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是从窗户裂缝挤进来的，一道瘦削的光，斜斜地切在水泥地上，把灰尘照得纤毫毕现。
周牧睁开眼时，有片刻的恍惚。天花板上霉斑的形状、身下铁架床的触感、空气中那股陈年灰尘混着劣质烟草的味道——所有这些都在提醒他：这不是梦。
客厅传来电视的声音，早间新闻主持人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与本地台的广告穿插着。他坐起身，骨头像是被拆开重组过一样酸疼。
六点十七分。
省城的这个时候，他已经在上学路上了。地铁三号线永远拥挤，他戴着耳机，在人群的缝隙里背英语单词。母亲会在他的书包侧袋塞一盒牛奶，隔着包装纸还能感受到一点温度。
周牧甩了甩头，把这些画面赶出去。
他穿上衣服——还是昨天那身，他没力气打开背包——拉开房门。
客厅里，沈建国瘫在破旧的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散落着花生壳、空啤酒瓶和烟灰缸。沈川蹲在院子里，正给那辆生锈的自行车补胎。
“起来了？”沈建国没回头，眼睛盯着电视里的早间股市行情——虽然他这辈子可能都没碰过股票，“厨房有馒头，自己弄。”
周牧走进厨房。说是厨房，其实只是个搭出来的棚子，水泥台面上油污厚重，墙角的煤气罐锈迹斑斑。蒸锅里果然有两个冷硬的馒头，表皮已经开裂。
他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粗糙，没味道，像是在嚼纸。
沈川补好胎，把自行车立起来，转了下轮子。然后他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洗手。水很冰，他洗得很用力，指关节冻得发红。
“你今天干嘛？”周牧问，声音因为干涩而沙哑。
沈川甩了甩手上的水珠，瞥了他一眼：“厂里。”
“什么厂？”
“五金厂。”沈川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我爸的。你要去的话，等下一起。”
周牧还没回答，客厅里的沈建国就开口了：“他当然得去。白吃白住啊？”
这话不是说给周牧听的，是说给空气听的，但每个字都砸在周牧耳膜上。
沈川没再说什么，从橱柜里拿出半袋榨菜，就着冷水啃馒头。他吃得很快，几乎是吞咽下去的，然后抹了抹嘴：“八点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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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五十分，周牧跟着沈川走出院子。
白天的县城和夜晚截然不同。巷子里挤满了人——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妇女在公共水龙头下洗衣服，孩子们追逐打闹。所有人都认识沈川，或者说，所有人都认识沈建国。
“川子，这么早？”一个老太太招呼道。
“嗯。”沈川点头，脚步没停。
“这是你哥？”老太太眯着眼打量周牧，“长得真白净，不像咱们这儿的人。”
沈川没回答，周牧也没说话。他们穿过巷子，走到主街。白天的街道更显破败——路面龟裂，两旁的店铺大多门面陈旧，招牌褪色。几家早餐店冒着热气，油条的香味混着地沟油的酸味飘过来。
五金厂在县城边缘，靠近那条已经变成排污沟的河。厂房是八十年代建的，红砖墙爬满黑色的污迹，铁皮屋顶锈蚀出一个个窟窿。厂门口挂着歪斜的木牌：建国五金加工厂。
还没进去，就听见里面机器的轰鸣。
沈川推开生锈的铁门。厂房里光线昏暗，只有几个高窗透进灰蒙蒙的光。四台冲床在运转，每台机器前站着个工人，都戴着脏兮兮的手套，面无表情地重复着动作——放料、踩踏板、取件。空气里弥漫着金属粉尘和机油的味道，吸进肺里像有细小的刀片在刮。
“老沈，川子来了！”一个驼背的老头喊道。
车间深处，沈建国正和两个男人说话。看见他们，他招了招手。
“周牧，这是王叔，管生产的。”沈建国指指那个驼背老头，“你跟着他学。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王叔上下打量周牧，笑了：“老沈，你这儿子细皮嫩肉的，干得了这活？”
“干不了也得干。”沈建国说，拍了拍周牧的肩膀——手很重，带着警告的意味，“在这儿，没人管你从哪儿来。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
沈川已经走到一台冲床前，戴上了手套。他没看周牧，像是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王叔把周牧领到角落一台机器前：“这是切边机，最简单。把那边框子里的半成品拿过来，放进去，踩这个踏板。记住，手一定要拿出来再踩，不然手指头就没了。”
周牧看着那台机器。铁质的机身沾满黑色的油污，踏板上的橡胶已经磨平。旁边的塑料筐里堆着小山一样的金属件，边缘锋利。
“一天要做多少？”他问。
“做满八筐。”王叔说，“午饭半小时，下午五点下班。工资日结，一天八十。”
八十。周牧在心里算了算。一个月满勤也就两千四，在省城，这点钱连房租都不够。
