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九八三年的冬天，比往年湿冷些。
湾仔一栋旧楼的四楼，窗子临着街。屋里一张床，一张桌，一把藤椅。藤椅上坐着个老人，身上搭了条旧毛毯，手边搁着一杯茶，早凉透了。
他叫周明远。这层楼里没人知道这个名字。邻居喊他周伯，楼下茶餐厅的伙计喊他阿周。他从五十年代搬来这里，三十年了。
窗外是香港的夜。霓虹灯把街道染得红一片绿一片，远处有汽车喇叭响，还有几句粤语从楼下飘上来。老人没往外看。他在看手里的东西。
一个铁盒子。巴掌大，漆面磨得露了铁色。
盒子打开，里头三样东西。
一张戏单。纸已经泛黄发脆，折叠的地方几乎要断开。上头印着：“天蟾戏院民国二十年三月初八沈月红全本《桃花扇》”。戏单底下有一行小字，蝇头小楷，墨迹淡得快看不清了——
“钟声同志，我今天唱完这出，想吃生煎，你请客。”
一本旧戏折子。手工装订，纸页起了毛边。翻开扉页，是四句手抄的戏词，笔迹和戏单上的一样——
“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
还有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地址，没有邮票，只写了六个字：“惊蛰同志亲启”。信封没封口，里头是厚厚一叠信纸，新旧不一——有的是电报用的薄纸，有的是账本背面撕下来的，有的是信笺。纸的颜色从白到黄到褐，跨了几十年。
老人把信纸抽出来。最上面一张写着——
“惊蛰同志，见字如晤：我在这里挺好的，就是香港太热，不比北方凉快。昨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唱山东梆子，愣了半天，以为是你。后来想起来，你早就不在了。”
他把信折好放回去，盖上铁盒。
楼下茶餐厅的收音机在放粤剧，咿咿呀呀的，听不清唱什么。但他听见的不是粤剧。
他听见的是一九三三年除夕夜。上海闸北一间弄堂阁楼，煤油灯熏黑了墙。一个女子站起来，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清了清嗓子，说：“我给你唱一段。”
她唱的是山东梆子。《穆桂英挂帅》。
她唱到一半，破了一个音。她从来不破音。
唱完了，她转过身，眼睛亮晶晶的，问他：“你说，咱们能活到太平那一天吗？”
他说能。
她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因为我得亲眼看着你变成一个老太太。
她伸出手，捂住了他的嘴。窗外有零星的爆竹声。煤油灯的光在墙上晃。
“有些话，”她说，“现在说了，往后就没念想了。”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老人把铁盒子锁好，放回抽屉里。窗外的霓虹灯暗了一盏，房间里又黑了一分。
他靠在藤椅上，闭上眼睛。香港的冬天又潮又冷。但在他的记忆里，有一间更小更冷的阁楼，有一盏更暗更旧的煤油灯。灯下有两个人。她的手很凉。她唱破了那一个音。
她的名字叫沈月红。
她的代号叫惊蛰。
她是山东明泽人。七岁那年冬天跪在冰碴子上磕头，求人给她爹一副棺材板。没人理。后来她爹被一张破席子卷着抬出去，埋在乱葬岗上。她连坟都没记住在哪儿。
他是吉林榆树人。家里开烧锅，酿高粱酒，字号“榆树烧”。他爹周敬堂，人都喊“周烧锅”。他十六岁去美国念书，回来的时候家没了，爹死了，烧锅被人占了。
他们相识于民国二十年的上海。法租界，天蟾戏院。她二十三，他二十八。
他记得很多东西。记得她卸了妆以后颧骨很高，皮肤有点粗。记得她在黑灯瞎火的弄堂里走路像一只野猫。记得她教戏班里的小姐妹认字，一笔一画地写“解放”。记得她说，革命不是报私仇，是让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跪在冰碴子上磕头。
他还记得一个晚上。天蟾戏院的天台上，晾着几件戏服，江风吹过来，带着腥味。她说等以后太平了，你有什么打算。他说想去贝加尔湖畔，养牛养羊。她笑了一下，说那得先学挤奶，她可不会。他说我教你。她说你也不会。两个人都笑了。
她没等到太平。她死在苏区，二十九岁。
他活下来了。他辗转到了香港，在这间公寓里住了三十年。每年除夕，他都会在那封信里加一段。他写了三十年，信越来越厚。
他没去成贝加尔湖。但他活到了八十岁。
老人睡着了。
窗外，香港下了今冬第一场雨。雨不大，打在玻璃上，像很久以前除夕夜的爆竹声。
铁盒子在抽屉里。盒子里的戏单上，那行小字在黑暗中继续沉默着。
沉默，但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