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考试的成绩是在一个周三的上午贴出来的。
公示栏前围满了人，比开学那次还多。十一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吹得红榜的边角翘起来又落下，啪啪地拍打着木板，像一个在鼓掌的、看不见的人。有人在踮脚，有人在往前挤，有人在喊“让一让我看不到”，有人在用手机拍照，闪光灯在白天没什么效果，但还是有人按。
江寻没有挤进去。
他站在人群外围，离公示栏大概五六米远。书包单肩背着，带子上的胶带又翘了，他没有按回去，因为它已经翘到按回去也会再翘起来的程度了，像一个人的决心，你以为你已经决定了，但风吹一下你就动摇了。他的手里拿着一盒牛奶——沈与时今天早上放的，还是那个牌子，还是那个温度，还是那个位置。他一边喝一边等，等前面的人散开一点，等那个被无数个后脑勺挡住的红榜露出一条缝隙。
人群里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江寻！又是第一！”
“卧槽，他跟沈与时是不是商量好的？”
“并列第一，总分一模一样，连数学都同分？”
“他们俩是不是共用了一个大脑？”
江寻把牛奶盒捏扁了，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牛奶盒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准确地落进了垃圾桶的圆孔里，发出“咚”的一声，像一个句号，干脆利落。
他的目光穿过人群的缝隙，落在了红榜上。红纸黑字，第一行写着两个名字，中间用一条竖线隔开。左边是“江寻”，右边是“沈与时”。两个名字的字迹不一样——“江寻”两个字是打印体，宋体，端正但死板；“沈与时”三个字也是打印体，同样的宋体，同样的字号，同样的端正但死板。但在他眼里，这两个名字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她们连在了一起，像两颗被同一根绳子拴住的、在天上飘着的、不会分开的气球。
并列第一。
不是第一次了。从高一开始，每次大考不是江寻第一就是沈与时第一，要么就是并列。两个人的总分永远差不了几分，有时候是江寻高一分，有时候是沈与时高两分，有时候一模一样，像两个在赛跑的人，不是你在前面就是我在前面，但永远差不了几步，永远在彼此的视线范围内。老师说这是良性竞争，同学说这是神仙打架，江寻不知道这是什么，他只知道每次考试结束后，看到红榜上自己的名字旁边写着“沈与时”三个字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像是什么东西被填满了的感觉。
“你们是不是约好的？”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江寻转过头。是班里一个叫张扬的男生，戴眼镜，成绩中等，人很热情，属于那种跟谁都能说上话的社交型人格。他站在江寻旁边，手里拿着一袋干脆面，正在咔嚓咔嚓地嚼，碎屑从他嘴角掉下来，落在校服的前襟上。
江寻没说话。
“约好的？”张扬又问了一遍，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知道你们有猫腻但我假装不知道”的笑意。
“没有。”江寻说。
“那为什么又是并列？”张扬不依不饶，“你数学多少？”
“一百四十九。”
“沈与时呢？”
“一百四十九。”
“你看！数学同分！这不是约好的我不信。”
江寻想解释：数学同分是因为卷子只有一百五十分，你考一百四十九是因为你粗心错了一道选择题，人家考一百四十九是因为卷子只有一百五十分，你只能考到一百四十九，人家是只能考到一百四十九——不一样的。但他说不出来，因为这话说出来太欠揍了，像在炫耀，像在说“我考一百四十九是因为卷子只有一百五十分”，虽然这是事实，但事实有时候比谎言更让人不舒服。
他没有解释。他转过身，从人群里挤了出去。
沈与时从公示栏的另一边走过来。
他的手里也拿着一盒牛奶——不是给江寻的，是他自己的。他今天早上买了两盒，一盒放在江寻桌上，一盒自己喝。他喝牛奶的方式和江寻不一样，江寻喝得很快，几口就没了，像在完成任务；沈与时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在品尝什么很珍贵的东西，不舍得一下子喝完。
“并列第一。”沈与时说。他走到江寻旁边，和他并排站着，两个人的肩膀之间隔了大概二十厘米。阳光照在他们身上，两个人的影子在地上并排躺着，像两个在午睡的人，头挨着头，脚挨着脚。
“嗯。”江寻说。
“有奖金吗？”沈与时歪了一下头，那个动作的意思是“我在开玩笑”。
“不知道。”
