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龄儿醒过来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客厅里是灰的，只有厨房那盏灯一直亮着，斜斜地照出来，照到沙发前面那块地板上。
他躺着没动，先听了一会儿。卧室门留着一掌宽的缝，里面没有声音，楼下也没有，昨晚洗了半夜的麻将，这会儿全楼都睡着了。他把手从沙发垫底下抽出来，掀开毯子坐起来，脖子睡得有点僵，他就用手揉了揉，起身进厨房去倒水。
灶台对面的墙上多了一样东西。是那份挂历，挂在一颗钉子上，一月那一页的老虎趴在石头上，正对着他。昨晚他把它卷着放在餐桌上，后来就没有再管了。
华龄儿拿着杯子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伸手把挂历往上掀，二月，三月，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翻到十一月，那只老虎趴在一棵树底下，眯着眼睛。十号那个数字外面画了一个圈，是圆珠笔画的，画得不太圆，收笔的地方歪出去了一截。
他看着那个圈，没有拿手去碰。过了一会儿，他把那几页一页一页地放下来，放回一月，又用手掌把纸面抚平了，转身去水龙头底下接水。水龙头的水滴了一滴，他把它拧紧了。
燕伯的闹钟七点响，响到第三下就停了。华龄儿那时已经穿好了鞋，毯子叠成了四方块，放在扶手上，围巾也围好了。燕伯出来，看见他站在门口，头发睡得一边扁一边翘，就问他吃不吃早饭，他说不吃了，今天初一，赵六要早点出摊。
“初一也摆？”
“初一最好卖了。”华龄儿说着，拉开了门，“红包都在人家口袋里，不拿白不拿。”
那以后的半个月，年就算过完了。华埠门口的红纸让雨淋得褪了色，灯笼收了一半，赵六的摊子从春联换回了录像带和电话卡，燕伯那里华龄儿去了五回，睡了三回。到了二月中，梁叔把他叫上楼去。
梁叔把那份《世界日报》折成四折拿在手里，眼镜推到了额头上，一直等华龄儿把门关上了才开口。
“以后过马路要罚五十块啦。”他说，“报纸讲的，中城那边已经开始抓了，过马路不走斑马线，警察看见了，追上去就写单。以前才两块。市长讲，大家守规矩，纽约才像个样子嘛。”他拿起碟子里那半个橙子，剥下了一瓣，“讲得也对。去年整个纽约，杀人的案子是三十几年来最少的。你来得晚，没见过以前，以前这一带，天一黑，谁敢在街上走啊。”
“嗯。”
梁叔把橙子放进嘴里嚼着，关公像底下的香快烧完了，烟细细的一条，还是往天花板上走。他嚼完了，又说：“年三十那晚，你没守岁就走了。”
华龄儿站在写字台前面，手垂在身边。“喝多了，回去睡了。”
“回哪里睡？”
“阿坚那边。”
“阿坚讲你初一早上才回来的。”梁叔说，口气很平，像在说今天的报纸，“阿顺讲你走的时候，拿了一盒鸡。”
华龄儿没说话。梁叔把眼镜拉下来，隔着镜片看着他，看了一会儿，那点笑意又慢慢地回到了脸上。
“他爸是做什么的？”
“医生。”
“哪家医院？”
“不知道。”华龄儿说，“上城的。”
梁叔点了点头，好像这个答案也在他意料之中。“我跟你讲过的，那种人家的孩子，出了事，他家里一句话，就查到你身上，查到你身上，就查到我这里。”他说，“你大了，有自己的事，我不管。可是年三十，一家人坐一桌，你坐门口那个位置，坐到一半就走了，人家看在眼里，会怎么讲？讲梁叔养了个白眼狼？”
“不会了。”
“不会就好。”梁叔说着，从抽屉里抽出两张十块的，放在桌边，“今晚要搬东西，你跟阿坚去，辛苦你们，拿去当宵夜钱。”
