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是在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时刻确立的。不是月夜，不是花前，不是什么精心安排的场面。是田昭文发烧的第三天夜里，阿史兰守在她帐外，听见她在高声说胡话。
她说的是汉话，可中间夹杂着夷语的词。一个汉人，在神志不清的时候，说起了夷语。
阿史兰掀开帐帘进去的时候，看见她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额上全是汗。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句夷语——
“阿玛，我译错了。”
“阿玛”是夷语里的“父亲”。
他的心猛地被人攥了一下。
她醒来的时候，天刚亮。
帐里很暗，只有一盏小油灯，灯芯快要烧尽了，跳着极小的一粒火。阿史兰坐在她旁边，背靠着帐壁，眼睛闭着，手里还握着那卷“原”字纸。
她动了动，他就醒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
“守着你。”
“我不会死。”
“我知道。”阿史兰说，“可你刚才用夷语喊父亲。”
田昭文的脸更红了，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
“你听懂了？”
“听懂了。”
她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我爹走了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说夷语。”
“为什么不说？”
“因为我是译官的女儿。”她看着他，“译官的女儿，不许把两种话混着说。混着说，就是不清不楚。”
“可你刚才混了。”
“我烧糊涂了。”
阿史兰忽然笑了。那笑容很淡，却很真，像雪后第一缕透进来的光。
“那就多糊涂几次。”他说，“你糊涂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更像你自己。”
第二天，她能坐起来了。
他把案推到她面前，案上摆着一块新刮平的桦皮、一小截炭条，还有一碗化开的墨。
“教我。”他说。
“教什么？”
“写我的名字。”
田昭文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哪三个字——阿、史、兰。
“你会写。”她说。
“我会写。”他说，“可我写不像。”
他摊开自己的手掌给她看。掌心里有一行用指甲划出来的痕迹，浅得几乎看不见，是他这些天一遍一遍描摹留下的。
“我写出来的字，骨头是歪的。”他说，“像一个人站着，却总想往北边靠。”
她没有笑。她握住他的手，把炭条塞进他指缝里。
“握紧。”她说，“别往下压，往下压就变成刀了。”
他的手指很粗，指节上有常年握刀磨出来的茧，炭条夹在指间，像一块石头夹在树枝里。他试着写第一笔，手抖了一下，桦皮上拖出一道歪斜的墨。
“这不是‘阿’。”她说。
“我知道。”
“那为什么还写？”
他看着她：“因为你握着我的手。”
她没有松开。
那天他们写了很多很多遍，多到彼此都已经数不清。最后一遍的那一笔，终于立住了。她松开手，他一个人又写了一遍，这一次没有歪。
他把桦皮举到灯下，看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字是这么窄的东西。”
“什么？”
“我活了二十几年，名字就只有这么宽。”他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下，窄得像一道刀口，“可我开口唱的时候，它比山还宽。”
田昭文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她想说：那是因为你唱的时候，不只是在唱自己。
可她没有说。因为她知道，这句话一旦出口，他们之间那层薄薄的纸，就要破了。
第三天夜里，她能下地了。
两个人走到界碑旁边。月亮很圆，圆得像一面铜镜，照得雪地发蓝。界碑上的字已经模糊了，被三十年的风磨得只剩几道浅痕。
田昭文忽然说：“我想唱一次。”
“唱什么？”
“唱《远夷乐德歌》。”
阿史兰看着她：“那是汉人的歌。”
“那我唱汉人的。”她说，“你唱你们的。”
他没有再问。
于是她开口。
她用汉语唱，声音不高，却清亮，像一条从石缝里流出来的溪：
“大汉是治，与天合意——”
“吏译平端，不从我来——”
唱到第三句，阿史兰开口了。
他用夷语和。那声音很低，从喉咙深处滚出来，带着狼嗥的余韵，像一阵从山脊上压过来的风：
“大汉是居，与天合气——”
“不从我哉，我自不来——”
两歌并行。一声清，一声沉；一声是字，一声是气。
她停下来，看着他。
“你唱的这一句，”她说，“我们译的时候，写的是‘吏译平端’。”
“是什么意思？”
“是说译官公正，不偏不倚。”
“我们唱的不是这个。”
“那你们唱的是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才说：“我们唱的是——翻译我的人，是个公正的人吗？”
