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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床上爬起来，拧亮电灯，穿着拖鞋走到张贴在墙上每一张画着动漫人物的海报前，用手的触觉和眼睛的视觉确认它们依旧没有被任何东西损坏之后，踏着很响亮的步子下楼。
楼梯很狭窄，拐弯处很突兀。
星期六那天，半槐看完了好几本老夫人的漫画书之后，又接连看了几本国产漫画。
这些书是我家里的镇馆之宝，是很珍贵的非卖品，一概不外借。
如果没有我，谁也不知道我爸爸有这些书。
假如你要问要是硬有人要看呢？
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书没有放在店里，而是放在卧房一个大玻璃箱子里，我爸爸把他放在床底下。
这里边有两本初版的漫画家张乐平的三毛系列漫画书，字体是繁字体。
我爸当年一定花了好大功夫才搞到这些老书，繁体字，因此他决不能摆出来让人家脏污的手指把它们翻烂。
那只防火防盗的玻璃箱子里（我在爸爸房间的抽屉里找到了钥匙）放着的那几本老夫子的漫画书，是我五岁或是六岁那年，有次周末爸爸骑车载我到爷爷奶奶家去过端午节无意中找到的。
那天的天气在五月份算是很热的，我们半路上到河唇去洗脸，我看到河中央有一个木箱子，指给爸爸看。
虽然爸爸眼睛一亮，但是担心是死人的物品，对箱子里装着的是宝物还是废品丝毫不感兴趣，我很失望。
然而，告别了爷爷奶奶，走在回镇上的路上时，爸爸反悔了。
五六岁还没到记事的年纪，但我对当时的情景还留有一些印象。
自行车车头两边各有两只用白色网套掬着的粽子，一边是放有肉馅、蛋黄和粗粮的咸口粽子，一边是要沾白砂糖或红糖粉食用的碱水粽。
我坐在安置在车头和座位间横杆上的孩子专用椅子里，一会儿看看这边用红绳子五花大绑的粽子，一会儿看看那边用稻草捆绑得很紧以至于挤露出橙黄色糯米的粽子。
当爸爸摇晃着车头载着我再次途径那个溺水箱子所在的位置，我的目光就从粽子上挪开了。
也许是我这个小孩子固执的眼神出卖了我的想法，也许是他自己心痒难耐，他把自行车停下放好。
他把我从那个囚笼一样的椅子里抱出来放在地上，随后他脱了鞋子袜子捏起裤脚，涉水把那个看上去很重的木箱子拖上岸边来。
箱子还很完整结实，锁头生锈了，爸爸用两根手指稍微一掰铁锁，就把箱子从中间劈开了。
从箱子豁开的那个大嘴巴里，我们看到很多书本，这点发现让我们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我们捡到宝贝了，小人书也是很值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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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小镇，用来消遣的书籍并不多，也许一个村子就那么一两个人有一两本金庸的武侠小说。
爸爸轻手轻脚地把那个箱子里的书搬出来，把箱子里的泥巴水控干，再把书本放回去。
我和爸爸在河流边磨蹭到了天黑，用河水把一些书本上的泥沙洗净。
幸好傍晚河边很少有人来往，否则不知有多少人要对我们露出或是恐吓或是羡慕的表情来。
那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也许会假装幸灾乐祸地说这是水鬼的东西。
那些用钦慕的眼光看我们的人，将会想方设法从我们这分去一杯羹，所幸我们没遇到这些讨厌鬼。
爸爸把车搬回半干不干的箱子里，再把箱子用一捆绳子绑到车后座上，我们两个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回到家，先不忙着吃晚饭，因为粽子就是现成的食物，什么时候饿得不行了再吃也不迟。
我们像两个挖到了宝藏的人，目光如星辰，把书本一本本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挪出来，要是不小心擦到了图画，就有可能让上面的字迹从此模糊不清。
我们打开风扇，我们打开窗户，希望清凉的晚风能让书本快点干燥。
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妙不可言的契机，不到一年之后，对漫画书异常痴迷的爸爸开了镇上第一家、唯一一家也是最后一家租碟子、租漫画的店。
与其说这是一家音像店，倒不如说是个杂货店，经营范围无所不包，只要能借，只要能卖。
爸爸实现了他的理想，把音像店开得有声有色。
而我，我爸爸唯一的孩子，也成了童年时代其他孩子眼中最幸福的人。
在我青春期那几年，我敢肯定音像店的生意比网吧还要兴隆，这是由于学校的训导让所有学生以为进入网吧的都是不良少年，而音像店则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地方。
可是音像店的繁荣就像老人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发光发热只在短短的一瞬，很快就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下没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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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音像店关门了，我和爸爸这对相依为命的父子也搬家了。
我们搬到了一座二线城市居住，这里的路灯会慷慨地亮上一整夜。
自始至终，那个木箱子陪伴着我们。
音像店和旁边一家餐馆之间的墙体被推倒，拓宽并改造为一家提供饮食和住宿的小旅店。
