孩，有心事。不知道是喜欢上村里哪个人，父母看好的男人，三姐一概拒绝。
以至于刘国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母已经不太关注三姐了。
父亲种了一辈子的地，家底有三万块钱，在那会儿已经算是一笔巨款，打算让刘国强娶镇上的一家姑娘，刘国强与这姑娘曾是小学同学，不过年岁已久，他不太记得清了。
刘国强工作的小煤矿塌方，压死好几个人，连带刘国强也受伤，一只手骨折，好在还能恢复过来，在家养了小半年的伤，婚嫁这一事，也暂时搁置了。在他的伤还没好时，三姐清晨便告诉他，准备嫁人了。
刘国强觉得她们并不幸福，大姐很少出门，二姐远赴城镇，三姐婚后生下一女，取名叫念国。煤矿此前塌方，老板已经找不到踪影，只好层层往下，找工头、队长。刘国强跟工友们寻觅无果后，回家便看见父母拉着邻家的女孩进屋，说是先给两人定下婚约。女孩坐在刘国强的床边，南湖的秋天晚风吹得高粱的穗子沙沙作响。他突然没来由的厌恶，觉得这女孩，以前在学校里遇见过的所有女孩都没有能令他提起兴趣的。新婚前夜他脑子里想的甚至是三姐，以及家里给出去的彩礼和置办的婚房。
刘国强离开了南河，在婚礼上大闹了一场，他说这辈子都不结婚。
一九八六年，二十岁的刘国强带着身份证和手头上仅有的二十来块钱，用二十块在火车站买了能买到的最远的站票。绿皮火车飘着烟进站，刘国强被火车站台上的烟味熏得眼疼，半夜睡在车厢的连接处，那些常买站票的农民工们已经熟稔，带了个小板凳到火车上休息。
“小伙子，你去哪的。”火车上的人问道。
“湾东。”刘国强看了看手上的票，“这是哪。”
“你去找人？”那人疑惑道，“我去煤矿，我在湾东景星乡当卫生所医生。”
“什么煤矿。”刘国强追问道。
“景星乡的。”向国平说道，“之前去过几次，是个很漂亮的村子。听口音，你从南河来的？”
“嗯。”
刘国强跟着向国平在湾东转车，车费还是向国平帮忙垫付的。
那是一个安静的小村镇，津江这条河流似乎将山分成两边，一侧是高低有致，错落不一的筒子楼，另一侧是煤矿的办公楼，沿着山路而成的铁轨，以及黑黝黝的煤矿井口。
刚到景星乡，煤矿正是缺人的时候，在矿上工作，刘国强起初在南河挖煤，到景星煤矿后自然也编入了采矿队，后来升成小队长，再到大队长。他住在景星乡的职工宿舍，跟工友们喝酒唱歌，打球聚会，看着平洞上往来的行人，工友们打牌时常会带着孩子一起。
“国强什么时候结婚。”那时的队长问他。
“不着急。”刘国强照例说道。
“对头，急不得。”队长说，“一定要看对眼，结婚嘛，肯定要管一辈子的事。”
“哦还有，玉兰又找你来了。”
“她怎么天天来。”刘国强出去接应。
“喜欢你噻，你不看人家天天来。”
工友们都在劝他，女孩是如此坚持，反倒衬得刘国强不近人情。
在景星乡的日子过得极快，刘国强暂且忘掉了南河的家人。张玉兰常到矿上给刘国强送饭，其他工友们吃的是食堂的大锅饭。他们两人有时亲昵有时却又疏远，刘国强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接受这段感情，让张玉兰也难以捉摸。
一九九四年的春天，大家都说机电队来个了新人，从外省来的高材生。留着长发，身材高挑，住在宿舍，常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
