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雪来得猝不及防，我窝在出租屋的暖灯下，整理画展结束后收到的明信片，指尖忽然触到一张泛黄的信封。
是高中时没敢寄出去的信，被我夹在旧速写本的最后一页，跟着我从南方小城一路到了北京。
信封上没有地址，只有一行被橡皮擦得模糊的字迹：“江野收”。
我拆开信封，信纸边缘已经发脆，上面的字是十七岁的我写的，带着刻意模仿的成熟，却藏不住青涩的慌张：
“江野，你好。
运动会那天，我在看台画了你很久。
橘子汽水的瓶盖我还留着，你说过‘小事一桩’，可那是我攒了三个月的勇气。
美术室的窗户没关严，我听见你说我是‘闷葫芦’，也听见你笑我画的小人儿像小猫。
其实我都知道，只是没敢走过去。
画展在这个周末，我在门口等你。”
落款是“许栀”，日期停在那个蝉声断裂的夏末。
窗外的雪还在落，我想起画展那天江野递来的塑封速写，想起沈星晚无名指上的钻戒，想起他那句轻飘飘的“画得很好”。原来有些话，从写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没有被看见的资格。
我把信纸重新折好，塞进信封，再把它投进楼下的邮筒。地址栏依旧空白，邮票也没有贴。
就像十七岁的夏天，我站在美术室门口，终究没能把画展报名表递出去。
有些信，不需要寄到收件人手里；有些话，不需要被听见。它们只是写给年少的自己，用来告别那场兵荒马乱的暗恋。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整座城市。我站在邮筒前，看着雪花落在信封上，像一场迟来的回应。
原来，最虐的不是他不爱你，而是他明知你爱他，却用沉默告诉你——你的心事，从来都只是他无关紧要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