他说要搬是因为消防局上礼拜来过，人家看了眼餐馆后门，就说堵死了，不仅要罚还要封。餐馆老板怕了，地下室也不租了。伊丽莎白街有一间衣厂，老板是梁叔的同乡，晚上八点以后楼上空着，借给他们用。十二点以后搬，桌子椅子一趟一趟抬，还不能叫车，因为车停在门口，免得惹人看。敲门的方式也改了，两短一长。
华龄儿说记住了，拿了钱下楼。楼梯口那个剁叉烧的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手里的刀又照样落了下去。
下午的坚尼街上人不少，赵六的摊子摆在地铁口往东的第二个位置，一张折叠桌，两只纸箱，还有一块钉着电话卡的纸板。阿顺蹲在桌子底下数VCD，一边数一边讲他礼拜六带小梅去上城看电影的事，那天是情人节，他们排了一个钟头的队，看的是那个大船沉下去的片子，票要九块半一张。
“小梅哭了两回。”阿顺说。
“他也哭了。”华龄儿说。他虽然不在场，也知道。阿顺的脸红了，骂了一句，又笑起来。赵六说你活该，说完往街口看了一眼。
街口那边，靠着地铁出口的栏杆，有一个老太太摆着一辆买菜的小推车，推车上架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摆着雨伞、手套、一板一板的电池。她个子很小，背也驼了，戴着一顶毛线帽，帽子底下露出几绺灰白的头发。她既没有牌照，也没有桌子，下雨天卖伞，不下雨就卖手套，见了谁都笑。她讲的话华龄儿只听得懂一半，因为她讲的不是广东话，是台山那边的口音。赵六说她七十多了，儿子在餐馆做工，媳妇不让她在家里待着。
三点多，阿顺的口哨响了，又短又尖。华龄儿站起来，先看西头，西头停着两辆警车和一辆面包车，下来了五六个警察，后面还跟着一辆白色的垃圾车，车门上印着清洁局的字母。东头是空的。赵六骂了一声，三个人把桌上的东西往纸箱里扫，拆纸板，推纸箱，只用了四十秒，桌子就折起来塞进了车里。赵六发动了车子，却没有走，又熄了火，三个人坐在车里，从车窗往外看。
“现在走更惹眼。”赵六说，“我们是停车的，懂不懂？”
警察一路往东过来，有执照的把执照举起来，警察看一眼就过去了。没执照的，能跑的都跑了，跑不了的只好把东西留在地上，后面跟着几个穿绿色工作服的清洁局的人，接过东西，转身就扔进了垃圾车后面那个大斗里。
到了地铁口，那个老太太没有跑。她推着小推车推了两步，轮子就卡在了人行道的裂缝里。一个年轻的警察走过去，跟她说了句什么，她仰着脸看他，笑着摇头，手在空中比画。警察就不说了，伸手去拿木板上的东西，一把雨伞，两把雨伞，手套，电池，交给后面那个穿绿衣服的人，那人接过去，往车斗里一扔。
老太太不笑了。她伸手抓住了一把伞的伞柄，警察把伞从她手里抽了出来，也没有用力，就那样抽出来交了过去。车后面那块铁板慢慢地压下来，咯吱咯吱地响，伞骨折断的声音很脆，隔着车窗也听得见。
华龄儿坐在副驾驶上，手搭在车门把手上，一直没有动。
“不关我们的事。”赵六说，“我们有车，有车就跑得掉。她有什么？她有一辆买菜车。”
警察给老太太写了一张单子，塞进她手里就走了。华龄儿下了车，老太太坐在消防栓上，手里拿着那张单子，看见他走过来，就把单子递给他，嘴里说着什么，他听出了几个字，看，看不懂，帮我看。
单子是印好的，警察的字写得很潦草，他认不全，可是日期和数字他看得懂，最底下那一行印的字他也看得懂，是一个地址和一个法院的名字。
“是法院。”他说，“三月九号，早上九点，叫你去一趟。”
“去了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老太太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把单子折得很小，塞进棉袄里面的口袋，站起来推着那辆空推车往东走了。华龄儿站在栏杆边上，把手伸进外套里面，隔着毛衣摸到了内袋里那张叠成四折的纸，边角已经磨毛了。那上面的名字是梁叔写的，生日是梁叔填的，社安号那一格空着，空了六年了。