“如果有的话，我那份给你。”
江寻看了他一眼。沈与时的表情很平静，不像是在说一件很大的事，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中午吃什么”一样随意。但江寻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沈与时说“我那份给你”的时候，语气的重心在“给”字上，不是在“你”字上。他在意的不是“你”是谁，而是“给”这个动作本身。他给，江寻收，这件事比谁收、收什么都重要。
“不用。”江寻说。
“为什么？”沈与时问。
“你自己留着。”
“我没什么要买的。”
江寻没有再说话。他知道沈与时不是在炫耀，不是在说“我什么都有了所以不需要奖金”，他说的是真的——他没有什么要买的。因为他什么都有了，崭新的校服，名牌的单车，高档小区里带落地窗的房间，什么都不缺。而江寻缺很多东西，缺一件新的衬衫，缺一个不会断带子的书包，缺一顿不用算计价格的饭。沈与时知道这些，所以他想要把奖金给江寻。不是施舍，不是同情，是——我可以为你做一件很小的事，让你的生活稍微轻松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但江寻不能要。不是因为骄傲，不是因为“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那种硬邦邦的自尊，是因为如果他收了沈与时的奖金，那他和沈与时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给予”和“接受”的关系，有高低，有上下，有亏欠，有偿还。他不想要那种关系。他想要的是——平等的，并肩的，谁不欠谁的，像红榜上那两个字一样，并排站在一起的。
所以他说“不用”。
他不知道沈与时有没有听懂。
中午。楼梯。
他们一起上楼去天台。江寻走在前面，沈与时跟在后面。楼梯很窄，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不，不是“只能并排走两个人”，是“只能并排走两个中等身材的人”。他们两个人走在这条楼梯上，肩膀会碰到肩膀，手臂会碰到手臂，书包会碰到书包。江寻走在前面，沈与时走在后面，两个人之间隔了两级台阶。江寻的脚步很快，沈与时的脚步很慢，但楼梯太窄了，沈与时没有办法超到他前面去，他只能在后面跟着，看着江寻的后脑勺、后背、后腰、后脚跟。
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沈与时突然说话了。
“江寻。”
江寻的脚步顿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继续走。他的手扶着楼梯的栏杆，栏杆是铁的，漆面斑驳，摸上去凉凉的，有一点锈迹的粗糙感。
“嗯。”他说。
他以为沈与时要说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比如“下午的物理卷子你做了吗”，比如“周末还去图书馆吗”，比如“你觉得我们能一直并列第一吗”。他的大脑在那个“嗯”之后的零点几秒里飞速运转，预测了沈与时可能要说的所有内容，列出了可能性从高到低的排序，准备好了对应的回答。他的大脑像一个高速运转的处理器，输入是“沈与时的声音”，输出是“江寻的反应”。
“没什么。”沈与时说，“就是想叫你一声。”
江寻的脚在台阶上停住了。
他站在楼梯的拐角处，一只脚在上一级台阶上，一只脚在下一级台阶上，身体微微前倾，重心在中间。他的右手扶着栏杆，左手垂在身侧，书包带子从肩膀上滑下来了一点。他停在那里，像一尊雕塑，像一张被按了暂停键的DVD，画面定格在那个瞬间——沈与时站在他后面两级台阶上，仰着头看着他，阳光从楼梯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沈与时的脸上。
“就是想叫你一声。”
没有理由。没有目的。没有“我找你有事”的前提，没有“我有话跟你说”的铺垫。就是单纯地想叫你的名字，想听你回答“嗯”，想确认你在我前面，想确认我喊你的时候你会回头。这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事情——叫一个人的名字，不为了任何事。但这也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事情，因为它在说：你的名字对我有意义，你说“嗯”的声音对我有意义，你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跟着这件事对我有意义。
江寻没有说“你有病吧”。没有说“你闲得慌”。没有说任何一句他应该说的、符合“江寻”这个人设的、冷淡的、疏离的话。
