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濯枝雨还没回来
槐烬坐在厢房里，灯关着，窗帘拉严了。桌上摊着一张虹口的地图，用铅笔画了几个圈——日本人的据点、巡捕房的分署、码头仓库的位置。他看了三遍，把地图折起来，塞进怀里。
然后他等。
等濯枝雨回来。
他在濯枝雨房间里看见那瓶新药的时候，并没有立刻断定出了事。也许濯枝雨只是临时有事耽搁了，也许去朋友家了，也许——也许那个空瓶子只是随手扔在了外面。
他给了自己一个晚上。
他坐在黑暗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的火光一明一灭，照着他的脸。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已经在脑子里把濯枝雨可能的死法想了一百遍。
每一种都想得很具体。
每一种都让他想把桌子掀了。
但他没掀。他只是坐着，抽烟，等。
等到窗外的天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鱼肚白。弄堂里有人开始活动了——倒马桶的声音，生煤炉的声音，阿婆骂鸡的声音。卖豆浆的推着车从弄堂口经过，梆子声一下一下，由远及近，又由远及近。
槐烬站起来。
他没走正门，从后窗翻出去，沿着屋顶走了两条街，在一家还没开门的裁缝铺后面跳下来。
裁缝铺的老板是他的线人，姓孙，一个瘸了腿的老头。槐烬敲了三下门，停一下，又敲两下。
门开了。
老孙头披着件褂子，眯着眼睛看他。
“这么早？”
“我要去十六铺。”
老孙头看了他一眼，没多问，从门后摸出一把钥匙递给他。
“后巷第三间，那辆黑色的。”
槐烬接过钥匙，转身走了。
车子是辆旧福特，发动的时候抖得厉害，像害了疟疾。槐烬握着方向盘，从后视镜里看了自己一眼——眼睛是红的，脸是白的，嘴唇干裂，像一张被揉皱的纸。
他把后视镜掰开，不看了。
十六铺码头，清晨六点。
江面上有雾，灰蒙蒙的，把江水和对岸的建筑物都糊成一片。码头上已经有人了——脚夫在卸货，渔民在收网，几个早起的小贩在路边摆摊。一切如常，好像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
槐烬把车停在码头外面，下了车，沿着江边走了半圈。
他没走太远，也没走太快。他在看——看每一个脚夫的脸，看每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看每一扇紧闭的门窗。他看了半个小时，什么都没看到。
没有濯枝雨，没有黑色轿车，没有日本人的便衣。
码头很正常。正常得让他觉得恶心。
他回到车上，坐了一会儿。然后他发动车子，开回法租界，停在一栋灰色小楼后面。
这栋楼表面上是家贸易公司，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楼里有几部电话，有一条线能通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电话交换所——通过那里，他能调看巡捕房在码头周边架设的监控摄像。
这不是合法的手段，但他不在乎。
上楼的时候，他碰见了阿昌。阿昌是联络点的负责人，一个精瘦的广东人，戴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账房先生。
“槐烬？”阿昌看见他，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单线联系，没事别——”
“我有事找老五。”
阿昌的表情变了。
“出了什么事？”
“我的人丢了。”
阿昌看着他，沉默了两秒。
“跟我来。”
三楼有一间暗房，墙上挂着一排文件柜，角落里摆着一台留声机——那是用来放音乐的，掩护用的。阿昌走到最里面的文件柜前，拉开第三层抽屉，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部电话。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老五，找人。”
阿昌示意槐烬说名字
“濯枝雨。”
“好，挂了”阿昌放下电话对槐烬低声说：“老五昨天看到过他，三个人跟着，压着他走，老五徒弟录下来了”
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后面有一条窄巷，堆满了垃圾桶，散发着腐烂的酸臭味。槐烬靠在墙边等了二十分钟，一个穿工部局制服的印度人从侧门探出头来，朝他招了招手。
他跟着那人走进去，穿过一条走廊，下了一层楼梯，进了一间地下室。
印度人从架子上取下三盘胶卷，塞进一台放映机里。
“三号机位，昨天晚上九点的，老五徒弟给的。”
画面亮起来，黑白的，抖得厉害。十六铺码头的空镜，人走来走去，模模糊糊的。
槐烬盯着画面
三点十分，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出现在画面里。他低着头，走得很快，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槐烬认出那件长衫——是濯枝雨昨天早上出门时穿的那件。
他的呼吸停了一拍。
濯枝雨被人围着走到码头边上，在一堆货物旁边站住了。他捂着胃然后蹲下来，靠着一个大木箱。
槐烬凑近了屏幕。
濯枝雨蹲在木箱旁边，低着头，手在脚边动了几下。然后他站起来，继续被他们押着往前走。
走了大约二十步，一辆黑色轿车从画面外冲进来，横在他面前。
车门打开，两个人下来，把濯枝雨塞进车里。公文包掉在地上，一个人捡起来，扔进车里。然后车门关上，车子开走了。
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
槐烬看着那辆车消失在画面里，一动不动。
“老五让我转达濯枝雨当时留下的信息。”那人指了指画面上的濯枝雨，继续开口“沪A·37801，一个姓周的，另外两个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