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红与烟灰
第十二章告别是未寄出的信
文/邱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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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是什么。
字典上说，告别是离别前的通知，是分手时的致辞，是离开之前对留下的人说的最后几句话。但十六岁那年我学会的告别，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告别没有通知，没有致辞，没有那句被反复排练却始终说不出口的“再见”。真正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像一根烟在指间静静燃尽，像口红膏体在最后一次旋出时无声地折断，像黄昏最后一缕光从窗台上消失，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这个夏天，我告别了很多东西。有些告别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有些甚至是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当我现在回头去看，那些告别的瞬间像散落一地的照片，每一张都定格着一个正在消失的画面。
最早告别的，是相信。
相信童话的年纪结束得悄无声息。不是某个特定的时刻有人告诉我“圣诞老人不存在”——那种戏剧性的幻灭只存在于电影里。现实中的幻灭是渐进的，是像海水侵蚀礁石一样日复一日地冲刷，等你意识到的时候，曾经坚固的信仰已经千疮百孔。开始发现母亲说的“爸爸只是出差了”是一个谎言的时候，没有震惊，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淡淡的、像吞下一口冰水一样的凉意从喉咙滑进胃里。仿佛我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假装不知道。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对所有的大人话语打上折扣——老师说“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折扣百分之三十；电视里说“家庭是温暖的港湾”，折扣百分之五十；广告牌上说“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折扣百分之百。那些曾经像空气一样自然而然被吸入肺里的句子，突然都变成了需要被过滤、被检测、被怀疑的东西。
然后是相信爱情。不是那种自己谈恋爱的相信——十六岁的我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是对父母爱情的相信。小时候，我以为父母是世界上最相爱的人。他们会一起看电视，一起做饭，周末一起去超市买东西，在我不注意的时候交换一些我当时看不懂的眼神。我把他们的结婚照设成手机桌面，虽然没有手机，只是在心里设了一个桌面。我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变成头发花白的老头和老太太，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用假牙咬苹果。然后父亲走了。走之前也没有剧烈的争吵，没有戏剧性的摔门砸碗，没有任何我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离婚前兆。他只是某一天早上照常出门上班，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说，他调到外地工作了。后来我才知道，“调到外地工作”是“离婚”的同义词，是成人世界发明的最温柔的谎言。他走的时候带走了自己的衣服、剃须刀、和那只玻璃烟灰缸——烟灰缸是后来才发现不见了的，在那之前它一直放在茶几上，我天天看到它但从来没有意识过它的存在，它消失了之后我才发现那个位置空了一块，茶几的玻璃面上有一个圆形的、被烟灰缸底座磨出来的雾面痕迹。相信爱情这件事，和那只烟灰缸一起从这个家里消失了。
然后告别了一些更具体的东西。告别的对象缩小了，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物体。
