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红与烟灰
第二章天光是渐融的冰
文/邱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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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起来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会变得不一样。
但是没有。
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细细的一道，像刀刃切开皮肤后露出的白色脂肪层。它落在我的枕头边缘，落在那一截从被子里伸出的脚踝上，落在散落一地的试卷和课本上。那些纸张在光线下泛着一种病态的黄，像肝炎患者的眼白，像存放了太久的旧报纸，像所有被时间浸泡过又晾干的东西。
我眯着眼睛看那道光，看灰尘在光束里翻飞，做永不停歇的布朗运动。它们那么轻，那么小，那么微不足道，却永远不会真正落地。它们就在那一束狭窄的光柱里上升、下降、旋转、碰撞，像一座微型的、悬浮的宇宙。我想，如果把我剖开，把胸膛里那些积压太久的东西释放出来，它们大概也会这样吧——细小，轻浮，永远悬浮在某个密闭空间里，找不到出口，也落不了地。
十六岁的早晨总是从这样的时刻开始。不是闹钟的尖叫，不是母亲的催促，不是窗外逐渐喧哗起来的车流声，而是这道光。这道永远不会问你同不同意就擅自闯进来的光，像个不懂礼貌的访客，拉开你的眼睑，扒开你的梦境，把现实像一盆冷水一样泼在你脸上。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套上有口水干涸后留下的淡淡印渍，还有眼泪流过之后皮肤上残留的微咸。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哭了，还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哭的。十六岁那年，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它们会在任何时刻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听到一首歌的时候，看到一句台词的时候，或者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单纯地看着天花板的时候。眼泪有自己的意志，它们不听从我的调度，像一个背叛了将军的士兵，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刻擅自离岗。
房间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墙壁内部管道里水流过的声音，那是楼上有人在冲马桶。水沿着生锈的铁管奔涌而下，发出一种空洞的、带着金属共振的轰鸣，像巨兽在肠道里蠕动。我能想象那些水从管道里流经这栋老旧建筑的每一层，经过二楼的夫妻正在为孩子的学费争吵，经过三楼的独居老人正在煮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经过四楼那个总是深夜弹钢琴的少女，她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弹出肖邦的夜曲，每一个音符都像一滴悬而未落的眼泪。最后水流到地下室，汇入总管道，和整栋楼的污水一起排进城市的地下管网。那里是一个更巨大的、更隐秘的世界，是这座城市的消化系统，日夜不停地处理着所有人排出的废弃物。
我想象那些管道里流淌着什么。洗菜水、洗衣水、冲马桶的水，还有人们洗澡时从身上搓下来的死皮和污垢，还有女人卸妆时从脸上擦下来的粉底和口红。那些洗面奶的泡沫裹挟着Dior 999的猩红，在管道里旋转、稀释、分解，变成一串串淡粉色的气泡，最后消失在黑暗深处。那是一管口红最终的去处——不是嘴唇上，不是梳妆台上，不是某个男人的衬衫领口上，而是下水道，是污水处理厂，是化学试剂中和之后的、无害的、无色无味的清水。所有鲜艳的、浓烈的、不可一世的东西，最终都会变成无色无味的清水。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一阵悲哀。但悲哀过后，又觉得平静。像把手伸进冰水里，最初的刺痛过去之后，只剩下麻木。
