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东北出事了。
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是九月二十号。周明远刚从林家上完课出来，夹着两本英文课本往亭子间走。弄堂口卖晚报的报童举着报纸在喊：“号外号外！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沈阳沦陷！”声音又尖又急，像一把刀子在空气里划。
周明远站住了。
他走过去，掏出一个铜板买了份晚报。报上的字又粗又黑——“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失守全城陷落”。他站在弄堂口把那段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报童还在喊，声音渐渐远了。
他把报纸折好，夹在课本里，往亭子间走。走得很快。上了楼，推开门，把课本和报纸往桌上一扔，坐在床沿上。窗外的爬山虎在风里沙沙地响，弄堂里有人在炒菜，油锅滋啦滋啦的。一切都和平时一样。
沈阳。北大营。他在心里把这两个词念了一遍。他在奉天念过书，知道北大营在哪儿——城北，离东北大学不远。他教书那两年每天上班都从那条路走。现在日本人占了那里。
他想起一个人。姓刘，教国文的，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离开东北大学的时候老刘还在。他忽然想不起老刘叫什么名字了。他使劲想，想不起来。只记得老刘喜欢喝茶，办公室里永远搁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垢厚得洗不掉。
他站起来，又坐下去。然后他出了门。
他没有去找沈月红，也没有去找老方。他去了外滩。江边风很大，黄浦江的水还是那么浑，江上的轮船还是那么多。对岸浦东的烟囱还是冒着黑烟。几个洋人从他身边走过去，用法语说着什么，笑得很响。一个中国乞丐蹲在路灯底下，手里举着一顶破帽子，帽子里一个铜板都没有。
他站在江边看着水面。沈阳，吉林，榆树。他的脑子像一张被撕碎的地图，拼不到一块儿。
晚上他去了天蟾戏院。今晚有戏，他不记得是什么戏了。他买了张票进去，坐在最后排。台上锣鼓响着，有人在唱，他没听进去。散戏以后他绕到后台。沈月红正在卸妆，从镜子里看到他，停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他没说话，靠在门框上。沈月红把手里的草纸放下，转过身看着他。
“出什么事了。”
“东北。日本人占了沈阳。”
她没说话。片刻之后她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后台的灯光很亮，把她脸上的油彩照得清清楚楚。她还没来得及卸干净，半边脸是李香君，半边脸是沈月红。
“你家里——”
“不知道。”他说，“榆树在吉林，离沈阳不远。不知道。”
她伸出手，把一张纸片放在他手心里。他低头看——是一张火车票，没有日期，没有车次，是空白的。
“老方搞来的。预备着。万一谁出事，能走。”她说。
他把那张车票攥在手里。纸很轻，几乎没有分量。
“今晚别一个人待着。”她说。
周明远没有回亭子间。他在戏院外面的巷子里靠着墙蹲着，抽了一整夜的烟。弄堂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又一盏一盏亮了。早上的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去，卖菜的小贩推着板车在石板路上咯吱咯吱地走。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麻，烟头在脚下堆了一小堆。
第二天他在霞飞路碰到老方。老方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手里拿着折扇。
“听说你昨晚在戏院外头蹲了一宿。”
“睡不着。”
“东北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老方说，“组织上在研究下一步。你——”
“我没事。”
老方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不长，但很重。
“有事就说。别憋着。”
周明远没接话。老方也没再追问。他们站在路边，看着电车一辆一辆驶过去。
几天以后，周明远在霞飞咖啡馆和沈月红接头。他坐在靠窗的位子上，面前放着一杯凉透的咖啡。沈月红推门进来的时候门上的铜铃响了一声。她在对面坐下，没点喝的。
“老方让你盯着公董局。有动静吗。”
“没有。”他说，“法国人还在喝咖啡。好像沈阳跟他们没关系。”
沈月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听说，东北大学的学生被抓了好几个。有一个教国文的——”
“姓刘。”
“你认识？”
“认识。”周明远说，“一起教过书。戴圆框眼镜，喜欢喝茶。”
沈月红没再往下问。她把手伸过来，在他放在桌上的手背上按了一下。动作很短，短到几乎不算是一个动作。她站起来走了。门上的铜铃又响了一声。
周明远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手背。她刚才按的那一下，位置正好是他手背上那块冻伤的疤。