我告别了那把钥匙。父亲家的钥匙。他在离开后的第一个月给我寄来了一把钥匙，用挂号信寄的，信封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邮戳盖在邮票角上，模糊了上面的图案。他在信里说，新家在城东，坐地铁四号线到底站，出站左转走五百米就到了。他说，房间给你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我把那把钥匙穿在钥匙扣上，和家里的钥匙、学校储物柜的钥匙挂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它们互相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像一只微型的风铃。后来那把钥匙被我取下来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它。每个周末我都告诉自己，这个周末去一趟吧，坐四号线到底站，出站左转走五百米，去看看那个“给你准备好的房间”长什么样。但到了周末，我又会找各种理由不去——作业太多，身体不舒服，约了同学。其实根本不是这些理由。真正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那个在信纸上写“爸爸很想你”的人，和那个在某天早上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就再也没有回来的人，他们是同一个人吗？如果不是，那站在门口给我开门的是谁；如果是，那为什么他能走得那么从容。这把钥匙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钥匙扣上脱落了——也许是某天走路时碰撞太剧烈，也许是钥匙环松动了——总之我发现它不见了的时候，它已经不在那里了。我在书包里、抽屉里、床底下都找了，没有找到。它就这样消失了，像一个无声的告别。我没有再问父亲要新的钥匙，他也没有再寄。那把从未被使用过的钥匙，就这样成了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通信。信的内容是一个没有赴约的承诺，和一把从未转动过的锁。
然后是那管口红。Dior 999。正宫红。它在某一个早上终于旋不出来了。不是还剩一点点但还能勉强涂的那种旋不出来——是彻底地、绝对地、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耗尽了。管身里面还有小半截膏体，但已经短到无法从金属管口探出头来，它蜷缩在管子最深处，像一个不愿意再露面的人。我用指甲伸进去试图把它抠出来，指甲缝里嵌满了猩红色的膏泥，但抠出来的只是一些不成形状的碎屑，涂在嘴唇上也是一块一块的不均匀斑驳。那管口红死了。它在我的嘴唇上活了几个月，从一个完美的四十五度角斜面，到被磨平的钝圆形，再到此刻蜷缩在金属管底的一小截残骸。我把它放在掌心里看了一会儿。在灯光下，它看起来不像一支口红，更像一颗被掏空了的子弹壳，曾经装载着足以改变一切的猩红色炸药，现在只剩下空的金属管和一点点没有杀伤力的残留物。我没有立刻把它扔掉。而是把它放回母亲梳妆台上那个空出来的位置——那个我几个月前把它偷走的地方。它和母亲的其他口红并排放在一起，从同一个品牌同一个色号到不同品牌不同颜色，从修长的饱满的膏体到磨损的残桩，它们一起构成了一场关于衰老的展览——新来的站C位，用过的靠边站，用完的——用完的大概会被直接扔掉，连参展的资格都没有。我把那个空管子放在那里，像一个归还，也像一个宣告：我不用你的口红了，我要自己的口红。虽然还没有，但很快就会有。用我自己的钱，买我自己选的颜色，不再是“正宫红”，也许是更深更暗的红——红到发紫，红到发黑，红到像凝固的血，红到像这座城市的夜幕——那是属于我的颜色。
告别不是线性的。不是从A到B到C按顺序发生。告别是同时进行的，是多条战线并行推进的，像一盘散落在桌面上的棋局，每一步都和另一步交错在一起，分不清先后。有些告别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还在进行中。它们没有被完成，没有被划上句号，还像悬在半空中的羽毛一样飘浮着，等待一阵风来决定最终的方向。
我没有和母亲告别。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告别——我每天还看到她，在早上她出门时从卧室门缝里瞥见她风衣的一角，在深夜她回来时听见她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超过十个字的对话了。上一次超过十个字的对话，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因为某个周末她问我吃饭了没，我说吃了，她问吃的什么，我说外卖，然后对话就结束了。“吃了”、“外卖”，四个字。然后她就回自己房间了。四字对话。这是十六岁这年夏天我和母亲的日常。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房客，共享着同一个厨房、同一个卫生间、同一个客厅，却没有任何共享的话题和情感。偶尔在走廊里擦肩而过，会侧身让一下，像在公交车上给陌生人让路。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之间隔着无数个没有被说出的话——关于父亲，关于酒，关于那些深夜不归，关于那些在凌晨被她呕吐声吵醒的夜晚。这些话像石头一样堆在喉咙口，越堆越多，形成一道越来越高的堤坝。堤坝的这一边，是我十六岁的沉默；堤坝的那一边，是她酒后模糊的眼神。我们隔坝相望，谁也不知道怎么拆除它。