他什么都没说。
他继续上楼。一步，两步，三步。他的脚步比之前慢了一点，慢到沈与时可以从两级台阶的距离缩短到一级。他的后背能感觉到沈与时的存在——不是碰到了，是感觉到了，那种“有人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的感觉，像冬天里靠近一个火炉，你没碰到它，但你的脸能感觉到它的温度。
他想：我也是。
他也在心里叫了一声“沈与时”。不是在嘴上叫的，是在心里叫的。嘴唇没有动，舌头没有动，声带没有震动，但那个声音在他的脑子里响了一下，很清晰，很具体，每个音节都很完整——沈，与，时。三个字，三个音节，从舌尖到上颚到喉腔，每一个发音的位置都清清楚楚。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想叫一声。
但他没有说。他把这三个字咽了回去，咽到了肚子里，藏在了胃的后面，心脏的旁边，肺叶的下面。他的身体里多了一个东西，不大，不重，但它在那里，它占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本来是空的，现在被三个字填满了。
天台。
风很大。十一月的风已经不像九月那么温柔了，它带着一种干燥的、凌厉的、像刀子一样的东西，刮在脸上有一点点疼。天空很高，很蓝，蓝到像假的，像有人用Photoshop把饱和度调到了最高，蓝色浓得快要滴下来。云很少，几朵细长的、丝带一样的云被风拉成了直线，像有人在蓝纸上用白笔划了几道。
沈与时坐在围墙上，江寻坐在他旁边。两个人隔了半米，那个距离已经固定很久了，从一米到半米，从半米到不会再缩短，像一个平衡点，两个人都不想打破它，因为打破它就意味着进入另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可能很危险的地带。
沈与时拿出MP3，递过来一只耳机。江寻接过去，塞进耳朵里。放的还是那首没有名字的钢琴曲，沈与时自己写的那首。江寻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手机里存的那个版本他也听过很多遍了，多到他能记住每一个音符之间的间隔，能预判左手的和弦会在什么时候转换，能知道结尾那个慢慢消失的音符会在第几秒彻底不见。但他从来不觉得腻。一首歌听了很多遍会腻，一幅画看了很多遍会腻，一个人的脸见了很多遍也会腻——但对沈与时的钢琴曲，他不腻。对沈与时的侧脸，他不腻。对沈与时这个人，他不腻。
“高三会更快。”沈与时说。他的目光落在远处的操场上，落在那些正在跑步、踢球、散步的人身上，落在那个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篮球架上。
“嗯。”江寻说。
“你还来天台吗？”
江寻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远处的天际线，看着那些高高低低的楼房，看着更远处灰蓝色的、朦胧的山影。高三，这个词像一块石头，被扔进了他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很大的水花。高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少的休息时间，更多的作业，更频繁的考试，更少的睡眠。意味着天台可能不再是“每天中午”了，可能会变成“每周一次”，或者“偶尔”。意味着他和沈与时之间那条脆弱的、像蛛丝一样的联系，可能会被高三这阵大风吹断。
“嗯。”他说。
一个字。不是“会”，不是“可能会”，不是“尽量会”。是“嗯”。那个“嗯”的意思是——不管高三有多忙，不管作业有多少，不管考试有多频繁，不管我每天睡几个小时，我都会来。因为天台是你和我共享的地方，是你在的地方，是你递给我耳机的地方，是你把音量调大的地方，是你会说“明天还来吗”的地方。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放弃这个地方。
沈与时笑了一下，没再说话。
他把MP3的音量调大了一格。不是很大，但比平时大了一点点。江寻的右耳感觉到那个音量的变化——钢琴声从远处走到了近处，从隔着一扇门到站在了面前，从模糊变得清晰。沈与时又在调音量了，他又在帮江寻调那个刚好能听到、刚好不伤耳朵、刚好是江寻的右耳能够到的音量。
他不知道沈与时是什么时候记住这个的。也许是第一次在天台递耳机的时候，江寻接过去之后，下意识地用左手把耳机往耳朵里塞了塞——那个动作的意思是“我听不太清”。沈与时看到了，然后下一次，音量就大了一格。再下一次，再大一点。调了几次之后，找到了那个刚刚好的刻度，然后就再也没有变过。