风停了。雪地在月光下发蓝，像一块刚被摊开的、没有人敢下笔的纸。
田昭文忽然觉得冷。
不是因为风。是因为她第一次听清了，那三个字之间的距离——
“公正”是一个词。“是个公正的人吗”是一句话。而这句话里，有质疑，有恳求，还有一个被翻过去的人，小心翼翼的、不敢大声的问。
词是平的。话是有重量的。
她译了十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汉文功底越好，就越能把那句问话，压成一个词。
于是他们开始对。
一句一句地对。她唱汉文的，他唱夷语的，唱到一样的地方，两个人都停下来，在桦皮上记一笔。
对到第七句，两个人同时停了。
不是因为对上了。是因为对不上了。
她唱的是：“蛮夷所处，日入之部。”
他唱的是：“日落的地方，是祖先倒下的地方。”
“这两句不一样。”她说。
“是一样的。”他说。
“日入之部”是方位。“祖先倒下的地方”是伤口。方位可以画在图上，伤口画不下来。
“可若没有那场仗，”阿史兰说，“我们就不会在日落的地方活下来。活下来的人，就把那里叫作家。”
“那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唱？”
“因为那样唱，字太多。”他看着她，“一首歌要是把每一场仗都唱进去，要唱七天七夜，谁也记不住。”
“所以你们把七天七夜，压成了四个字。”
“你们又把四个字，译成了两个字。”
田昭文低下头，看着桦皮上自己记的那一笔。
一笔，一划，一横，一竖。每一个笔画都那么干净，干净得像从来没有人为了它死过。
“那剩下的那部分，”她问，“谁记？”
阿史兰没有回答。
他只是抬起头，对着月亮，把那四个字用夷语又唱了一遍。
这一次，田昭文听懂了。不是听懂了词。是听懂了那个他没有唱出来的东西——
一个族把七天七夜的仗压成四个字，又把这四个字当成歌，一代一代唱下去。
唱到后来，唱歌的人已经不知道那是一场仗了，只知道那是歌。
翻译把那场仗彻底抹平了。
声相合，意不通。
不是因为他们唱得不好。是因为他们唱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对到天快亮的时候，田昭文忽然说：
“阿史兰。”
“嗯。”
“如果我们注定翻译不过来，那我们算什么？”
阿史兰想了很久。
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雪的气息。他听见风里有母狼的嗥，很轻，很远，像一句三十年的旧话。
“我们不是相爱。”他说。
“我知道。”
“我们是互相翻译。”
“然后发现翻译不过来。”
她没有哭。她只是把那卷“原”字纸摊在膝上，用指腹一下一下地摸着纸面，像在摸一个看不见的伤口。
“那翻译不过来的那部分，”她问，“怎么办？”
阿史兰看着界碑以北的方向——那是拔野古走的那条路。
“留着。”他说。
“为什么？”
“因为那是唯一没有人能替我们记下来的东西。”
他顿了顿，又说：
“你爹译对了三个字。可他译错的三个字，我记了三十年。”
“我记的，不是那三个字错了。”
“我记的是——被人译过去，是什么滋味。”
月亮沉下去了。天边泛出一线极淡的白，像一张刚被摊开的纸。
田昭文忽然很想握住他的手。
她握住了。他的手很大，很粗，指节上有常年握刀留下的茧。可那只手在她掌心里，很稳，很暖，像一个已经想清楚了自己要去哪里的人的手。
她忽然明白，自己爱上他的那一刻，不是在他对她唱的时候。
是在他唱完，抬起头，说“翻译不过来”的那一刻。
因为她知道，一个肯承认自己翻译不过来的人，是不会骗她的。
可她也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之间再无退路。
她是一个译官的女儿。她的父亲用汉字换走了这个族的三个字。
而她，刚刚用自己的手，握着这个族长的手，教会了他怎么把名字写得更像汉人的字。
她没有松开。只是握得更紧了一些。
天亮之前，她又唱了一遍《远夷乐德歌》。
这一次，他听着，没有和。
“为什么不和？”她问。
“我想听听，没有我们的声音，它是什么样子。”
她唱完。
很静。雪地很静，风很静，界碑很静。
“怎么样？”
他看着她：“是一首好听的歌。”
“只是没有狼。”
田昭文没有再唱。
她把那卷桦皮收起来，上面记着七处对不上、十一处压扁了、还有三处，她不知道该怎么写。
她想，这大概就是翻译的样子——
你把一个声音，换成另一个声音。中间丢掉的那部分，谁也看不见。
可它一直在。
像母狼留在雪地上的那行脚印，雪化了，脚印就没有了。
可走过那条路的人，记得。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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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对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