九点多，他去了燕伯那里。燕伯坐在餐桌边写作业，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他们学校的人讲，以后过马路要罚五十块了。华龄儿说梁叔今天也讲了，燕伯问了句他居然还看报纸，他说天天看，看完了就讲给他们听，讲纽约现在有多好。
燕伯没有接话，低头接着写了两行，又问他今天怎么样。
“清街了。”华龄儿说。
燕伯的笔停了，抬头看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你没事吧？”
“我们有车。”华龄儿说，“没事。”
他本想再说那个阿婆，说那张单子和三月九号，可是话到嘴边转了一下，觉得燕伯也不会明白一个台山阿婆跟一辆买菜车有什么好说的，于是只好起身去厨房倒水。厨房里，挂历已经翻到了二月，那一页的老虎张着嘴，站在雪地里。他看了一眼，接了水出来，一杯放在燕伯手边，自己在沙发上坐了一个钟头，也没开电视，只是看燕伯写字。到了十一点，他站了起来，说今晚要去搬桌子，打牌的。燕伯点了一下头，也没有再问，华龄儿在门口站了一下，才开门出去。
他跟阿坚一人抬一头，把折叠桌从餐馆后门抬出来，穿过两条街，抬上伊丽莎白街那栋楼的三楼。第二趟抬到半路，阿坚在前面停下来换手，他刚从餐馆下班，手泡得发白，身上带了一股洗洁精的味道。
“你最近啊，”阿坚说，他的福州腔很重，“十天里头才回来睡三天。”
“那个长乐仔要睡嘛。”
“他在船上睡了一个月甲板，睡地上早惯了。”阿坚说，“那个德国仔，人怎么样？”
“还行。”
阿坚笑了一声，笑得肩膀一抖，桌子也跟着晃了晃。“还行。”他说，“你向来讲别人，都是不怎么样。” 他抬起桌子接着往前走，也没有再问。
衣厂里车衣机一排一排都盖着布，墙角堆着剪好的布片。抬到第三趟，梁叔已经在窗台上摆好了一尊巴掌大的关公，点了三支香。华龄儿把屋子看了一圈，门只有一扇，对着楼梯；后面那扇窗外头是一道生了锈的防火梯，往下通到后巷，他走过去拨了拨窗上的插销，拨得动。
“这里好。” 梁叔说，“楼下就是大街，警察天天走来走去，没人会想到楼上。” 他站在让纸板挡了一半的窗户边，往下看了一眼，“现在的纽约，是越来越安全咯。”
华龄儿把最后一张椅子放好。“地铁口那个卖伞的阿婆，今天东西全让警察倒进垃圾车了。”
“她没牌照的嘛。” 梁叔说，“没牌照，就是这样的咯。” 他吸了一口烟，看着华龄儿，“呦，你同情她？你自己有牌照？”
华龄儿没说话。梁叔把烟灰弹在一只空罐头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今晚辛苦了，回去睡吧。
第二天下午，老太太又来了，还是在那个位置，地上铺着一块纸板，纸板上摆着三把伞和一叠手套。华龄儿走过去，摸出三块钱放在纸板上，拿起了一把伞。那是一把黑色的折叠伞，伞柄上缠着一圈红胶布。
天并没有下雨。
“买伞干什么？” 阿顺说，“又没下雨。”
“会下的。” 华龄儿说。他把伞塞到桌子底下的纸箱旁边，在塑料筐上坐了下来，眼睛往西头看了一眼，又往东头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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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第 25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