他的右耳听力不好。这件事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连班主任都不知道，连他妈妈可能都不记得了——小时候中耳炎留下的后遗症，不严重，正常说话的音量他听得清，但声音稍微小一点他就会漏掉。医生说过不需要治疗，不影响日常生活，只是偶尔会听不清别人小声说的话。他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这不算什么病，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不值得一提的、不会影响任何事情的身体特征。
但沈与时注意到了。
他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的？也许是在图书馆，江寻说“什么？”的时候。也许是在教室，江寻侧着右耳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也许是在天台，江寻用左手把耳机往右耳里塞的时候。他不知道，但他注意到了一这件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注意到一个人的听力不好，需要观察他，需要看他，需要在他说“什么？”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他为什么经常说‘什么？’”，需要把“他的右耳听力可能有问题”这个假设放在心里，然后在接下来的每一次互动中去验证它，验证了之后还要记住它，记住了之后还要在每一次递耳机的时候调整音量。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这是一件如果不是真的在意一个人，根本不会去做的事。
江寻闭上眼睛。
钢琴声在耳朵里流淌。左手的和弦，右手的旋律，中段的琶音，结尾的余韵。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沈与时的体温，每一段旋律都有沈与时的指纹，整首曲子都是沈与时的呼吸。
他不知道的是，这首曲子的最后一个版本，是在他生病的那个晚上完成的。沈与时坐在宿舍的床上，戴着耳机，把之前的版本听了一遍又一遍，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和弦太满了，旋律太密了，结尾太急了。他改了很多遍，改到凌晨一点，室友们都睡了，他还在改。改完之后他听了一遍，觉得——可以了。不是完美，是可以了。可以给你听了。
然后第二天，江寻在天台上听到了这首曲子的最终版。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五十七秒的旋律背后，是一个凌晨一点还在改谱子的、困得眼睛都睁不开的、但手指还在琴键上移动的沈与时。他只知道好听。好听就够了。
傍晚。放学后。
江寻骑车去超市。骑到校门口的时候，他没有听到口哨声。他等了一秒，两秒，三秒。没有。只有风声，蝉鸣已经没有了，十一月的蝉已经不叫了，它们死了，或者藏起来了，或者去了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过冬。自行车链条的声音，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远处公交车的引擎声，有人在路口按喇叭。
他回头看了一眼。
没有人。
梧桐树的叶子在风中飘落，金黄色的，一片一片的，像一群在跳着舞的、穿着黄色裙子的舞者。校门口已经没什么人了，大部分人都走了，只剩下几个值日生在扫地，扫帚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他转回头，继续骑。
骑了大概一百米，身后响起了口哨声。不是《晴天》，是一首他没听过的歌，旋律很熟悉，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口哨声从身后追上来，像一阵风，从他的后背穿过去，从他的胸口穿过去，从他的心脏穿过去。
他没有回头。他骑慢了一点。
沈与时跟上来，骑在他旁边。今天的“旁边”不是并排，是稍微靠后一点点，刚好在他的余光范围内，刚好在他不用转头就能看到的位置。一个很体贴的距离——不会让你觉得被盯着，不会让你觉得被跟得太紧，但你能感觉到我在。
“今天没顺路。”沈与时说，“就是想骑。”
江寻的脚在踏板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蹬。他看着前方的路，夕阳在他正前方，低低地挂着，像一个巨大的、橘红色的圆盘，光线太强了，他眯了眯眼。梧桐树的影子在路面上交错，光斑和阴影交替出现，像一架在快速转动的、黑白色的风车。
