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苏婉十四岁。
这一年，她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从未留意过的东西。不是海平线尽头的船只，不是妈祖庙檐角的风铃，不是灶台上蒸汽氤氲中母亲模糊的侧脸——而是父亲的背影。她开始注意到，父亲的背影，和从前不一样了。
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像潮水侵蚀礁石一样，缓慢的、日复一日的、几乎难以察觉的。但如果把记忆拉远一些，把今年的父亲和三年前的父亲放在一起比较，差别就清晰得让人心慌。三年前，父亲从码头走回家，步伐是稳的，肩背是直的，虽然沉默，但那种沉默里有一种笃定的力量，像礁石一样，任凭海浪拍打，纹丝不动。而现在，他走路的节奏慢了，右脚落地时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迟疑——那是右膝的问题，长年累月在潮湿的船舱中跪着整理渔网，跪出了毛病。他弯腰捡东西时，会不自觉地用手撑着膝盖，像一个正在老去的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折叠起来，再小心翼翼地展开。他坐在门槛上抽烟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1997年的春天来得有些晚。三月了，海风依然带着刺骨的凉意，木麻黄树的枝叶在灰色的天空下瑟瑟发抖。苏婉早起煮粥时，看到父亲已经坐在门槛上了。他没有穿外套，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背心，露出瘦削的肩膀和突出的锁骨。他手里夹着一根自己卷的纸烟，烟雾在潮湿的晨风中缓慢地升起，又被风吹散。他没有看苏婉，也没有看锅里翻滚的米粥，只是望着海的方向——那个他望了几十年的方向。苏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看到一片灰蒙蒙的海面，和低垂的云层。她不知道父亲在看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没在看，只是习惯了在清晨，在出门之前，用这样一段沉默的凝视，来为自己即将面对的风浪做准备。但现在，他已经很少出海了。
那一年，父亲的船在码头边停泊的时间越来越长。船底开始附着藤壶和牡蛎，他偶尔会划着小舢板过去，拿一把长柄刷子，费力地清理那些附生物。但他的动作明显比以前慢了，刷不了几下就要直起腰来喘口气，扶着船舷，望着远处的海面，发呆。苏婉有时候会看到他站在船头，点一根烟，抽完，再点一根，直到烟盒空了，才慢吞吞地划着小舢板回来。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她只知道，父亲待在岸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渔获也在减少。以前父亲出海回来，总能带回少则几斤、多则几十斤的鱼——带鱼、黄花鱼、马鲛鱼、有时候运气好还能捕到几斤重的石斑。母亲会把一部分当晚煮了吃，一部分送给邻居和亲戚，剩下的用盐腌了，挂在屋檐下晒成鱼干，留着慢慢吃。但现在，父亲出海的次数少了，每次带回来的渔获也越来越少。有时候只是一些卖不上价钱的小杂鱼，还不够来回的油钱。母亲嘴上不说，但苏婉注意到，她开始更加精打细算地使用每一分钱——以前偶尔会买一块豆腐改善伙食，现在不买了；以前过年会给苏婉和苏海生各做一套新衣服，现在只给苏海生做，苏婉的则是把旧衣服改一改继续穿。苏婉没有抱怨。她已经到了懂得沉默的年龄。
父亲开始喝酒。不是那种逢年过节才喝的米酒，而是便宜的白酒，散装的，用塑料壶打回来，倒在碗里，像喝水一样喝。起初只是晚饭时喝一小碗，后来中午也开始喝，再后来，有时候大清早就能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掺着隔夜气息的酒味。母亲试图说过他几次——“大白天的喝什么酒”“伤身体的”“少喝点”——父亲从来不反驳，也不回应，只是沉默地端着碗，喝完，然后起身，走到门槛边坐下，点一根烟，望着海的方向。母亲后来也不再说了。她大概明白了，有些事情，说了也没用。
苏婉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发生在那一年的夏天。
