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远山这辈子没给自己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
他身上穿的衣服永远是工地上发的劳保服，灰蓝色的，领口磨得发白，袖口开线了就用打火机燎一下，凑合着继续穿。脚上的解放鞋一双能穿三年，鞋底磨平了也不换，下雨天进水了就用塑料袋套着。他唯一舍得花钱的地方，就是周渡。
周渡八岁生日那天，周远山特意请了半天假。
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事。他是工地上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从不请假，从不迟到，就连感冒发烧都硬扛着上工。工头老陈说过他好几次：“远山，你身体是铁打的？歇一天能怎样？”
他不歇。不能歇。歇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少一天的钱就少一分给孩子的保障。
但今天他请了假。因为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
早上六点，周远山就出门了。他没有去工地，而是坐了两站公交车，到了城里最大的那个批发市场。他知道这里的鞋比商场便宜，但质量也不差，好多工友都在这儿买东西。
他在鞋区转了好几圈，一家一家地看，一双一双地摸。
他要找一双好鞋。不是那种穿两个月就开胶的便宜货，是那种孩子穿上能跑能跳、不会磨脚、能穿很久的好鞋。
他手里攥着那沓钱，是他攒了三个月的。钱不多，但买一双像样的鞋应该够了。
他蹲在一家店门口，拿起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翻过来看鞋底，又摁了摁鞋面，问老板：“这双多少钱？”
“八十五。”
周远山皱了皱眉。八十五有点贵了，他记得周渡的脚码是三十三，这孩子长得快，今年买了明年可能就穿不下了。他又拿起旁边一双，问：“这双呢？”
“那个五十五。”
五十五的那双明显质量差一些，鞋底硬邦邦的，鞋面的胶味也重。他犹豫了一下，把五十五的那双放下了，又拿起八十五的那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能不能便宜点？”他问。
老板看了他一眼，大概是看他的穿着就知道是工地上干活的，犹豫了一下说：“最低八十，不能再少了。”
周远山咬了咬牙，从裤兜里掏出那沓钱，数了八十块递给老板。
他把鞋装进塑料袋里，拎着走出市场，心里盘算着：鞋买了，还得给孩子买个蛋糕。不用大的，小的就行，几块钱的那种。再买点肉，回去让妈做顿好的。
他在路边的小蛋糕店买了一个小蛋糕，六块钱，上面有一朵奶油花，粉红色的。蛋糕店的姑娘用红色的塑料盒子装好，系了一根金色的丝带。周远山拎着蛋糕和鞋，心里头热乎乎的，想着周渡看到蛋糕时那双眼睛会亮起来的样子。
他儿子不太会笑，但眼睛会亮。
每次他带回去什么新鲜东西，周渡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像两盏小灯。他不怎么说话，就安安静静地看着，但那眼神比任何话都让人心里发软。
公交车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景色一点点往后退，他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塑料袋，像是攥着什么宝贝。
他想，等他再干几年，攒够了钱，就不用这么紧巴巴的了。等周渡再大一点，他就不用这么拼了。等日子再好过一点，他就能多陪陪孩子了。
他想的都是“等”。
他不知道，“等”这个字，有时候是不作数的。
下午两点，工地。
周远山回到工地的时候，工友们正在午休。他老远就看见老张躺在钢筋堆旁边的凉席上打呼噜，脸上盖着一顶草帽，肚皮一起一伏的。
他走过去，把蛋糕和鞋放在工具箱里，用衣服盖好，然后拿起安全帽戴上。
“远山，你不是请了半天假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老张被他的脚步声吵醒，掀开草帽迷迷瞪瞪地问。
“东西买完了就回来了，早点干完早点收工。”周远山抄起手套，往楼上走。
“你这人，就是闲不住。”老张嘟囔了一句，翻了个身又睡了。
下午的太阳很大，晒得脚手架上的钢管发烫。周远山站在六层楼高的脚手架上，腰上系着安全带，一根一根地绑钢筋。钢筋被晒得滚烫，隔着厚手套都能感觉到热气，汗水从安全帽的边沿往下淌，滴在钢管上，嘶的一声就蒸发了。
他干活很快，手脚利索，一个人能顶两个人。工头老陈最喜欢用他，因为他从不偷懒，从不出错，交代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讨价还价。
下午四点二十分左右，周远山绑完了手里的那根钢筋，直起腰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眯着眼看着远处的城市。
从六楼看下去，楼房的屋顶像一片灰白色的浪，一直延伸到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他看见了公交站牌，看见了几棵梧桐树的树冠，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广场，有人在那里放风筝。
他在想，周渡现在在干什么。放学了吗？回家了没有？外婆有没有给他煮长寿面？
他又吸了一口烟，烟灰掉在安全帽的帽檐上，被风一吹就散了。
他把烟掐灭，别在耳朵上，准备继续干活。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一声巨响。