我终于从床上坐起来。被子和床单纠缠在一起，形成一团皱巴巴的巢穴，像某种巨大昆虫结的茧。我的头发乱成一团，有几缕粘在嘴角，扯开的时候带着细微的疼痛。嘴巴里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是昨夜残留在口腔里的酸奶和睡眠中细菌繁殖的混合产物。舌头舔过牙齿表面，能感觉到一层粗糙的牙垢，像细砂纸，像贝壳内壁那种暗淡的、没有光泽的珍珠质。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光线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倾泻进来，带着十六岁夏天特有的那种白热化的暴力。那不是温柔的、渐进的、像母亲的手抚摸脸颊一样的光，而是一种充满攻击性的、恨不得把你整个人都烧成灰烬的光。每一道光线都是一根灼热的针，扎进瞳孔，扎进皮肤，扎进每一个尚未完全闭合的毛孔。我本能地闭上眼睛，眼皮后面是一片温暖的、模糊的橘红色，像火焰，像血，像所有正在燃烧的东西。
当眼睛终于适应了光线，我看见窗外的世界已经被太阳烤得发白。柏油路面蒸腾着透明的热浪，像一层正在融化的玻璃。路边的梧桐树耷拉着叶子，每一片叶子都蜷缩起来，边缘发黄，像被火舌舔过的纸。树干上有蝉蜕，空壳，保持着爬出之前的姿势，爪子紧紧扣住树皮的缝隙，背上裂开一道口子，像一个被掏空了的躯壳。蝉已经飞走了，或者已经死了，只剩下这个褐色的空壳挂在树干上，证明曾经有一个生命在这里完成了最后一次蜕皮。
蝉在地下蛰伏七年，出土后只活一个夏天。它们用七年的黑暗换来一个夏天的鸣叫，然后从树上跌落，六脚朝天，翅膀上的脉络逐渐失去光泽，最后被蚂蚁分解成碎片运回巢穴。我想起去年夏天曾经在路边看到过一只将死的蝉，它仰面躺在地上，腹部朝上，几条腿还在微弱地划动，像在空气中游泳。我蹲下来看它，看它透明的翅膀反射着阳光，像两片极薄极薄的玻璃。然后它停止了挣扎，腿慢慢收拢，贴在腹部的甲壳上，不动了。一只蚂蚁爬过它的身体，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很快它就变成了一座微型的、移动着的黑色山丘。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死亡不是从活着到不活着的那个瞬间，而是一个逐渐被分解的过程。一个个体先是停止呼吸，然后被细菌分解，被昆虫啃食，被时间磨损，最后连骨骼都化为齑粉，变成土壤的一部分，被植物的根系吸收，变成一片树叶，一片花瓣，一颗果实。然后果实被吃掉，树叶被烧掉，花瓣被碾碎，所有的分子重新回到大气中，重新组合，重新开始。没有什么是真正消失的，只是被拆散，被分散，被均匀地洒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就像烟灰。一根烟燃烧之后，烟草变成灰烬，被弹落在烟灰缸里、地上、风里。那些灰烬里含着尼古丁、焦油、以及几十种化学物质燃烧后的残渣，它们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吹散，散落在空气中，散落在窗台上，散落在某个人的头发上、衣服上、睫毛上。那个人可能会在一小时后洗掉它们，也可能会带着它们走过一整天的路，见过各色各样的人，说过许多漫不经心的话，然后在夜晚洗澡时，让它们随着水流一起流进下水道。一根烟的灰烬可以散布到整个城市，可以在一天之内被无数人吸入肺里，可以在风中飘荡数十公里，可以落在某个十六岁少女的日记本上，被她翻页的时候碾成一道灰色的污迹。
这就是烟灰。一种接近虚无的存在，一种被分解到极致的、几乎不可见的物质。它曾经是一株烟草，生长在南美洲某个阳光充沛的山坡上，被采摘、晾晒、切割、卷制，然后漂洋过海来到这座城市的便利店柜台，被一个失眠的人买走，在凌晨三点被点燃，燃烧七分钟，最后变成一堆灰烬。这七分钟是它作为“烟”的一生，之后它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个幽灵，一个游荡的分子团，一个无处不在又无人注意的印记。
而我十六岁那年所感受到的，自己正在变成的东西，就是烟灰。
