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的闽北山区，四月将尽五月初，正是秧苗薅草的关键时节。
这活儿不是三五天就能结束的硬仗，而是一场漫长的拉锯。一片水田接着一片水田，一轮薅完又一轮，既要除尽杂草，又不能碰伤嫩苗，耗体力，更耗耐心。我们这批下乡知青，早已过了最初手忙脚乱的阶段，渐渐跟上了村里人的节奏，可每天从天亮干到天黑，腰酸背痛，依旧是免不了的。
我站在熟悉的水田里，泥水没到小腿，凉意顺着皮肤往上爬。头顶的日头已显威力，晒得后颈发烫，整片水田笼罩在湿热的雾气里。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绿油油的秧苗，村民们一字排开，弯腰、拨草、直腰、喘息，动作整齐又沉闷，只有水流轻响，在空气里反反复复。
我和郑秀英，分在同一个薅草组。
这早已不是我们第一次并肩下田，彼此都熟悉了对方的节奏。她就在我斜前方不远处，安安静静劳作，话少，手快。依旧是那头浓密黑亮的马尾，依旧是洗得发白的布衫，依旧是微微低头、略带羞涩的模样。可她那身匀称饱满的身段，在田间劳作的起伏间，依旧让人忍不住侧目。
她皮肤白，在满是日晒风吹的村民里格外显眼，哪怕衣角沾了泥水，也藏不住那份干净通透。
我一边薅草，一边借着直起身歇气的间隙，不动声色地看她。
看她额角渗出汗珠，看她轻轻抬手擦拭，看她偶尔抬眼，目光不经意与我相撞，又立刻慌乱低下头，耳尖泛起一层浅浅的红。
没有对话，没有靠近，甚至没有多余的眼神交流。
可就是这样远远看着，心里就会泛起一阵难以言说的软意。
山里的日子简单又重复，白天是没完没了的农活，晚上则是大队安排的夜校。
我们村的夜校设在村小学教室，位置在村子边上，环境安静整洁。更让人踏实的是，公社水电站就建在我们大队，电力足，电灯亮堂，一到晚上，整间教室灯火通明，照得黑板上的小字都清清楚楚。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读过几年书，识字算数都不成问题，夜校也就不用再教基础文化课。我主要是领着大家念报纸、讲时事政策、说外面的新鲜事，这也是大队干部信任我，特意安排给我的任务。来上课的人都很自觉，秩序井然，男人们顶多抽根烟，女人们也不做针线、不纳鞋底，全都安安静静坐着听讲，气氛认真又庄重。
让我意外的是，郑秀英和她的闺蜜叶桂兰，每次都坐在最前排。
她们不是躲在后面混时间，而是完完全全抱着求知的心思来的。两人端端正正坐着，腰杆挺直，眼睛一眨不眨望着讲台，眼神里带着山里姑娘少有的认真与渴望。尤其是郑秀英，性子再内向害羞，在学习这件事上也半点不含糊，听得格外专注。
我站在讲台上，念着报纸上的时事新闻，讲着国家政策、田间知识，目光总会自然而然地落在前排那两个姑娘身上。
叶桂兰性格外向些，遇到听不懂的地方，会轻轻皱眉，偶尔还大胆举手提问。
郑秀英则安静得多，不提问、不插话，只是安安静静听，把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偶尔我讲到关键处，她会轻轻点头，嘴角微微上扬，露出那个浅浅的、动人的酒窝。
桂兰很机灵，早就察觉到我目光的落点。
她时不时用胳膊肘轻轻碰一下郑秀英，压低声音，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语气打趣。
郑秀英立刻脸红，偷偷瞪她一眼，又飞快把目光转回到讲台上，可那份藏不住的慌乱，明明白白写在脸上。
我看在眼里，心跳也跟着轻轻加快。
一整晚的课，我讲得格外投入，格外有力气。
不是为了表现，也不是为了讨好谁，只是因为台下，有那么一个姑娘，在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听我说话。
夜校结束，村民们三三两两走出教室。
小学在村边，离各家各户有一段不短的路，郑秀英和叶桂兰并肩走在一起，一路小声说笑，从教室门口一直聊到村口，悄悄话仿佛永远都说不完。
我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不靠近，不打扰，只是安静地跟着。
看着她们的身影在月光下相依相伴，听着她们细碎温柔的说话声，心里就觉得安稳、踏实。
闽北的春日越来越暖，田里的秧苗一天天拔高，而我心里那点不敢言说的心事，也跟着秧苗一起，悄悄扎根、悄悄生长。
我知道，这样平静而辛苦的日子不会太久。
用不了多久，一年中最苦最累、号称“鬼门关”的双抢就要来了。
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烈日暴雨连轴转，所有人都要脱一层皮。
而我隐隐期待着，在那场连山里人都发怵的苦战里，我能离她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