那声音不是从下面传上来的，是从头顶传来的——金属断裂的声音，尖锐的、撕裂的、像骨头被折断一样的声响。
他猛地抬起头。
吊臂在晃。
工地上最大的那台塔吊，吊臂正在以一种不正常的角度倾斜。吊臂上挂着的钢丝绳断了，一捆钢管从高空脱落，正在往下砸。
而它们砸落的方向，正是他站的位置。
周远山的大脑在那一瞬间是空白的。
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本来可以躲开。那个位置，往左两步，就是脚手架的一个支撑点，躲到钢管后面去，那些砸下来的东西不会直接命中他。他看得很清楚，那捆钢管在下落的过程中已经散了架，只要他往左移两步，最多两步，就能避开主要的部分。
但他没有往左。
他想起了工具箱里的那双鞋。那双八十块钱的、白色的、他准备拿回去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他往右跑了。
他的工具箱在脚手架的右边，靠着墙根放着，一个铁皮的旧箱子，盖子用铁丝绑着，里面放着几件备用工具，还有他今天买的东西。蛋糕和鞋都在里面，他怕被太阳晒化了、晒坏了，特意用衣服裹了好几层。
他往右跑的那几步，是他这辈子跑得最快的几步。
他跑到工具箱跟前，弯下腰去抓那个塑料袋。他的手刚碰到袋子的提手，头顶上就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压迫性的风声。
那捆钢管砸了下来。
第一根砸在他的右肩上，骨裂的声音几乎是同时响起的，喀嚓一声，像是踩断了一根干树枝。他被砸得整个人往下一矮，膝盖跪在了钢板上，但他没有倒下去，因为他左手还死死地攥着那个塑料袋。
第二根砸在他的后脑上。
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老张是被那声巨响震醒的。
他从凉席上弹起来的时候，草帽都飞了。眼前的一切像是慢动作——塔吊的吊臂还在晃，钢管还在往下掉，有人在大喊大叫，有人在跑，有人在哭。
然后他看见了周远山。
周远山趴在六楼脚手架上的血泊里，姿势很奇怪，像是一个人在拼命地保护着什么。他的右手垫在身体下面，手心里攥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已经破了，露出了里面一双白色的鞋。
那双鞋很干净，没有沾上一滴血。
老张跑上去的时候腿是软的，他连滚带爬地上了六楼，跑到周远山跟前，蹲下来，手抖得不行。
“远山！远山！”
没有回应。
周远山的眼睛是闭着的，脸上全是血，安全帽已经碎了，碎片的边缘嵌进了额头。他的嘴唇微微张着，像是想说什么，但发不出任何声音。
老张把耳朵凑过去，听见的只有细微的气流声，像是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从这具身体里漏出去。
“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老张的嗓子都劈了，声音尖得不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爷们儿喊出来的。
有人打了120，有人在喊工头老陈，有人在哭。整个工地乱成了一锅粥，塔吊停止了运转，吊臂悬在半空中，像一个巨大的问号。
老陈跑过来的时候，脸上煞白，嘴唇都在哆嗦。他看着周远山的样子，说了句什么，没人听清。
周远山躺在那里，左手还死死地抓着那个塑料袋。
没有人掰得开他的手指。
救护车来得很快，但路上还是花了二十分钟。
担架抬上去的时候，有人试着把他手里的塑料袋拿出来，拽了两下没拽动，就不敢再拽了，连带着塑料袋一起把他抬上了车。
老张跟上了救护车，他一直握着周远山的手，那只手很凉，凉得不像是活人的温度。他一个劲儿地说：“远山，你撑住，你撑住啊，你儿子还在家等你呢。”
周远山的眼皮动了动，似乎想睁开，但没能睁开。
他的嘴唇又翕动了几下，这次老张听清了。
他说的是：“鞋……别弄坏了……”
老张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他见过太多生死。
干工地二十多年，摔死的、砸死的、电死的，他见过太多了。他以为自己的心早就硬了。但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得喘不上气。
直到死，这个人惦记的不是自己的命，是给儿子买的那双鞋。
别弄坏了。
那是给我儿子的。
老张把脸转过去，在救护车的角落里无声地哭了一场。
下午五点四十三分，周远山在医院停止了呼吸。
死因是颅脑损伤，第二根钢管直接砸中了后脑，颅内出血过多，送到医院的时候瞳孔已经散了。医生说，就算当场就在手术台上，也救不回来。
老张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他在医院门口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去哪里。后来他想起来，周远山还有个岳母，还有个孩子。他得去通知他们。
他骑着电动车去了周远山的家。那是一条城中村的小巷子，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两边是密密匝匝的自建房，头顶上是蜘蛛网一样的电线。他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那扇掉了漆的绿色铁门。
他敲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老人，六十岁出头的样子，头发白了大半，佝偻着腰，穿着一件灰白色的棉布罩衣。她看着门口这个陌生的男人，眼里带着疑惑。
“你找谁？”
