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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天津的夏天是被风吹来的。
那股风从西边山里头刮下来，气象台叫它“焚风”。老辈人说这风邪性，能把庄稼烤焦，也能把人心里的火吹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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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津门夏燥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十六。
沈清辞从春和戏院的侧门出来，后背的汗已经把月白色的夏布旗袍洇湿了一小块。老周头追出来，硬塞给她一把黑洋伞：“沈先生，这天儿邪乎，您带着，别中了暑气。”
她接过伞，道了谢。在这春和戏院搭了三年角儿，从当初的红角儿到如今每月两场的客串，老周头对她客气，不是因为她唱得好，是敬她当年那份不拿架子的体面。
“今儿的堂会，东院来的可都是阎王爷，”老周头压低声音，“市政府的，租界工部局的，连银行界的人都来了。”
沈清辞点点头。她今天只唱《宇宙锋》里赵艳容装疯的一折。唱完就走，前头那些觥筹交错，她懒得应付。
可她刚走出两步，身后有人喊——
“沈先生？留步！”
是个跑得气喘吁吁的年轻伙计，穿青布长衫，手里捧着一个紫檀木拜匣。
“沈先生，我们东家想请您过去一趟，就在东院雅间，绝不耽误您工夫。”
沈清辞没接拜匣。这种临时邀约，多半是哪个老爷听高兴了想叫去陪酒。她唱戏，不卖身，这是当年挂过号的规矩。
“替我谢谢你们东家，”她语气淡淡，“我后头有事，改日吧。”
伙计急了：“沈先生，我们东家不是那等人！他是——他是您的老相识了，他说您看了这个，一定会去的。”
他从拜匣里取出一样东西，双手递过来。
是一张戏单。
沈清辞低头，整个人定住了。
那是民国十六年春天印的，吉祥戏院，她第一次唱大轴的那一晚。《贵妃醉酒》，梅派。纸张泛黄发脆，边角却被绸缎细细裱过。
戏单右上角，有人用毛笔写了一行小字：
“此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那是她当年最得意的一句唱词。
可这张戏单，她明明送给了一个人——一个十年前就消失在她生命里的人。
“你们东家……”她的声音有些发紧。
“霍铭山霍先生，盐业银行的，”伙计抹了把汗，“他说民国十六年正月十五，吉祥戏院，您唱《贵妃醉酒》，他在台下坐了四个时辰，没挪过窝。”
沈清辞攥着戏单，指节泛白。
正月十五。大雪。台下那个穿灰鼠皮袍的年轻人，眼睛亮得像烧着火。
可那之后不到两个月，他就走了。去法国。没有告别，没有解释，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她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
可她知道，这十年里，她不是没机会离开天津。北平的朋友邀过，上海的书局请过，她都没走。
为什么？
她不愿深想。可此刻忽然明白了——她在等。等一个解释，等一个答案，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她等了他十年。
“沈先生？”伙计小心翼翼地问，“您去吗？”
沈清辞抬起头，看向东院。那股燥热的焚风刮起来，吹得院子里槐树叶子哗啦啦响，像催命，又像挽留。
她把戏单收进手提包。
“带路吧。”
东院雅间在二楼，推开窗正对着戏台。沈清辞上楼时，脚下的木楼梯咯吱作响，每一步都像踩在心尖上。
伙计推开雕花木门：“东家，沈先生到了。”
雅间里只有一个人。
他背对着门站在窗前，手里夹着一支烟。窗外的光打进来，勾勒出清瘦的轮廓——深灰色西装，挺括的肩线，比十年前瘦了许多。
他转过身。
沈清辞第一眼看见的，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和十年前一模一样，亮得灼人，像烧着火。可眼底多了些东西——是疲惫？是愧疚？还是她看不懂的别的什么？
“清辞。”他叫她。
这两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了十年的湖面。沈清辞的心猛地缩了一下，面上却什么也没露。
“霍先生。”她微微颔首，礼节周全，疏离得体。
霍铭山笑了一下，笑容里有几分苦涩：“你从前不这样叫我。”
“从前是从前，”沈清辞站在门口没动，“霍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霍铭山掐灭烟，走过来，在她对面站定。离得近了，她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混着檀香皂的气息——和十年前一模一样。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他说。
沈清辞抬眼看他：“霍先生十年前离开的时候，可没想过要找谁。”
这话一出，雅间里突然静了。
窗外的蝉鸣声嘶力竭，那股燥热的焚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桌上的茶盏微微作响。
霍铭山的喉结动了动，最终只是叹了口气：“那年我去法国之前，给你写过一封信。托人送到你住的地方。你没回。我以为……你不想再见我。”
沈清辞的呼吸一滞。
信？
她从未收到过。
“什么信？”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霍铭山望着她，目光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你真的……没收到？”
没等她回答，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在走廊高声喊：“霍先生！市长的车到了，请您下去一趟！”
霍铭山皱起眉，朝门外应了一声，又回头看她：“清辞，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给我一点时间。”
他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这是我银行的地址。如果你愿意……”
话没说完，他深深看了她一眼，转身走了。
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口。
沈清辞站在原地，过了很久，才走到桌前拿起那张名片。
盐业银行·霍铭山。
法租界八号路。
她把名片收进手提包，和那张戏单放在一起。
走出春和戏院时，天已擦黑。那股燥热的焚风还没停，吹得街上尘土飞扬。沈清辞撑开黑洋伞，往租界方向走去。
走出几十步，她突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春和戏院的飞檐在暮色里勾勒出模糊的轮廓。东院二楼的窗户还亮着灯。
她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
可她的手，一直按在手提包上，按着那张名片的位置。
民国二十六年的初夏，天津的热，来得邪性。
可更邪性的，是那颗以为早就死了、却又开始狂跳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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