那天晚上他去了戏院。散戏以后，后台和往常一样——老琴师在收琴，两个跑龙套的在卸妆，小蝶端着水盆跑来跑去。沈月红坐在梳妆台前，镜子里映着她的脸。她没有卸完妆，但也没有继续卸。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周明远走过去，在她旁边的圆凳上坐下。他掏出一个油纸包放在桌上。
“什么。”她问。
“生煎。热的。”
“我没说想吃生煎。”
“上回欠你的。”
她把油纸包打开，拿起一只咬了一口。然后她放下生煎，看着他。
“你今天来，不是为送生煎。”
“不是。”
他把那张火车票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票还是空白的，没有日期，没有车次。
“你留着。”她说。
“我用不着。”
“你用得着。你是东北人。日本人占了你的家。你比我更想回去。”
“想回去和能回去是两回事。”他说，“我在上海还有事要做。”
沈月红把生煎又拿起来咬了一口。吃完了，拿手帕擦了擦手指。
“上回你说，等太平了，想回榆树给你爹烧一刀纸。”
“是。”
“然后再往北，去贝加尔湖。”
“是。”
她把那张火车票拿起来，折好，放回他手里。
“那就活着。活着才能回去。”
那天晚上，周明远回到亭子间。桌上还摊着安国和安邦的英文作业，两个孩子的字还是像蚯蚓在爬。他在桌前坐下，把父亲的照片从抽屉里拿出来。照片上父亲站在甑锅前，背微驼。
他对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然后翻过照片，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爸，日本人占了东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他停了一下，又写了一行。
“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人。”
他把照片放回抽屉里。
窗外有风吹过，爬山虎沙沙地响。远处黄浦江上传来汽笛声，闷闷的，长长的。
几天以后，老方召集他们在戏院后台碰头。小蝶被打发到门口把风。老方坐在衣箱上，手里拿着那把从不离身的折扇，脸色比平时沉些。
“苏区来的同志已经到了。住处在闸北，证件也办好了。但日本人那批军火还没查到去向。码头的眼线说军火不在日租界码头了，转运到了别处。可能是虹口，也可能是杨树浦。”
“虹口我有熟人。”沈月红说，“虹口大戏院的琴师以前在天蟾干过。”
“去找他。不要直接问军火。就说是叙旧。”老方转头看着周明远，“林家那边有动静吗。”
“没有。林仲甫做的洋布生意，跟军火没关系。不过他最近跟一个日本人吃过饭。”
“什么人。”
“姓田中。说是生意伙伴。公董局对面那家茶馆，二楼临窗的位子。”
老方沉默了一会儿。
“田中这名字太常见。再跟。看他是不是军部的。”
碰头散了。老方先走，小蝶从门口探进头来说巡捕房的人刚过去，走的是福熙路。沈月红说要等一等，周明远说我陪你。
后台只剩他们两个人。那面大镜子映着空荡荡的化妆台，台上的戏服还散着，没人收。沈月红坐在椅子上，周明远坐在衣箱上。谁都没说话。远处传来电车的声音。
“你家里，”沈月红忽然说，“还有什么人。”
“没了。爹死了，娘在爹死以前就病没了。”
“兄弟姐妹？”
“独子。”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也是。”
“你娘——”
“病死的。上海街头。冬天。巡捕房收尸的时候连名字都没问。”
“你那时候多大。”
“十岁。戏班的赵班主路过，把我捡回去的。”
“他对你好吗。”
“好。教我唱戏，给我挂牌。他只知道我唱戏，不知道别的。我也不让他知道。”
“他知道。”周明远说，“一个班主在上海滩混了几十年，什么看不出来。他不问。”
沈月红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你爹说，做人得干净。我爹说，站起来，别跪。他们没见过面。但他们好像认识。”
“他们是同一种人。”
“我们也是。”
电车的叮当声又响了一阵。后台的钟在墙上滴答滴答地走着。
“等这批军火找到了，”沈月红站起来，“我请你吃生煎。”
“你欠我的。”
“上回我带了。是你欠我。”
“记不清了。”
“我记得清。”她看着他，“谁欠谁，我每一笔都记着。”
她笑了一下。然后她转身走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把碎发别到耳后。周明远坐在衣箱上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背挺得很直。
“问你一件事。”他说。
“什么。”
“你在台上唱《桃花扇》，唱到‘眼看他楼塌了’，你在想什么。”
她愣了一下。镜子里，她的眼睛看着他。
“在想我爹。在想明泽冬天的冰碴子，磕头那天冰碴子嵌进膝盖里。”她说，“你呢。你在台下听，在想什么。”
“在想我爹。在想榆树的烧锅。在想他说，做人得干净。”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因为你唱破了一个音。在李香君应该哭的地方，你没哭，但你的声音裂了一道缝。你不知道。”
“我知道。”她转过身，面对着他，“那一句我每次都破。”
“为什么不补。”
“补上就不是真的了。”
窗外传来汽笛声。闷闷的，长长的，从黄浦江上一直传到法租界的每一条弄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