不是口红。口红太鲜艳了，太有侵略性了，太像一个宣言了。口红涂在嘴唇上，所有人都能看见，所有人都会在心里评头论足——这个颜色太艳了，这个色号不适合她，这个年纪不应该涂这样的口红。口红是一种暴露，一种把自己摊开在所有人面前任人审视的姿态。而烟灰不同。烟灰是低调的，是隐藏的，是只有在掉落的那一瞬间才会被注意到的存在。大多数时候，它就在烟灰缸里静静堆叠，越堆越高，像一座微型的、灰色的雪山，等待着被倒进垃圾桶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烟灰的。也许是父亲走的那天，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的车尾灯逐渐缩小成两个红色的光点，最后消失在街角转弯处。也许是母亲第一次深夜晚归，高跟鞋踩在走廊地板上发出凌乱的声响，像密码被敲错之后的报警音。也许是我第一次在便利店的落地窗前坐了一整个晚上，看着夜色一点一点被晨光稀释，像把墨水滴进一杯水里，黑色慢慢扩散，由浓转淡，最后变成一种混浊的灰色。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灰色呢。不是天空将雨未雨时那种铅灰，不是鼠灰色大衣那种绒毛般的暖灰，不是混凝土未干时那种湿漉漉的灰，而是一种干燥的、轻盈的、轻轻一吹就会散去的灰。是烟灰特有的那种灰。灰得有层次，灰得有纹理，灰得像是把黑色和白色混在一起之后研磨了一千年才得到的那种极致的中间色。如果悲伤有颜色，大概就是这种灰。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昨天晚上烧的，在玻璃杯里放了一整夜，变得和室温一样温吞。杯壁上凝结着一层细小的气泡，像鱼卵，像青蛙产在池塘里的、一团一团透明的卵。水灌进喉咙的时候没有任何温度感，既不冰凉也不温热，像喝下了一口虚无。但我还是喝完了，因为身体需要水。十六岁那年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把身体和灵魂分开来看待。身体是一个容器，一个需要定期补充燃料的机器，它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睡眠，这些都是生理需求，和灵魂无关。灵魂需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很难描述，很难获取，甚至很难确证它们是否真的存在。
我把杯子放在桌上，杯底碰触桌面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回荡了一下，像一颗石子掉进井里。
桌上的试卷还摊开着，红色的分数像一道还没结痂的伤口。数学试卷，一百五十分的满分，我得了七十二分。不是不及格，是不及格以上、及格以下的那一个尴尬的区间，像半生不熟的米饭，像将化未化的雪，像所有悬而未决的中间状态。老师用红笔在分数旁边写了一个“加油”，还画了一个笑脸。那个笑脸的线条僵硬而程式化，两条弧线代表眼睛，一条弧线代表嘴巴，它们组合在一起，看起来不像是在笑，更像是一种来自成人世界的敷衍。像在说：我知道你不行，但按照规定，我还是要鼓励你。那个笑脸后面藏着的东西，和所有成人世界藏着的东西一样，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带着淡淡不耐烦的同情。
我把试卷翻过去，扣在桌面上。那个红色的分数和那个假笑的笑脸一起消失在了背面。但我知道它们还在那里，就像所有被翻过去的回忆一样，没有消失，只是被掩盖。
太阳越来越高了。光线从斜射变成了直射，窗台上的瓷砖被晒得滚烫，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我把手放在瓷砖上，掌心感受到一种灼热的、像放在熨斗上的温度。据说正午的时候，阳光直射地表，每平方米能接收一千瓦的能量。一千瓦，足够点亮十个一百瓦的灯泡，足够让一台微波炉运转，足够把一个人从里到外烤熟。但此刻这一千瓦的能量洒在我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任何温暖。十六岁那年，我失去了感受温度的能力。不是生理上的失去，我的皮肤依然能分辨冷热，但那只是皮肤的事。在我皮肤下面的那个地方，那个叫做“心”或者“灵魂”或者随便什么名字的地方，是恒温的，恒定的，像恒温箱里存放着的标本。它不会因为阳光而升温，不会因为寒流而降温，它保持着一种永恒的、暧昧的微凉，像停尸房里不锈钢台面的温度。
