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安十二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个女人。
她是坐一辆三轮车来的。那辆车在村口那条坑洼的土路上颠簸着停下来时，最先吸引注意力的，不是车本身，而是从车里伸出来的那只脚——穿着一双白色的、有细跟的凉鞋，脚趾甲涂着鲜红色的指甲油，在灰扑扑的乡村背景下，像一团燃烧的小火焰。然后是整条腿，然后是整个人。她穿着一件碎花的连衣裙，裙摆到膝盖以上，腰身收得很紧，勾勒出一道在村里从未见过的曲线。她的头发是烫过的，蓬松地披在肩上，脸上涂着粉，嘴唇是鲜艳的红色，耳朵上挂着金色的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手里拎着一个小巧的皮包，不是村里女人们用的那种布袋子，而是有金属扣、有链条的、看起来就很贵的皮包。她从车上下来，站定，环顾了一圈这个她曾经生活过的村庄，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混合着亲切和疏离的表情。
孩子们最先围了上去。他们像一群嗅到了新奇气味的小动物，从各家各户的门口探出头来，然后慢慢地、试探性地靠近，在距离那个女人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瞪大了眼睛，上下打量着她。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他们见过女人，见过母亲，见过祖母，见过邻居家的阿姨，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女人：她穿着只有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衣服，涂着只有在广告里才能看到的红唇，浑身散发着一种陌生的、好闻的气味，不是椰油和柴火的味道，而是某种花香和化学品混合的、城市里才有的味道。
那个女人看到孩子们，笑了。她的笑容很大方，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和村里那些因为嚼槟榔而牙齿发黑的女人们完全不同。她蹲下来，打开那个小巧的皮包，从里面掏出一把东西——五颜六色的、包着锡纸的小圆球。巧克力。孩子们的眼睛瞬间亮了。他们见过巧克力，在镇上小卖部的货架上，摆在最高的那一层，用透明的玻璃罐装着，标价贵得离谱，从来没有大人舍得买给他们。而现在，这个女人手里握着一大把，像握着一把珍宝，笑着递到他们面前。“来，一人一颗，不要抢。”她的声音也很好听，不是村里那种粗粝的、被油烟熏过的嗓音，而是柔和的、带着某种外来腔调的、像广播电台里的声音。孩子们犹豫了一下，然后一拥而上。朱莉安和玛利亚也挤在人群中。朱莉安抢到了一颗红色锡纸的，玛利亚抢到了一颗金色的。她们攥着那颗小小的、沉甸甸的巧克力，舍不得立刻剥开，先放在手心里掂了掂，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一股浓郁的、陌生的甜味，和她们吃过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她们小心翼翼地剥开锡纸，把那颗棕色的、光滑的巧克力放进嘴里。甜味在舌尖上化开，浓郁，丝滑，带着一种微苦的后调，像一个小小的、甜蜜的炸弹在口腔中爆炸。她们眯起眼睛，含了很久很久，舍不得咽下去。
那个女人是村里出去的。她叫特蕾莎，比她们大二十多岁，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做菲佣的人之一。她先去了香港，做了六年，然后去了迪拜，做了四年，后来又辗转去了新加坡和台湾。她用自己的工资供弟弟读了大学，给父母盖了新房子，还在镇上买了一块地。她是这个村庄的传奇——每一个想出去的女孩，都听说过她的名字。她这次回来，是探望年迈的父母，也是给村里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她坐在村口那棵大榕树下，被一群女人和孩子围着，像一位从远方归来的说书人，开始讲述那些她们从未听过的故事。
她讲香港。她说香港是一座由玻璃和钢铁建成的城市，楼高得仰起头也看不到顶，到了晚上，整座城市亮起来，像一座发光的山。她说维多利亚港的水是深蓝色的，两岸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风吹过来的时候，那些光就碎了，像撒了一把钻石。她说她工作的那户人家，住在二十几层，从窗户看出去，能看到整个港口。她说她第一次站在那扇窗前时，站了很久，一动不敢动，怕这是梦，一动就醒了。女孩们听得入了神。她们想象不出二十层楼有多高，想象不出从那样的高度看出去是什么景象。她们的世界里，最高的东西是椰子树，最宽阔的水面是村口那条河。香港，那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点，但在特蕾莎的描述中，它像一座神话中的城池，悬浮在她们遥不可及的天边。
她讲迪拜。她说迪拜在沙漠里，到处都是金色的——金色的沙，金色的建筑，金色的阳光。她说那里的夏天热得能把鸡蛋烤熟，但屋子里冷得要穿外套，因为他们有那种叫空调的东西，可以把整个房子都变凉。她说她工作的那户人家，家里有游泳池，有花园，有她叫不出名字的豪华家具。她说那里的女人穿着黑色的长袍，只露出眼睛，但长袍下面，是名牌的衣服和首饰。她说她在那里学会了辨认各种奢侈品的标志——路易威登，香奈儿，古驰——虽然她一辈子也买不起，但至少知道了它们长什么样。女孩们听得目瞪口呆。沙漠，游泳池，黑色的长袍，金色的建筑——这些词汇像一串串彩色的珠子，在她们脑海中串联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完全不真实的画面。她们想象不出沙漠是什么样子——她们的世界里只有绿色，雨林的绿，河水的绿，椰子树叶的绿。金色，那是一种只存在于教堂圣像背后的颜色，遥远而神圣。