我前后多次住进二楼，在我原来寝室所在那个位置的房间住下。
三十岁重返故乡那一次，我也是在那间宾馆下榻。
我相信那个至今还躺在爸爸床底下的、已经空无一物的木箱子，永恒地承载着他的梦想，和我的支离破碎的过往。
把它留下，不是基于一种强硬的选择，而像一种自然养成的天性。
那天星光灿烂，各种想法闪烁，我睡不着，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下到了一楼，我打算把电视打开，这才想起有件事忘了做。
我把翻出来让李哲和半槐看的漫画书收拢，把又烂又皱的它们揽在怀里抱着上楼。
幸亏我爸爸衣着打扮像个老古董，做生意也像古时候的账房先生一样精明，但是思想是比较与时俱进的。
在公共场所尚未出现感应灯之前，家里的楼道就有了这么一盏高科技电灯，否则我不能腾出手来开灯，只好摸黑上楼，难保我不会摔一跤，把爸爸的书给磕坏，让他发现了，我就小命不保。
他并不知道我知道他藏书的地点，但是如果他私藏的书本出了差错的话，他一定知道和我有关，我又没有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让我陷害。
我走进了爸爸的房间，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的房间。
墙上没有什么装饰，什么都朴素至极，四件套不是一套的，明显是东拼西凑的。
我用胳膊肘把灯撞开，望着床头柜，桌面上摆有一张妈妈的相片。
地板是仿木贴片，大概是受日本文化浸染太多，连家里的装修也有一股浓浓的日本情调。
有时爱国心一冒上来，我就觉得待在家里无法忍受，其余时间，我有认为日本式的家居风格既简约朴素又很特别。
我撩开床上垂下来的床单，趴在地板上，用手去够那个玻璃箱子（爸爸说那个木箱子烂得派不上用场了，他特地买了个玻璃箱子来放书）。
明明记得是把它推向这个方位的，可是无论怎么够都够不着。
我把桌子上那个老式铝皮手电筒取来，拍了拍落在上面的尘埃，咬在嘴巴里，再偏着脑袋去找那个箱子。
手电筒一朝，玻璃的反光立马就用刺眼的光芒告诉我它在哪里。
当时我的发现还不至于这点，我想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似乎也能用开玩笑的心态，讲述这件像生长在自己体内的肉瘤一样难以割舍的陈年往事了。
我在最角落发现了一个箱子，那个被爸爸从河水里打捞上来的古朴木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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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我没看见过那个箱子，又或者看到了却并不怎么在意那么一件老玩意儿。
里面的书籍被转移到了玻璃箱子里，那个箱子在我心里的重量也就轻如鸿毛了。
可是奇怪的是，一看见它，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想起快十年前一个端午节，爸爸骑车载着我和那箱子宝贝回家时轻柔地抚摸我的头发的动作，还一迭声地夸奖我的眼睛很尖。
那应该是我过去为数不多的真正感到的幸福的时候。
当然，我心里有个冲动，想要看看那个书籍被清空了的箱子现在装着什么，又或者里头空空荡荡的。
我原以为爸爸早把这个箱子给扔掉了，如果它还在，就说明它还有用不是吗？
没理由一个被藏起来的箱子是空着的，或许里头放着爸爸这辈子攒下来的金银珠宝，或许是他的所有回忆也说不定。
不知为何，我就是有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我与生俱来的执拗在作祟。
手撑着地板，我把嘴巴张大一点，把电筒吐出来。
上边沾有有我很多口水的手电筒重重地砸在地板上，灯光明灭两下时，我心跳慌乱了一阵。
好在光束稳定下来了，它正好直直地射向那个箱子，即使它射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恐怕我也不会去调整角度了，只要有一点光亮，让我能确定那个箱子大致在哪里就好。
到了那儿，好多障碍物干扰我身体我摆动，抬头发现爸爸的床有点不对劲。
一些想法断断续续出现了，很没有章法，如同西班牙那位哭丧着脸的伟大骑士的侍从骑着的那头瘦驴一样，一会儿消失了，一会儿又出现了。
我力图尽快摆脱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冷静下来想了想那些可能的可能性，于是很快就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要是我比现在年轻十岁，联想能力比现在强但没有现在现实的时候，我可能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爸爸的床是张单人床，却在靠墙的边缘摆了几张木脚凳子，买的也是双人床的用品，伪装出一种双人床的气象。
我说怎么这张床的长宽比例看着很不对劲？
我的意思是，我从床底下跑进来看到床底下的景象时大吃一惊：
我本可以掀开被褥和床单，挪开一张凳子，就接触到这个木箱子的。
如果爸爸如此大费周章把单人床布置成一张双人床的样子，那么可见爸爸有多重视这个乌黑亮丽的木箱子。
如果这时候还有人对我说箱子里空无一物，我会相信，除非我被车撞傻了脑子。
没办法，我已经不怕脏钻进了床底下，干脆一错就错。
我拽住爸爸给那个箱子新安装的锁头，把它拖出来。
空箱子和地板的摩擦力没有这么大，我从重量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箱子里有东西，而且装得满满当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