我有时候会把手掌按在胸口上，感受心脏的跳动。咚，咚，咚，一下一下，机械而忠实，像一个从不请假的工人。它跳动了十六年，从不间断，即使在睡梦中也在工作。它比我的大脑更忠诚，比我的意志更坚定，比我的情绪更稳定。有时候我觉得它才是这具身体真正的主人，而我只是寄居在它隔壁的一个租客，旁观着它的工作，却无权干涉。如果有一天它决定不跳了，那我也就跟着消失了，像烟灰被风吹散，不留痕迹。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放松。像签了一份合同，把所有的责任都转交给了别人。我不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负责，因为我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偶然。几十亿分之一的概率，这颗精子遇到那颗卵子，于是就有了我。如果那天晚上父母没有□□，如果那天晚上他们□□的时间早了十分钟或者晚了十分钟，如果是另外一颗精子抢先到达了终点，那么生下来的就不是我，是另一个人。那个人会有和我完全不同的指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人生轨迹。她也许不会在凌晨三点坐在便利店里喝过期的酸奶，她也许数学能考到一百二十分，她也许和母亲的关系亲密无间，她也许从来不知道烟灰掉落在皮肤上是什么感觉。
但她不是我。而我是我。
我是邱莹莹。十六岁。高一。数学很差。喜欢在深夜游荡。偷用母亲的口红。还没有学会抽烟，但已经学会了用手指夹烟的姿势。在每一个黎明到来之前，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像雾一样弥漫的悲伤。这就是我。一个用各种零碎标签勉强拼贴出来的个体，像一面用碎镜子重新拼成的镜子，只能映出支离破碎的影像。
我推开窗。
热浪扑面而来，带着柏油路面蒸发的沥青味、远处建筑工地飘来的水泥粉尘、以及楼下早点铺炸油条的油烟味。那些味道搅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只有夏天早晨才有的混合气息。蝉声从梧桐树的枝叶间倾泻而下，不是一只两只，是成百上千只，它们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形成一道震耳欲聋的声墙。有人说蝉鸣是噪音，但我觉得那是唯一一种诚实的音乐。它们不是为了取悦听众，不是为了表达情感，它们只是本能地、不顾一切地鸣叫着，用声音证明自己的存在。它们在地下蛰伏七年，换来这一个夏天的嘶吼，有什么理由不拼尽全力呢。
而我呢。我蛰伏了十六年，从出生开始就在积蓄，积蓄眼泪，积蓄沉默，积蓄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和被咽下去的委屈。但我的夏天还没有来。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我会永远蛰伏下去，做一只永远等不到出土日的蝉，在地下腐烂，变成树根的养料，变成泥土的一部分，变成明年另一些蝉出土时穿过的那一层土壤。
楼下早点铺的老板娘正在炸油条。她把面团揉成长条，用刀在中间划一道缝，然后把两条叠在一起，拉长，放进油锅里。面团在滚烫的油里迅速膨胀，发出滋滋的声响，表面从白色变成金黄，从柔软变成酥脆。她用长筷子夹起炸好的油条，放在铁丝网架上沥油，油滴穿过网眼掉进下面的托盘里，发出细碎的、像雨点一样的声音。
有人排队买油条。他们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打着哈欠，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零钱。老板娘接过钱，找零，递油条，动作娴熟而机械，脸上挂着一种职业性的微笑。那种微笑和老师画在试卷上的笑脸如出一辙——不是真的在笑，只是在完成一个叫做“微笑”的肌肉动作。嘴角上扬，露出牙齿，眼睛微微眯起。所有的参数都符合微笑的标准，但组合在一起就是不像。像一台按照程序运转的机器，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但产品上没有人的温度。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大多数时候都像这样。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序，一个不需要走心的仪式。说“你好”的时候不需要真的希望对方好，说“谢谢”的时候不需要真的心存感激，说“再见”的时候不需要真的盼望再次相见。所有的对话都是套路，所有的表情都是面具，所有的互动都是表演。十六岁那年我参透了这个秘密，然后世界就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剧场，每一个人都是演员，每一条街道都是布景，每一个白天都是演出。只有深夜才是散场时分，所有演员卸下妆容，脱掉戏服，回到后台，露出疲惫而真实的、不设防的脸。
