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江寻不能再躲了。甲方下了最后通牒——下周的方案汇报，必须由总设计师亲自出席，否则项目暂停。周工把这句话转达给江寻的时候，语气很小心，像一个人在传递一个可能会爆炸的消息，字字句句都斟酌了很久，怕哪句话说重了会把江寻炸伤。江寻正在画图，笔尖停了一下，在纸上戳了一个黑点。墨水洇开，变成了一个圆形的、黑色的、像瞳孔一样的印子。他看着那个黑点看了几秒，然后把笔放下了。
“知道了。”他说。
汇报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雨从早上就开始下了，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是那种倾盆的、倒灌的、像天被人捅了一个窟窿的暴雨。雨水打在会议室的窗户上，啪啪地响，像有人在用力地敲门。窗外的城市被雨幕模糊了，高楼变成了灰色的影子，灯光变成了模糊的光晕，像一幅被水洗过的、颜色变淡了的水彩画。江寻坐在会议桌的一侧，面前摊着图纸，图纸上用铅笔和马克笔画满了线条、标注、尺寸。他的手边放着一杯水，没有喝。水是凉的，杯壁上凝了一层细密的水珠，水珠沿着杯壁往下流，在桌面上洇开了一小圈湿痕。
沈与时坐在会议桌的另一侧。他们之间隔着一张很宽的桌子，桌面上铺着图纸，图纸上画着城市的未来。两个人谁都没有看谁。江寻在看图纸，沈与时也在看图纸。但他们的余光都覆盖了对方，像两张很大的、看不见的网，从两个人的眼睛里撒出去，在空中交叠在一起，网住了彼此。
汇报开始了。江寻站起来，走到投影幕前面。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挽到了手肘，露出小臂。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被扔进了安静的会议室里，激起很小的、很快就消失的涟漪。他讲方案的设计理念——保留老城区的肌理，用现代的语言重新诠释传统的元素。他讲技术难点——地形复杂，高差大，基础处理需要特别小心。他讲进度安排——下个月完成初步设计，两个月后出施工图。他把每一个问题都讲得很清楚，每一条线都有它的道理，每一个尺寸都有它的依据。
沈与时坐在下面听。他的目光不在图纸上，在江寻的脸上。他看着他的嘴唇在动，一字一句地说出那些关于建筑、关于城市、关于未来的话。他的声音变了，六年前是少年的清亮，现在是成年人的低沉，像大提琴的低音弦被轻轻拨了一下。但他的表情没变，说话的时候嘴唇抿成一条线，思考的时候眉头微微蹙起，专注的时候眼睛会眯一下。沈与时把这些细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存进了大脑里那个叫“江寻”的文件夹。文件夹已经很大了，大到像一座图书馆，但他还在往里放，放每一个新的、关于江寻的细节。
汇报结束了。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只有雨声还在继续。甲方的人开始提问，江寻一一回答，不急不慢，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很到位。沈与时没有提问，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江寻。他看着他把图纸一张一张地收起来，放进文件夹里。看着他把笔一支一支地插回笔袋，拉好拉链。看着他把水杯拿起来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但他的喉结还是滚动了三下。然后他站起来，说：“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会议室里的人陆续走了，只剩下他们两个。门关上了，雨声被隔绝在外面，变得很小，很闷，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响，电流的声音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江寻。”沈与时说。
江寻在收拾东西，他的手指在文件夹的搭扣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扣上。“什么话？”他问。没有抬头，声音很平。
“关于当年的事。”沈与时说。
“我不想听。”江寻说。他的声音还是平的，但他的手指在文件夹上攥紧了，指节泛白。
“你必须听。”沈与时说。
江寻抬起头，看着他。沈与时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但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像湖底的鱼，在水面下游来游去，翻着肚皮，露出白色的、闪光的腹部。江寻看到了那些鱼，他知道它们在那里。他知道它们今天不会沉下去了，它们会浮上来，会跳出水面，会在他面前展开身体，让他看到它们的鳞片、它们的鳍、它们的眼睛。
沈与时开始说了。他的声音不大，很稳，像一个在做一件他很确定要做的事情的人。他说了他父亲的威胁——如果他不走，就让江寻失去保送资格。他父亲查到了江寻的助学金档案，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失去保送资格的理由。不是真的理由，是制造出来的理由。只要他想，他就可以。沈与时没有选择，他不能拿江寻的未来去赌，他赌不起。说了被拦截的信——他写了八十七封信，每一封都被他父亲扣下了，锁在书房的抽屉里，钥匙在他父亲身上。他说他每天都在等回信，等了六年，等到信箱的铁皮门都生锈了，等到邮票的胶水都干透了，等到信的边缘都卷起来了。他说他不知道江寻有没有收到他的信，不知道江寻有没有回信，不知道江寻是不是还在等他。