然后是天台。天台也在和我告别。或者说，我在和天台告别。最后一次上去的时候，我发现了变化——那道生锈的铁门上多了一把锁。不是新锁，是一把旧锁，锈迹斑斑，挂在门把手上，像一个终于被说服的守门人。也许是保安发现了这道经常被人推开的门，决定履行他的职责；也许是某个像我一样的天台常客在最后一次离开时，出于某种复杂的心情把锁挂上了——可能是为了保护后来者，不要再像我一样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站在栏杆边看云、看夕阳、看这座城市的灰色屋顶上；也可能只是随手一挂，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原因是什么，锁在那里。我没有去碰它。就让它锁着吧。天台里的旧沙发、空调外机、鸽子笼、地上的烟蒂和粉笔画的心、铁栏杆上的涂鸦和烟灰堆积的凹槽，都会被那把锁封存在那里，像一座被遗弃的微型城市，像一只被树脂封存了千万年的琥珀。后来的风还会吹过栏杆，后来的雨还会淋湿沙发上的海绵，后来的阳光还会照在那些烟灰上把它们晒得发烫，但不会再有人站在那里看它们了。
还有一些更漫长的告别。那些告别没有一个明确的仪式，没有一个可以被记录下来的时间点，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被写进散文里的意象。它们只是在日复一日的时间里慢慢发生着，缓慢到无法被察觉，但回头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走了这么远。告别儿童的味觉。小时候喜欢吃的那些东西——校门口小卖部的五毛钱一包的辣条，过年时外婆做的枣泥糕，夏天午后的橘子味冰棍——现在再吃，味道不一样了。辣条太咸太油，枣泥糕太甜太腻，冰棍太淡太白。不是它们变了，是我的舌头变了。那些属于童年的味蕾已经被新的细胞取代了，新的细胞不认得这些味道，它们只认得便利店的过期酸奶、天台上的薄荷烟、和深夜失眠时喝的白开水。当你的舌头不再接受童年味道的那一刻，童年才真正结束了。告别哭泣的能力。十六岁之前，我是一个爱哭的人。摔倒了会哭，被老师批评了会哭，和同学吵架了会哭，看动画片里角色受伤了也会哭。眼泪是一种可以随时调用的资源，是一种不需要刻意抑制的本能反应，像呼吸一样自然。但十六岁这一年，我很少哭了。不是因为没什么值得哭的——恰恰相反，值得哭的事情太多了。但眼泪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堵在泪腺和眼睑之间，怎么也流不出来。也许是身体知道，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人会在我哭泣的时候递上纸巾了。眼泪变成了没有接收者的礼物，没有人收的礼物送出去也只是浪费。所以身体启动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停止制造眼泪，或者至少停止让它流出来。眼泪还在，但它们不出来了。它们回流进鼻腔，从鼻泪管倒灌入喉咙，被咽下去，混着过期酸奶和烟焦油一起被消化系统分解成最基础的水和盐和蛋白质，重新参与身体的物质循环。没有流出的眼泪不会被浪费，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告别还意味着接受一些以前一直拒绝接受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父亲不会回来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骗自己说这只是一个阶段，等他忙完了，等他适应了新工作新城市新生活，他就会想起来这里还有一个女儿，然后他就会回来，像以前下班回家一样推开门，把公文包放在玄关的鞋柜上，一边换拖鞋一边说“莹莹，爸爸回来了”。我在心里给他预留了一个位置，像剧院里给迟到观众预留的座位，座位号被打印在票根上，座位本身被红色的丝绒绳子拦着，别人不能坐，永远等着那个还没来的人。但今年夏天的某一天，我把那个预留的座位取消了。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觉得累了。等人很累，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更累。与其永远盯着那扇不会打开的门，不如转过身去看着自己面前的风景。
第二个事实是，我和母亲之间也许永远无法回到从前了。从前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有些记不清了。只记得很久以前，她会在我睡前给我讲故事，故事书是从图书馆借的，封面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她的声音很轻很柔，读到不同的角色会用不同的语调，读大灰狼的时候声音粗粗的，读小红帽的时候声音尖尖的。我躺在被窝里，听着她的声音，觉得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张床，就是妈妈的声音能够到达的范围内。但那个声音已经消失了。不是生理上的消失——她还能说话，她的声带还能振动，她的嘴唇还能开合，她还能用那些社交性的、功能性的话语和别人交流。但那个会用粗粗的声音读大灰狼、用尖尖的声音读小红帽的母亲，已经不在了。她和她自己的声音一起消失了。也许有一天她会重新找到那个声音，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和她沟通的方式，但不会是现在。