那是一个闷热的傍晚，台风将至未至，空气凝滞得像一块湿透的毛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父亲那天中午就开始喝酒了，喝得比平时多。他一个人坐在八仙桌前，就着一碟咸菜，喝完了大半壶白酒。母亲在灶台前忙着做晚饭，苏婉在旁边帮忙择菜，苏海生在屋前的空地上追着一只□□玩。没有人说话，只有父亲倒酒时液体撞击碗底的声音，和他放下碗时沉闷的磕碰声。天色暗下来的时候，父亲忽然站起身，踉跄了一下，扶着桌沿站稳，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到门槛边，坐了下来。他没有点烟，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肩膀微微耷拉着。苏婉从厨房的门缝里偷偷看着他。她看到父亲的背影——那个曾经在她心目中像山一样稳固的背影，此刻在昏暗的天光中，显得如此瘦削，如此疲惫，如此……小。他不再是那个能在风浪中稳稳掌舵的男人了。他只是一个被生活磨损了太多年、终于开始露出疲态的、普通的中年人。
苏婉站在门后，手里攥着一把还没有择完的豆角，指节发白。她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的情绪，从胸口深处涌上来，堵在喉咙里，让她有些喘不过气。那不是同情——她还不懂得如何同情自己的父亲。那也不是愤怒——她不知道应该对谁愤怒。那是一种更复杂的、更难以名状的东西：像是某种信仰的坍塌。她一直以为父亲是不会倒的，像天后宫门前那棵老榕树一样，根系深扎，风雨不动。但此刻，她第一次意识到，那棵榕树也会老，也会被虫蛀，也会在某个台风夜里，被连根拔起。她站在门后，没有走出去。她不知道该对父亲说什么。她只是把那些豆角择完，洗干净，切成段，放在盘子里，然后默默地走回灶台前，帮母亲烧火。
从那天起，她开始偷偷攒钱。
最初的动机很简单——她不知道那些钱能用来做什么，但她觉得，总有一天会用得上。如果父亲的船再也修不好了，如果家里的债还不上，如果有一天母亲也需要她来养活——她不想自己到时候两手空空，什么都做不了。她开始留意一切可以挣到零钱的机会。
村里有些妇人会接一些手工活来贴补家用——织渔网、晒鱼干、剥牡蛎干、给鱼丸厂串丸子。这些活计工钱很低，做一整天也挣不了几块钱，但对于渔村的妇女来说，能挣一分是一分。苏婉开始主动去揽这些活。她跟隔壁的阿婆学了织渔网。那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和细心的工作——坐在矮凳上，面前挂着一张半成品的网，用一枚梭子，带着尼龙线，在网格之间来回穿梭，每一针的松紧都要均匀，否则织出来的网受力不均，容易在海中撕裂。苏婉的手很巧，学得很快。阿婆夸她：“你这双手，比你妈还巧。”她没有回答，只是低头继续穿梭那根线。她开始利用一切碎片时间来织网——做完家务之后，等弟弟写完作业之前，傍晚坐在门槛上乘凉的时候。她把那枚梭子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手指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精准，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小机器。
她还去码头边帮人晒鱼干。那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头顶，码头边的水泥地被晒得滚烫，赤脚踩上去像踩在烙铁上。她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女孩一起，蹲在地上，把一筐筐刚从船上卸下来的小鱼，一条一条地摊开在巨大的竹匾上，翻面，撒盐，摆整齐。汗水顺着她的鬓角滑落，滴在水泥地上，瞬间蒸发，只留下一小块深色的湿痕。她的后背被汗水浸透，衣服粘在皮肤上，散发出咸咸的、混合着鱼腥和阳光的气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她每摊开一条鱼，就知道自己离那个铁皮盒子里的目标又近了一分。
铁皮盒子是她从杂物堆里翻出来的——一个旧饼干盒，铁皮已经生锈了，边缘有些锋利，她用砂纸打磨了一下，又在里面垫了一层干净的布。她把每次挣来的零钱——几毛的硬币，一块的纸币，偶尔运气好能有两三块——仔细地叠好，放进那个铁皮盒子里。她不会每天都去数那些钱，但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找一个没人的时刻，把盒子从床板下面拿出来，打开，把里面的钱倒出来，一张一张、一枚一枚地数一遍，然后重新叠好，放回去。那些钱很少。织一整天的渔网，工钱大约是两块钱。晒一整天的鱼干，工钱是一块五到两块。她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一个月下来，能攒到二三十块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她看着那些零零碎碎的纸币和硬币，在铁皮盒子里慢慢堆积起来，心里会有一种奇异的、踏实的感觉——不是满足，而是一种更原始的、更本能的安全感。仿佛那个铁皮盒子，是她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唯一能够握住的东西。