但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第一个小时，周牧切坏了十七个零件。
不是尺寸不对，就是切歪了。王叔过来看了两次，第一次还耐着性子教，第二次就直接骂开了：“脑子呢？眼睛呢？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车间里的工人都看过来。有人偷笑，有人摇头。沈川在另一台机器前，背对着他，肩膀的线条绷得很紧。
周牧的手已经开始疼了。金属件边缘锋利，他没戴惯手套，手指被割了好几道口子。血渗出来，混着黑色的油污，看起来脏兮兮的。
午饭铃响时，他几乎站不直腰。
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车间，在院子里蹲着吃饭。沈川拿了两个铝制饭盒，扔给周牧一个：“食堂打的。”
饭盒里是米饭和一点白菜炖土豆，油很少，盐很重。周牧吃了一口，胃里一阵翻涌——不是难吃，而是这种粗糙的、仅仅为了维持体力而存在的食物，和他过去十九年的生活隔着一条鸿沟。
沈川吃得很快，吃完就点了一支烟。他蹲在墙根下，眯着眼看远处冒烟的烟囱。
“你干了多久了？”周牧问。
“三年。”沈川吐出一口烟，“初中毕业就来了。”
“没想过出去？”
沈川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出去？去哪儿？我连省城都没去过。”
周牧沉默了。他想起自己书包里那张省城一中的毕业证，想起母亲省吃俭用给他买的参考书，想起班主任说他“努努力能上一本”时的表情。
那些东西在这里，在这个充满金属粉尘和机油味的院子里，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下午的工作更难熬。周牧的手指已经肿了，每次拿起金属件都钻心地疼。汗水流进眼睛，他不敢擦——手套太脏。机器的轰鸣声像是有实体，一下下撞击着他的耳膜。
三点左右，他眼前一黑，差点摔倒。
一只有力的手扶住了他。
是沈川。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眉头皱着：“去外面透气。”
“我还能——”
“让你去就去。”沈川的语气不容置疑。
周牧摇摇晃晃地走到院子里。午后的阳光很刺眼，他靠在墙上，大口喘气。肺里都是金属粉尘的味道，喉咙发干。
过了一会儿，沈川也出来了，递给他一瓶水：“慢点喝。”
水是温的，塑料瓶被晒得发烫。周牧喝了几口，感觉稍微好点了。
“刚开始都这样。”沈川忽然说，声音很轻，“习惯了就好。”
这是沈川第一次主动跟他说话，用这种近乎平和的语气。
“你当初……也这样？”周牧问。
沈川没回答，只是看向车间里那些佝偻的背影：“这里的人，哪个不是这样。”
周牧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沈建国在训斥一个新来的年轻人，唾沫星子横飞。那个年轻人低着头，脖子后面晒得脱皮。
“我爸对工人……一直这样？”周牧问。
沈川转过头看他，眼神复杂：“你以为他只对工人这样？”
这话里的意思太明显，周牧听懂了。他想问更多，但沈川已经掐灭烟头，转身回了车间。
下午五点，下班铃准时响起。
周牧做了六筐半，没达标。王叔骂咧咧地扣了他二十块钱，最后只给了六十。皱巴巴的三张钞票，沾着油污。
沈川做了十一筐，拿了全额工资。他把钱塞进裤子口袋，动作熟练得像做过千百遍。
走出厂门时，天已经暗下来了。河对岸的化工厂开始排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
“我去买菜。”沈川说，“你先回去。”
“我跟你一起。”
沈川看了他一眼，没反对。
菜市场在县城中心，是露天的，水泥台面上摆着各种摊子。傍晚时分正是热闹的时候，讨价还价声、吆喝声、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
沈川显然很熟悉这里。他径直走到一个卖菜的妇女面前：“刘姨，白菜怎么卖？”
“川子啊，老价钱，一块五一斤。”妇女笑呵呵的，“这是你哥？长得真俊。”
沈川“嗯”了一声，挑了两棵白菜。又去肉摊买了最便宜的五花肉——肥肉多，瘦肉少，老板说是“处理价”。
周牧跟在他身后，看着这一切。沈川讲价时很熟练，知道哪家的菜新鲜，哪家的肉不注水。这种熟练里透着一股过早被生活磨出来的沧桑。
买完菜，沈川又去粮油店买了一袋十斤的大米。他扛在肩上，脚步依然稳健。
“你做饭？”周牧问。
“不然呢？”沈川说，“我爸从来不做。”
“你妈……”
话一出口周牧就后悔了。沈川的肩膀明显僵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
“走了。”他说，声音很冷，“七年了。”
周牧没有再问。他们沉默地走回家，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中间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像是某种默契的界限。
晚饭是沈川做的。白菜炖五花肉，加了很多酱油，咸得发苦。米饭煮得有点硬。
沈建国吃饭很快，吧唧着嘴，不时抱怨肉太肥、菜太咸。沈川不说话，只是埋头吃。周牧也沉默着，味同嚼蜡。