他说了他被迫的商业联姻。他父亲的公司资金链断了，唯一的出路是和海外企业合作。对方要求联姻，把两家人绑在一起。他拒绝了，但没用。他被送到了国外，关在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城市、不属于他的房子、不属于他的婚姻里。他说那段婚姻没有感情，他从来没有爱过那个人。他说那个人也知道，他们是两个被绑在一起的、不情愿的、想挣脱但挣不开的人。他说他们去年离婚了，是她提的，她找到了真正爱的人。
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一直在发抖。
江寻听完了。他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雨声——雨小了很多，从暴雨变成了细雨，细细的，密密的，像一个人在低声说话，说了很久，声音都哑了，还在说。他看着沈与时，沈与时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的眼泪在六年前就流干了，在那些失眠的夜晚，在那些没有回信的日子里，在那些他以为江寻不想等了的时刻。泪腺已经干了，像一口枯井。
“你知道我恨了你多久吗？”江寻说。他的声音很平，但他的眼睛红了，像火烧过的天空，橘红色的，从地平线一直烧到头顶。
“六年。”江寻说，“恨你比爱你容易多了。”
沈与时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他看着江寻，眼泪流下来了。不是哭，是那种你等了六年、等了六年的答案终于来了、你知道了她一直在等你、她恨你、但她恨你是因为她爱你。那种眼泪是烫的，从眼眶里涌出来，沿着脸颊往下流，流过颧骨，流过下颌线，滴在他深灰色的大衣上，洇开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的、深色的印子。
“对不起。”沈与时说。他的声音哽咽了，像一条被堵住了的河流，水还在流，但流得很慢，很艰难，每流一步都要很用力。江寻看着他的眼泪，没有动。他的手放在桌上，手指离沈与时的纸巾盒只有十厘米，他没有伸手，因为他还没有原谅他。恨比爱容易多了，恨是硬的，爱是软的，恨是直的，爱是弯的，恨是一條直線，爱是一团乱麻。他走了六年的直线，走到终点才发现，那条直线是一个圆，他走了六年，走回了起点。起点还是沈与时，还是那双眼睛，还是那件白衬衫。
“我不要对不起。”江寻说，声音比刚才小了，小到像一个人在说梦话。“我要你告诉我，你还会不会走。”
“不会。”沈与时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确定，像一个在陈述事实的人——“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我不会走了。”他的目光很坚定，坚定到像一颗钉子，钉在江寻的眼睛里，拔不出来。
江寻看着他，沉默了。会议室里的灯很亮，白炽灯，把每一个角落都照得很清楚。沈与时的脸在灯光下很白，很瘦，颧骨很高，眉骨很深。这张脸他等了六年，等到了。但他不敢信，因为沈与时说过不会走，但他走了。那两个字——“不会”——在他的耳朵里变成了“会”。不是沈与时说错了，是他听错了。他的耳朵在六年前就被那句“我会回来的”伤到了，伤得很重，重到听任何承诺都会自动加上一个“但是”——“我不会走了，但是……”“我会回来的，但是……”“我喜欢你，但是……”
“你上次也说了不会。”江寻说。他站起来，椅子被他推得往后滑了一下，椅腿和地面摩擦发出很尖的、像老鼠叫一样的声音。他拿起文件夹，绕过桌子，朝门口走。他的步子很快，快到像一个在逃跑的人，他怕自己再待下去，就会相信沈与时说的“不会”。他不能信，因为他信了六年，等了六年，恨了六年。他不想再等了。他不想再恨了。
他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门把手是金属的，凉的，凉的触感从手心传到手腕，从手腕传到手臂，从手臂传到心脏。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沈与时。”他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他叫了他的名字，不是“沈总”，是“沈与时”。三个字，没有姓，没有职务，没有距离。
沈与时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背很直，很瘦，肩胛骨在白衬衫下面突出来，像两块锋利的、会硌人的石头。他想伸手摸一下，想知道那两块石头是不是真的很硌人。但他没有伸手。
“你欠我六年。”江寻说，“你自己想想怎么还。”他拉开门，走了出去。门关上了，发出很轻的“嗒”一声。会议室里只剩下沈与时一个人，日光灯还在嗡嗡地响，雨还在下，很小，很细，像一个人在低声说话。
他坐在椅子上，把“你欠我六年”这五个字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欠，这个字很重。欠钱可以还，欠东西可以还，欠时间怎么还？时间不能倒流，不能重来，不能复制粘贴。六年的时间，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从少年到青年，从“我喜欢你”到“我恨你”。他欠了太多，多到他不知道该怎么还。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雨停了，云散了，太阳从云层的缝隙里透出来，光很亮，很白，把整个城市照得像一张刚洗过的照片。他看着那些高高低低的楼房，看着那些湿漉漉的屋顶，看着那些在积水里反射的、细碎的、金色的光。
他想：六年。我会用一辈子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