而凌晨三点的便利店，就是这座剧场的后台休息室。那里有最真实的脸色，最不加修饰的姿态，最卸下防备的脆弱。那里是这座城市唯一不打烊的更衣室，所有深夜游荡的人都可以在那里暂时歇脚，喝一瓶过期的酸奶，对着落地窗上自己的倒影发一会儿呆，然后再重新戴上微笑的面具，走回白昼的舞台。
我关上了窗。蝉声被隔绝在外，变成了一层隐隐约约的背景音。房间重新安静下来。阳光依然透过玻璃照进来，但经过了玻璃的过滤，变得柔和了一些，没有那么灼人了。我想，玻璃真是一种伟大的发明。它能透光，却能把热量隔绝在外；它能让你看见外面的世界，却不让你真正接触外面的世界。它创造了一种安全距离，一种看得见摸不着的暧昧关系。现代文明的本质就是玻璃。所有人都在玻璃后面生活，互相看得见，却永远触碰不到。
手机响了一声。是短信。不用看我也知道是谁发的，能在这个时间找我的人只有一个。但我没有立刻去看。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让它继续振动，像一个被翻过来放在地上的甲虫，六条腿在空中徒劳地划动。振动声在木头桌面上被放大，嗡嗡嗡的，像一只被困在瓶子里的苍蝇。响了六声之后，它停止了。屏幕暗下去，黑色的玻璃表面倒映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吊灯的灯泡上落满了灰尘，光线透过灰尘之后变得浑浊，像隔着一层薄雾看月亮。
十六岁那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立刻回短信。不是因为忙，不是因为没看见，而是一种微妙的权力感。在这个年龄，你能掌控的东西太少了。你不能决定自己住哪里，不能决定自己上什么学校，不能决定父母会不会离婚，不能决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你能掌控的只有这些微小的事情：回复短信的速度、说话的语速、看一个人时的时长。用这些微不足道的延迟来证明自己还有那么一点点自主权，说来可笑，但十六岁那年的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手机又响了。这一次只振动了两声就停了，像是发消息的人犹豫了一下，又把话咽了回去。我盯着那个黑色的长方形物体，想象另一端的那个人，此刻正对着手机屏幕，打了字又删掉，删掉又打，反反复复，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我太熟悉这个过程了。每次想对母亲说些什么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打出一行字，看了看，觉得太软弱，删掉；又打出一行，觉得太尖锐，删掉；再打出一行，觉得太虚伪，删掉。最后什么都没发出去，对话框里只留下一串“对方正在输入…”的提示，那些提示显示了又消失，消失了又显示，像一个永远在准备却永远无法启程的旅人。
我想，语言真是一种失败的发明。人类发明了那么多词汇，却始终无法精确地描述内心的感受。说“难过”，太轻了；说“痛苦”，太重了；说“忧伤”，太文艺了；说“不开心”，太幼稚了。没有一个词能准确地形容那种凌晨三点坐在便利店里喝过期酸奶时的心情。那种心情是无数细微情绪混合在一起的产物，像一杯用十几种基酒调配的鸡尾酒，你只能尝出其中一两种味道，但说不清楚全部的配方。语言只能勾勒出轮廓，填不满细节。
就像我此刻坐在这里，看着窗外的阳光一寸一寸地爬过地板，看灰尘在光束里跳舞，听蝉声轰鸣，感受心脏在胸腔里一下一下地跳动——这一切，我写下的这一切，都只是那个无法言说的内核外面裹着的一层薄薄的糖衣。内核还在里面，完好无损地、安静地蜷缩着，等待着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的、能打开它的人。