吃到一半，沈建国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嗓门很大：“三缺一？行啊，马上到！”
挂掉电话，他把碗一推：“我出去打牌，晚点回来。”
“爸，你少喝点。”沈川说。
“管好你自己！”沈建国瞪了他一眼，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铁门哐当一声关上。
厨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昏黄的灯泡在头顶晃悠，投下摇摆不定的影子。
周牧站起来收拾碗筷。沈川抢了过去：“我来。”
“我帮你。”
“不用。”
但周牧还是拿起抹布擦桌子。沈川看了他一眼，没再阻止。
水龙头的水很冷。周牧洗碗时，手上的伤口被水一泡，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手怎么了？”沈川问。
“被零件割的。”
沈川放下手里的碗，走到他面前：“我看看。”
周牧伸出手。手指上有七八道口子，有的很深，边缘红肿。
沈川皱眉：“你没戴手套？”
“戴了，但不习惯。”
“等着。”
沈川回了自己房间，很快拿着一个小铁盒回来。打开，里面是棉签、碘伏和创可贴。
“坐下。”他说。
周牧在凳子上坐下。沈川蹲在他面前，用棉签蘸了碘伏，轻轻擦在伤口上。他的动作很轻，和白天在车间里那个沉默干活的少年判若两人。
碘伏刺痛伤口，周牧忍不住缩了一下。
“忍忍。”沈川说，语气还是硬的，但动作更轻了。
擦完药，他撕开创可贴，一个个贴上。灯光下，周牧能看见他低垂的睫毛，很长，在脸上投下浅浅的阴影。眉骨上的疤痕在这么近的距离看，更明显了。
“这个疤，”周牧轻声问，“怎么弄的？”
沈川的手顿了一下。很久，他才说：“小时候摔的。”
但周牧听出了话里的躲闪。他没有再问。
贴好最后一个创可贴，沈川站起来，把药盒收好：“明天我给你找副合适的手套。别再用那双了。”
“谢谢。”周牧说。
沈川没有回应谢谢，只是开始继续洗碗。水声哗哗，蒸汽在冰冷的空气里升腾。
周牧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忽然想起那张压在棉絮下的照片——那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笑得那么温柔。
他想问：你妈走的时候，你几岁？你想她吗？你恨她吗？
但最终，他什么也没问。
晚上九点，周牧回到那个小房间。
他打开背包，终于有勇气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衣服叠好放进衣柜——虽然衣柜门关不严，总有一条缝。母亲的遗照放在床头，用一本书压着，不让它倒。笔记本和毕业证书收在抽屉里。
最后是那把省城出租屋的钥匙。铜制的，已经磨得发亮。
周牧握着那把钥匙，在床边坐了很长时间。
窗外传来麻将声，不知道是哪家在打牌。远处有狗叫，一声声的，在夜色里传得很远。这个县城很小，小到任何声音都无处遁形。
他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那时她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只是抓着他的手，眼睛瞪得很大，反复说一个字：“别……别……”
他一直以为那个“别”是“别哭”。现在才明白，是“别回去”。
可他还是回来了。
因为无处可去。因为母亲留下的钱只够办丧事。因为他十九岁，高中毕业，没有一技之长，在省城找不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因为这个世界留给穷人的选择，从来就不多。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很轻，停在门口。
周牧抬起头。门缝下有影子晃动，但没有人敲门。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响起，渐渐远去。
是沈川。
周牧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月光从窗户裂缝挤进来，和早晨的阳光走的是同一条路。
他想，明天还会是这样。起床，去厂里，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零件，拿那六十块钱。然后买菜，做饭，吃饭，洗碗，睡觉。
日复一日。
这就是他未来的人生吗？
隔壁房间传来轻微的咳嗽声。压抑的，像是怕被人听见。
周牧闭上眼睛。在意识沉入黑暗前，他忽然想：沈川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多少天？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
他是怎么撑过来的？
没有答案。只有窗外永不停歇的风，穿过县城狭窄的街道，穿过生锈的铁门，穿过窗户的裂缝，吹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冷得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