她藏钱的地方很隐蔽。床板下面靠墙的位置，有一块松动的地砖，她撬开那块地砖，在下面挖了一个浅浅的坑，把铁皮盒子放进去，再把地砖盖好，把床板推回原位。即使有人进了她的房间，翻她的床铺，也很难发现那个秘密。她不知道自己在防备谁。也许是父亲——如果他喝醉了酒，也许会翻箱倒柜找钱去买酒。也许是某个闯空门的外地人。也许，她只是在防备那个她不愿意承认的可能性——有一天，这个家会需要这笔钱来渡过难关。她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来。但如果它来了，她希望自己准备好了。
秋天来临的时候，父亲出了一趟远海。
那是入秋以来最好的一股渔汛，村里几个渔民合计着组队去远一些的海域碰碰运气。父亲犹豫了两天，最终还是决定去。母亲劝过他——他的腰腿已经经不起那种长时间的颠簸和劳作了——但他不听。也许是想最后搏一把，也许是不甘心就这样承认自己老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受不了每天坐在门槛上望着海面发呆的日子了。他走的那天清晨，苏婉站在码头边，看着父亲的船和其他几条渔船一起，在晨光中缓缓驶离港口。父亲站在船尾，背对着她，手里握着舵轮，背影在逐渐明亮的天光中显得瘦削而倔强。她没有挥手，父亲也没有回头。船越驶越远，最终消失在海平面的雾气中。
那一去就是五天。
那五天里，母亲几乎没怎么合过眼。她白天照常做家务、喂鸡、去菜地浇水，但晚上总是很晚才睡，坐在门槛上，望着海的方向，手里捻着一串佛珠，嘴唇微微翕动，念着妈祖的经文。苏婉也没有睡好。她躺在弟弟身边，听着窗外夜风穿过木麻黄树的枝叶发出的呜咽声，和远处海浪拍打礁石的轰鸣，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空洞的恐惧。她以前从来不会担心父亲出海——因为父亲在她心目中是不会出事的。但现在，她知道了，父亲也是会老的，会累的，会被海浪吞没的。她躺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和母亲在隔壁房间辗转反侧的细微声响，一直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第五天傍晚，父亲的船回来了。
苏婉正在院子里收衣服，听到码头方向传来嘈杂的人声和发动机的轰鸣声。她扔下手中的衣服，跑了出去。她跑到码头边时，看到父亲的船正缓缓靠岸。船身吃水很浅——这意味着渔获不多。但她不在乎。她看到父亲站在船头，正在往岸上抛缆绳。他的脸色很差，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像是好几天没有睡过觉。但他的脚稳稳地踩在甲板上，他的手依然有力地抓住了缆绳。他回来了。苏婉站在码头上，看着父亲跳上岸，把缆绳系在缆桩上，打了一个结实的结。他直起腰来，看到了她，愣了一下，然后，极其短暂地，对她点了点头。苏婉也点了点头。她没有说“你回来了”，他也没有说“我回来了”。但他们都知道，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已经在这短短的一瞥和点头中，完成了交换。
那天晚上，母亲煮了一锅丰盛的晚餐——有鱼，有肉，有汤，甚至还蒸了一碗蛋羹。父亲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坐在桌前，吃了一顿这些天来最安稳的饭。他没有喝酒。苏婉坐在他对面，低头扒着碗里的饭，余光中看到父亲端碗的手上，有几道新鲜的、被渔线割破的血痕。她没有问。她只是默默地往他碗里夹了一块鱼肉。
那天深夜，苏婉等所有人都睡着了，轻轻爬起来，从床板下面取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把里面的钱倒出来，数了一遍。这一年多来，她断断续续攒下了将近三百块钱。不多，但对于一个十四岁的渔村女孩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她把钱重新放好，把铁皮盒子藏回地砖下面，然后躺回床上，闭上眼睛。她不知道这些钱将来会用在什么地方。她只知道，如果有一天，这个家需要她来撑住，她不会两手空空。窗外的海风轻轻吹着，海浪声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摇篮曲。她在那片熟悉的声音中，慢慢地沉入了睡眠。她不知道的是，她攒下的那些钱，在未来某一天，会成为她离开这片海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