我站起身，走到衣柜前，拉开柜门。衣柜里挂满了衣服，大部分是校服。白色的衬衫，蓝白相间的运动外套，藏青色的长裤，它们整齐地排列在那里，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校服总是宽大一号，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像套进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壳里。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衣服，走在路上分不清谁是谁。学校的本意大概是消除攀比，但它同时消除的还有个性。几百个穿着相同衣服的人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件，等待着被机器检测、分级、打上合格或不合格的标签。不合格的会被挑出来，放在一边，等待返工或者报废。
我把校服拨到一边，露出藏在最里面的一件黑色吊带裙。那是我偷偷买的，用攒了两个星期的午饭钱，在批发市场的小摊上淘来的。裙子的面料是廉价的雪纺，边缘的缝线已经有些松脱，肩带上有一个小小的、被烟灰烫出的洞。我买它的时候，老板娘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了然。她说，小姑娘，这裙子显成熟。她说“成熟”两个字的时候，嘴角歪了一下，那个表情里包含着很多层意思，但我只能解读出其中一层——她十六岁的时候大概也买过类似的衣服。
穿上吊带裙的自己，和穿校服的自己，像是两个人。校服的那个是白天的，是标准的，是所有人都认可的版本。吊带裙的那个是夜晚的，是出格的，是只有便利店的落地窗和凌晨三点的路灯见过的版本。两个版本都是真的，但又都不是完全的真。真实的我在两个版本之间的某个地方游荡，像一条在两个频道之间来回跳转的收音机，永远找不到那个最清晰的频率。
我关上衣柜门。镜子反射出一个头发凌乱、面色苍白的少女，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质睡裙，嘴唇上还有残留的口红痕迹。她看起来像一朵被雨淋过的纸花，颜料正在一点一点地渗出，把轮廓模糊成一片暧昧的粉红。
我对着镜子里的她笑了一下。她也对我笑了一下。我们隔着那一层玻璃对望，像水族馆里隔着玻璃对视的两个人，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谁也不知道谁是被观看的那一方。
天光越来越亮了。
蝉声越来越响。
世界正在以它固有的节奏运转着，不急不缓，不增不减。早点铺的油条已经卖完了，老板娘开始收拾摊位，把炸过的油倒进一个铁桶里。那只铁桶已经装了大半桶废油，表面漂浮着炸焦的面粉颗粒，像一块块微型的浮冰。这些废油会被收购走，加工成工业用油或者肥皂，重新进入这个世界的物质循环。没有什么是浪费的，没有什么是被抛弃的，一切都只是转化，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
我想起化学课上学过的质量守恒定律：物质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那么悲伤呢。悲伤是否也遵守质量守恒定律。我把悲伤写在日记里，它就从我的心里转移到了纸上。我把纸烧掉，它就变成了烟，漂浮在空气中。那些烟升到高空，凝结成云，然后变成雨落下来，落在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落在每一个人的头发上、肩膀上、伸出的掌心里。他们不会知道，那场雨里混着十六岁少女烧掉的日记，混着那些被咽下去的话和被抹掉的眼泪，混着凌晨三点便利店里变质酸奶的酸涩，混着口红褪色之后露出的苍白的嘴唇。
他们只是说，下雨了。
然后撑开伞，继续走路。
我重新坐在桌前，拿出那管Dior 999。旋开盖子，旋出膏体。它又短了一截。每一次使用都是一次消耗，每一次消耗都离终点更近一步。总有一天它会用完，只剩下金属的管壁和塑料的底座，变成一个空壳，被扔进垃圾桶，和过期的酸奶盒、空掉的啤酒罐、写废了的试卷一起，被运往城市边缘的填埋场，被泥土覆盖，被时间分解。在那之前，我会继续用它，继续涂抹，继续在嘴唇上画出那个不属于自己的鲜艳弧度。
我把口红对准嘴唇，手腕微微用力。猩红色在嘴唇上铺展开来，像一道刚裂开的伤口。
窗外的蝉声忽然停了一秒。
然后又响起来，比之前更响，更尖锐，更像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
十六岁的夏天，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