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凛城到隅镇，动车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再倒一趟大巴，四十分钟。
安岚习惯把这段路记成“一小时四十分钟加四十分钟”。她不喜欢说“两个多小时”——那样听起来模糊，像一段说不清楚的时间。分开记，每一段都有头有尾。
这是她的老毛病。或者说，这是她唯一还留着的一点秩序感。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箱子塞在脚边，膝盖顶着前面那排座椅的铁架子。
出了凛城之后，楼就越来越矮了。先是二十几层变成十几层，再变成五六层，最后整片整片地矮下去。田越来越多，颜色也从城市那种灰，慢慢变成秋天那种黄。
再往后连田也少了，只剩下灰扑扑的山，一层一层往后退。
她戴着耳机，没放歌。
耳机是空的。她就是想让耳朵里有点东西堵着，好让外面那些声音不要那么直接地钻进来。
对面坐着一对母子。小孩大概五六岁，一直在踢她的椅子腿。
咚、咚、咚。
母亲在刷手机，隔一会儿抬一次头，说一句“别踢了”，然后继续低头。
安岚数着。
不是故意的。她就是听见了。有些声音你不去听，它也会自己钻进来。
数到第八次的时候，那个母亲终于把手机收了起来，把小孩搂过去，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小孩咯咯笑了两声，安静了。
安岚看着窗外。
她想，那个母亲忍了八次。
如果是她呢？
她不知道。她好像从来没试过不忍。
大巴进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她拖着箱子走出站口，冷风一下子灌进领子里。
隅镇的空气里有一股煤烟味，混着一点潮。秋天一潮，就是要下雨了。这是她闭着眼睛都能闻出来的东西——她在这里住了十八年，鼻子比眼睛先认路。
从车站到家要走十二分钟。
一条主街，两家超市，一个下班比谁都早的邮局，一个十字路口。
路灯亮了一半，另一半还是黑的。有个卖烤红薯的推着车从她旁边过去，车轱辘吱呀吱呀地响，甜味飘了一路。
她有点饿了。
但她没有停下来买。
路上有人看她。
不是看陌生人那种看，是“这是谁家的孩子”那种看。隅镇就这么大，谁家的孩子回来，第二天半个镇子都知道。
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低着头往前走。
家在三楼，没有电梯。
她拎着箱子往上爬，爬到二楼半的时候歇了一下，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
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门没锁。
虚掩着，留了一条一指宽的缝。客厅里的光从缝里漏出来，在地上画了一道。
她推门进去。
电视开着，在放一档相亲节目。母亲坐在沙发上，背对着门，肩膀上搭着那件穿了很多年的灰毛衣。
“妈。”
“回来了。”
母亲没有回头。
“嗯。”
“饭在锅里，自己热。”
安岚在玄关站了两秒。
“好。”
她换鞋，把箱子拖进自己的房间。
房间还是她走的时候那个样子。
床、桌子、衣柜、一把椅子。窗帘是很多年前买的，粉色的，边上已经洗得发白。墙上还贴着高三时贴的那些东西——一张课表，几张明信片，边角都翘起来了，但没有掉。
母亲从来不收拾她的房间。
不是舍不得动，是懒得动。反正人也不在。
安岚把箱子摊开，把书一本一本摆到桌上。
最上面是那本深蓝色封面的。
然后是笔记本、笔袋、水杯、充电器、台灯。
摆完，她退后一步看了看。
这个房间有个特点——她走的时候一个箱子能装走全部，回来的时候也只要一个箱子。四年了，一直是这样。
别人的房间是长出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多，墙角一年比一年满。
她这个房间不长。她这个房间一直空着，像在等人来退租。
她没有往下想。
收箱子的时候，她的手碰到一个硬东西，压在箱底。
是一本速写本。
封皮是深棕色的，边角磨得起了毛。
她把它拿出来，翻开。
第一页是一幅没画完的画。铅笔线画到一半，停在画面正中间。当年笔尖压出来的小坑还在，只是被时间磨得浅了。
画的是窗外的那棵树。
她记得那天为什么停。
她记得很清楚。
她合上本子，塞回箱底，压在最下面。
然后她去厨房热饭。
晚饭是在客厅吃的。
母亲把那锅菜热了，端过来，两份，摆在茶几上，一边一份。电视还开着，声音不大不小，正好盖住两个人说话的声音。
“学校里的事办完了？”
“办完了。”
“那就好。”
母亲夹了一筷子菜，眼睛没离开电视。
安岚本来想说点别的。
学校里其实有件事，她想了很久，一直想找个人说。她张了张嘴。
然后她低下头，吃饭。
那顿饭，她们说的话一只手数得过来。
父亲没回来。
母亲没提。
她也没问。
这三件事在这个家里都算正常，正常到谁都不会觉得少了什么。
她吃了两碗。
八点多，她下楼扔垃圾。
楼下的张阿姨正在遛狗。那条狗是只老京巴，走得比人还慢。
“哎哟，安岚回来了？”
“张阿姨好。”
“回来啦？”张阿姨上下打量了她一圈，“那你妈可省心了。”
安岚笑了笑。
“你从小就懂事，”张阿姨拍了拍她的胳膊，手上有点凉，“不像我们家那个，一天到晚地闹。”
“没有没有。”
“回来就好。有什么要帮忙的，跟阿姨说啊。”
“好。”
她扔完垃圾上楼。
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她走一步，灯亮一下；她一停，灯就灭了。
她走了十二级台阶，灯亮了十二次。
进屋以后，手机亮了一下。
是何沐。
“到家了嘛？”
“到了。”
“那就好，早点休息。”
“你也是。”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没再看。
十一点半，母亲关了电视回房，喊她早点睡。
门咔哒一声关上，客厅就静了。
安岚洗漱完出来，客厅里只剩下电视那点红色的指示灯。
然后她做了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
她走到门口，检查门锁。
第一遍，她拉把手。
锁好了。
第二遍，她看锁舌。那些金属的齿全都咬在里面，一个没少。
第三遍，她看门缝。那条线从上到下很直，没有一处是松的。
三遍都对。
其实这个门，平时根本不锁。
母亲说过很多次：“隅镇这地方，谁家锁门啊。”
母亲说得对。这儿三十年没出过事，连小偷都懒得来。
安岚也知道她是对的。
但她还是每晚都锁。
她拧好，转过身。
客厅黑着，只有那点红灯。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才回房间。
她躺到床上，把手机插上充电，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房间很静。隔壁母亲那边已经有呼噜声了。
宿舍的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淡黄色的，像一只趴着的狗。她每天早上醒过来，第一眼就看见它。
这里的天花板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她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数了一遍。
门锁好了。
窗户关上了，插销插在最后一个孔里。
闹钟定在六点二十。
三件事。
三件都是她说了算的。
她闭上眼睛。
在睡着之前，脑子里闪了一下箱底那本速写本，和那幅停在正中间的画。
明天要不要拿出来。
她没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