老张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看着老人的脸，那张脸上还有温和的笑意，她大概是以为女婿托工友带了什么东西回来。
他张了张嘴，发出了一个声音，但那个声音不是人话。
老人皱了皱眉，又问了一遍：“你找谁？是不是远山让你来的？”
老张终于挤出了那几个字。
“阿姨……远山他……出事了。”
老人的表情没有变，她好像没听懂。
“什么？”她问。
“工地上出了事故，”老张的声音在抖，“远山被砸到了，送医院……没救回来。”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巷子里突然变得很安静。
头顶上的电线在风里发出嗡嗡的声响，远处有人在放电视，广告的声音模模糊糊地传过来。一只猫从墙头上跳下来，无声无息地落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跑了。
老人的手还扶在门框上，她的手指在慢慢收紧，指节发白。
然后她的膝盖弯了。
不是摔倒，是一种缓慢的、有过程的、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的坍塌。她的身体往下滑，老张伸手去扶，但老人的身体很沉，他扶不住。老人跪在了地上，跪在那扇掉了漆的铁门前面，双手撑着地面，整个人佝偻成了一个很小的形状。
她没有哭，她只是跪在那里，像一尊突然失去了支撑的雕像。
“阿姨……”老张蹲下来，想扶她起来。
老人的嘴张开了，但没有声音。她的脸皱在一起，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所有的纹路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汇聚——那是眼泪的方向。
她终于哭了出来。
不是嚎啕大哭，是一种压抑的、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身体里碎裂了，碎片扎着她的心肺，让她每发出一个音节都像在受刑。
她哭了很久，久到巷子里的路灯亮了，久到邻居出来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久到老张的腿都蹲麻了。
然后她突然站了起来。
她用手背擦了一把眼泪，踉踉跄跄地往屋里走。老张跟在后面，怕她出事。老人走进厨房，拿起案板上的菜刀，然后往外走。
“阿姨！你要干什么？！”老张吓坏了，拦在前面。
老人不说话，她抓着菜刀，眼睛通红，浑身发抖。她不是要自杀，她是要去工地。她要去砍那些狗日的老板，那些让她的女婿没日没夜干活却连个安全措施都不做的人。
但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住了。
因为她看见了周渡。
周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正站在巷口，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张纸——大概是学校的什么通知。他看见外婆拿着刀，看见门口蹲着一个陌生的男人，看见外婆满脸是泪。
他站住了。
八岁的周渡站在昏暗的路灯下，书包带子歪了，校服的领口敞着。他看了外婆几秒，然后问了一句让老张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外婆，爸爸呢？”
老人的刀掉在了地上，咣当一声。
她蹲下来，把外孙搂进怀里，搂得很紧很紧，紧到周渡觉得呼吸困难。老人哭着，哭着，哭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周渡没有再问。
他把下巴搁在外婆的肩膀上，眼睛看着巷子尽头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
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正常。一个八岁的孩子，看见外婆拿着刀，满脸是泪，门口有个不认识的男人，他的反应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不哭，不问，不闹。
他只是看着那盏路灯，看了很久很久。
那盏路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像一颗正在衰竭的心脏。
老张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偷偷转过了身。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晚上。
不会忘记那把掉在地上的菜刀，不会忘记老人佝偻的脊背，不会忘记那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的眼神，和他问的那句话——
“外婆，爸爸呢？”
像是在问一件最普通的事情。
像在问，爸爸今天加班吗，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但他不会回来了。
周远山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死在了工地六楼的脚手架上，死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是给他八岁的儿子买的生日礼物。
那双鞋上没沾一滴血。
干干净净的。
像他这个人一样，一辈子没干过什么亏心事，对得起老婆，对得起孩子，对得起所有人。
但他对不起自己。
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