“随便你。”江寻说。
这三个字他已经说过很多遍了。“随便”是他的盾牌，是他的保护色，是他藏在“我不在意”背后的“我在意得要死”。每次他说“随便”，沈与时都能把它翻译成“好”。不知道是真的翻译得对，还是他假装翻译得对，但不管怎样，他每次都当作“好”来回应。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两个影子并排躺在路面上，黑色的，细长的，像两个在地上行走的、瘦高的巨人。影子与影子之间有一段空隙，大概一米左右，那是他们身体之间的距离。但在某个瞬间，影子重合了——江寻的影子偏左，沈与时的影子偏右，但夕阳的角度太低了，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太长了，长到影子在远处交汇在了一起，像两条从不同方向流来的河流，在入海口汇合了，分不清哪条水是从哪里来的。
江寻看着那两个交叠在一起的影子，想：谁是谁的？
他不知道。影子没有脸，没有衣服的颜色，没有书包的形状，没有一切可以用来辨认身份的标记。两个影子就是两个黑色的、细长的、没有五官的人形，叠在一起，像一对连体婴儿，像一棵树的两根分枝，像一双被放在一起的筷子。
他和沈与时，如果剥掉所有的外在——衣服，成绩，家庭，性格，过去，未来——剩下的两个**的、没有标签的、只是“人”的存在，会不会也像这两个影子一样，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自然而然地交叠，分不清谁是谁的？
他不知道。但他希望是。
晚上。出租屋。
江寻躺在床上，把铁盒从床底下拿出来。
铁盒的边角已经生了更多的锈了，深红色的铁锈从漆面的裂缝里渗出来，像毛细血管。卡通熊还在，还是那只穿着蓝色背带裤、手里拿着一块饼干、笑得天真无邪的熊，但它的脸被锈迹遮住了一小块，笑出了一点，看起来像一个在哭的人努力装作在笑。
他打开铁盒。
里面的东西还在。牛奶盒，七盒，叠在一起，蓝白色的包装在铁盒的暗光里显得有点旧了，颜色不像之前那么鲜亮了，像是被时间洗过一遍。纸条，叠成小方块，按时间顺序排列，最下面是最早的那张——“你讨厌我？”，最上面是最近的那张——“晚安”。草稿纸，上面有沈与时写的半道数学题，第三步停住了，最后那个数字是“3”，3的尾巴拖得很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他把每一样东西都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一件一件地放回去。
最后，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件新的东西，放进了铁盒。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是今天沈与时喝过的那盒牛奶的包装盒——江寻在沈与时喝完、扔掉之后，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他知道这件事很变态，他知道如果沈与时知道了大概会觉得他很奇怪，他知道正常人不会从垃圾桶里捡别人扔掉的牛奶盒。但他还是捡了，因为那个牛奶盒上有一个细节——吸管上有沈与时的牙印。很小，很浅，在吸管被咬扁的地方，两个浅浅的凹痕，是牙齿留下的印记。
沈与时思考的时候会咬笔帽，做题的时候会咬吸管。那个习惯已经持续很久了，江寻注意到的第一天就想：他为什么总咬东西？现在他知道了，因为沈与时思考的时候需要做点什么来帮助集中注意力，咬东西就是那个“什么”。
他把牛奶盒放进铁盒，盖上盖子，推回床底下。
铁盒滑过水泥地面，发出沉闷的摩擦声。
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水渍还在，那只没有尾巴的猫还在，它的表情还是那样，不悲不喜，不惊不惧，像一个什么都看透了、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不在乎的、老去了的猫。
江寻闭上眼睛。
脑子里是红榜上那行字——“江寻，沈与时”。两个名字并排站在一起，像一个永远不会被拆散的、被墨水固定住了的、被纸张承载着的、被时间封存了的组合。他知道下学期红榜会换，高三会分班，高考后他们可能不会再出现在同一张纸上。但那张纸上的那行字，会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像那颗痣一样小，但像那颗痣一样深。
他想：如果人生也是一张红榜，我希望我的名字旁边，永远是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