采矿队与机电队常要接触，那时的刘国强已经是小队长，窦南康也是，两人常常谈话，或是矿上的事物，大家只是把两人当做朋友。却也如此，直到某天刘国强看到窦南康桌上的相册，那是一张张黑白照片，全是年轻的小伙子，照片下写着名字年龄。刘国强这才知道窦南康一路走来，他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童年的女生全然没有印象。
他们这段关系像是藏在月亮背后，藏在冬天的雪地里。
一九九四年夏天，刘国强接到一封信，是大姐寄来的。离家这么多年，他既没有回过家也没有打过电话，大姐大概是花了很多精力，四处查找，才找到自己在这儿。信上说母亲病危，要自己回一趟家送终。
一九九四年，刘国强回到南河，母亲跪着求自己结婚，刘国强说他在外地已经有了心意的人。母亲的脸色好了不少，好像这样，他才是这个家的儿子。
窦南康在景星煤矿的时间不长，刘国强回到景星乡后与张玉兰结婚，窦南康结束了他的学业，回到南岚，最终却没留下来，去了贵州。
他曾经问刘国强，他们两人到底算个什么关系。刘国强红着眼眶，说他们两像是神经病，刚好遇到了。
刘国强说，他本来打算自杀的。
窦南康告诉他，等孩子生下来再看一眼。
刘国强便慢慢活了下来。
窦南康在贵州没有结婚，自那年开始，他过年便很少回南岚，似乎那里没有值得他留念的地方，反而过年常回景星乡。他看见刘国强结婚，看见他们的小孩，刘国强曾说让小东认窦南康当干爹，不过窦南康一想到莲花公园那些事便直摇头。
“让他叫小爸算了。”窦南康说。
“也行。”
一九九九年的新年，刘国强告诉窦南康这是最后一次。二零零一年的世纪之交，窦南康最后一次来到湾东，他终究放不下这段感情。
湾东今年也没有下雪，塔山小区建设越来越完善，窦南康走到幸福家园小区门口，遇到毛文博，他抱着一个纸盒子，里边装着一些易拉罐玻璃瓶，应该要拿到废品回收站去。
“毛毛。”他轻声喊道。
毛文博从纸盒子后边侧头，探出一个少年面孔，“窦哥，今年你也来啦。”
“嗯。”窦南康点点头，“国强在家么。”
“应该在。”毛文博说道，“这几天厂里放假。”
窦南康点点头，朝十三栋走去。单元楼下，刘振东看见窦南康，上来打招呼，张玉兰今天出门买年货，家里只有刘国强一个大人。用两块零花钱打发刘振东去小卖部玩会儿，可能还会碰到毛文博。
刘国强看着他，“去年不是说不来了吗。”
“前年就说了。”窦南康说道，不觉裹紧衣服，“我只是想问一下，你还爱吗。”
“爱什么。”
“还爱我吗。”
“爱啊。”
张玉兰是在农贸市场看见刘振东的，小东正攥着两块钱，他在家里常听见爸妈说最近物价涨的快，家里困难，心想这两块钱到农贸市场应该也能买到东西。
“小爸来了。”小东说道。
张玉兰擦擦选菜的双手，农贸市场的菜都新鲜，大多带着土渍，逛一圈下来手上全是泥。她顾不得许多，提着买了一半的菜篮子往家里走。
毛文博数着手里的纸币，一共三块四毛二，那废品回收站的老板还说没有零钱了，让毛文博免去那两分钱，而毛文博据理力争，扣扣索索总算让老板多加了八分钱，一共三块五，距离他跟池岁星买小灵通的目标又近了一点。
路上的寒风割着脸颊，毛文博快步走着，十三栋那边吵了起来，围起来一大批人。要是小时候，池岁星肯定会从人群的缝隙钻进去，走到最里边去看热闹，毛文博想着。可惜这会儿他应该还在老家，陪婆婆搬房子。毛文博在人群外踮脚，打算把这件事当成池岁星回家后的谈资。
远远地，他只看到张玉兰抱着刘振东，母女俩坐在十三栋的门槛上，对立面站着刘国强和窦南康。她流着泪，一手护着刘振东，一手指着他们，嘴里骂道：畜生！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