现在，我们只能继续做那套共享空间里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三个事实是，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这不是一个关于年龄的法律定义——十六岁本来就是未成年人，在法律上我本来就不是成年人。这是一个关于自我的心理认知。当我学会在凌晨便利店里独自度过一整夜而不感到害怕的时候，当我学会用手指夹烟用打火机点火的时候，当我学会把眼泪咽回去而不是让它们流出来的时候，当我学会在一管口红耗尽之后不再慌张而是平静地计划下一管该买什么颜色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成长不是发生在十八岁生日吹灭蜡烛的那一刻，成长是发生在无数个被逼着做出成人选择的瞬间——在父亲走后第一次决定是去他那里过周末还是留在家里陪母亲的时候，在天台上决定点燃第一根烟还是把它放回烟盒的时候，在这个夏天最后一次离开天台时决定是回头再看一眼还是直接关门离开的时候。这些微小的、不为任何人所知的、甚至不被自己察觉的瞬间，堆积起来，就构成了从孩子到成人的全部路程。
这本书也是告别。写下来的过程就是把那些在胸腔里堆积太久的东西倒出来。那些凌晨的酸奶，黄昏的光，天台的烟灰，镜子里被口红反复描画的嘴唇，深夜便利店荧光灯的颜色，雨后街道上倒映的霓虹，那些被咽下去的话和被记住又忘记的声音——它们曾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的血液、骨骼、呼吸。现在我把它们写出来，变成白纸黑字，它们就不再属于我了。它们会进入另一个人的眼睛，被另一个人的大脑解读，在另一个人的记忆里生根。这是写作者的宿命——用掏空自己的方式创造作品。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句号画下之后，十六岁就真的结束了。不是日历意义上的结束——日历上的生日还差几个月——而是心理意义上的。这个被口红和烟灰定义的夏天，这个充满了凌晨游荡、天□□处、和无数无声告别的季节，将和这管已经用完的口红、那撮积在铁栏杆凹槽里的烟灰、那些折成纸飞机从天台上飞下去的情书、以及所有深夜里独自舔舐的伤口一起，被夹在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之间，变成一本可以合上的、可以放回书架上的、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翻开的东西。到那时候，它们不再是我的疼痛，而是我的作品。
也许这就是告别的意义。不是删除，不是遗忘，不是假装某段时光从来没有存在过。而是承认它存在过，承认它重要，承认它曾经几乎将你撕碎，然后把它变成别的东西。变成文字，变成一本书，变成一个可以被放在书架上、随时可以拿出来翻看但不会再让眼眶湿润的过往。告别是让那些曾经疼到无法呼吸的东西变成不再疼的回忆。
我不知道这本书会迎来怎样的命运。也许它会被很多人读到，被那些正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过十六岁的人读到，他们在文字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便利店的落地窗玻璃上看到了自己模糊的倒影，在天台铁栏杆的锈迹上摸到了自己曾经握过的那一块冰凉的铁。也许它会被遗忘，被图书馆的灰尘覆盖，被二手书店的打折标签贴上封面，被时间慢慢分解成纸浆，重新变成白纸，被印上另外的文字。但无论怎样，它已经完成了它最重要的功能——帮我告别十六岁。写完最后一个字，我就可以往前走了。不是忘记，是带着它往前走。把它变成行囊里的一件物品，而不是背上的一块巨石。它会在我的行囊里占据一个位置，当我需要的时候——当我十七岁、十八岁、二十岁、三十岁，当我再次遇到那些让我感到疼痛、孤独、迷茫的时刻——我可以打开行囊，把它拿出来，翻到某一页，看看十六岁的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然后我会想起天台上的风，凌晨便利店的酸奶，镜子里的口红，以及那些被弹落在铁栏杆凹槽里的烟灰。我会想起那些被咽下去的话和被记住又忘记的声音。我会想起那个夏天的温度，湿度，空气中混杂的烟草味和过期酸奶的酸涩。我会想起这一切，然后继续往前走。因为告别不是结束。告别是另一种开始。是给十六岁画上句号，然后另起一行，写下十七岁的第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也许是“后”，也许是“新”，也许是“又”——又一个夏天，又一个黄昏，又一根被点燃的烟。但不会是“再”——不会再有一个十六岁了。十六岁只有一次，就像这管口红只能用完一次，这根烟只能燃尽一次，这个夏天只能过去一次。它不会再来。所以才要告别。用告别的郑重，来匹配这段时光的重量。再见了，十六岁。再见了，凌晨便利店的落地窗，过期酸奶的酸涩，天台栏杆上锈迹的粗粝，镜子里那一抹猩红的、娇艳的、像要滴出血来的口红。再见了，那些被咽下去的话，那些被弹落的烟灰，那些在深夜里独自舔舐的伤口。再见了，口红与烟灰。再见了，邱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