她讲阿姆斯特丹。她说那是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有数不清的运河，像一条条丝带穿过城市的身体。她说那里的房子又窄又高，紧紧地挨在一起，像一排站得笔直的士兵。她说那里的冬天很冷，会下雪，河面会结冰，人们可以在冰上滑行。她说那里的风车很大很大，在田野上慢慢地转着，像巨大的、沉默的巨人。她说那里的花很美，尤其是春天，到处都是郁金香，红的，黄的，紫的，像一片彩色的海洋。女孩们沉默地听着。阿姆斯特丹——这个名字对她们来说太陌生了，比香港和迪拜更遥远，像一个只在梦中出现过的地名。她们无法想象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无法想象河面结冰是什么样子，无法想象那些巨大的风车在田野上转动的情景。但特蕾莎说起阿姆斯特丹时，眼神和说起香港、迪拜时有些不同——那里面多了一种她们读不懂的东西，像是怀念，又像是惆怅。很多年后，当朱莉安和玛利亚真的站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边时，她们会想起特蕾莎描述这座城市时的眼神。她们会明白那种眼神里包含的东西——那是一个异乡人对一座既接纳她又拒绝她的城市的复杂情感。但此刻，她们只是听着，像听一个童话。
特蕾莎讲了整整一个下午。她讲那些高楼，那些商场，那些运河，那些她见过的繁华和孤独。她讲那些雇主——好的，坏的，慷慨的，刻薄的。她讲那些和她一起在异国他乡挣扎的姐妹们——有的成功了，寄钱回家盖了房子；有的失败了，灰溜溜地回来，再也不提那段经历；还有的，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语气很平淡，没有夸张，没有渲染，像是在陈述一些她已经消化了很久的事实。但女孩们从那些平淡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些她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那是艰辛，是屈辱，是想家时只能躲在被子里哭的夜晚，是在陌生的城市里迷路了却不知道该向谁求助的恐慌。特蕾莎没有刻意渲染这些，但她也没有隐瞒。她只是如实地说着，像在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也很残酷。你们要想清楚。
太阳渐渐西斜了。特蕾莎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灰，说她该回去了。她走到村口那辆三轮车前，正要上车，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过身来，目光在那些围观的女孩们脸上扫过，最后落在了朱莉安和玛利亚身上。她们两个站在最前面，手里还攥着那张巧克力的锡纸，舍不得扔掉。特蕾莎看着她们，笑了一下，然后走过来，伸出手，摸了摸朱莉安的头，又摸了摸玛利亚的头。她的手指是温暖的，指甲上的红色在暮色中格外醒目。“学好英语，”她说，“将来我介绍你们出去。”
然后她转身上了车。三轮车发动起来，突突突地沿着那条坑洼的土路驶远了，扬起一路尘土。女孩们站在村口，看着那辆车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暮色和尘土交织的尽头。特蕾莎走了，但她带来的那些故事，像一粒粒种子，落在了女孩们心里那片刚刚被翻松的土壤中。那天晚上，朱莉安和玛利亚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门口玩耍。她们早早地躺到了竹床上，并排躺着，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窗外传来虫鸣和远处青蛙的叫声，母亲在隔壁房间低声哼唱着摇篮曲，弟弟已经睡着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但她们两个都睡不着。
“朱莉安，你睡着了吗？”玛利亚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很轻。“没有。”“你在想什么？”朱莉安沉默了一会儿。“我在想香港。”“我也是。”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玛利亚翻了个身，面朝朱莉安的方向，声音里带着一种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认真：“朱莉安，我们以后也出去吧。”朱莉安没有立刻回答。她躺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片模糊的阴影，想象着香港的高楼，迪拜的沙漠，阿姆斯特丹的运河。那些地方太远了，远到她无法想象自己真的能到达那里。但特蕾莎到了。特蕾莎和她们一样，出生在这个村子里，在泥水里长大，在同样的星空下睡觉，在同样的河流里捕鱼。她出去了，她看到了那些东西，她回来了，她还活着，还好好地站在那里，涂着口红，穿着连衣裙，给她们分发了巧克力。这说明，那是可能的。“好。”朱莉安说。她的声音很轻，但在黑暗中，却有一种奇异的、坚定的力量。“我们一起出去。”
她们没有拉钩，没有发誓。她们只是躺在各自的竹床上，在黑暗中，静静地想象着同一个远方。窗外，棉兰老岛的夜空低垂，繁星如织。那些星星，和香港上空、迪拜上空、阿姆斯特丹上空的星星，是同一片星空。只是当时的她们还不知道，看同一片星空的人，可能会被命运抛向完全不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