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位于城东，是一栋九十年代的老楼。
外墙贴着白色瓷砖，年头久了，瓷砖缝里渗进雨水，洇出一道道灰黑色的痕迹。门口的牌子还是老式的木质白底黑字，漆皮斑驳，像一张长了癣的脸。
林远帆是上午九点到的。没带秦小川，一个人。
他想先见见赵刚。不是以省纪委的名义，而是以林建国儿子的身份。
刑侦支队在三楼。走廊很长，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明一下暗一下，把墙面照得忽明忽暗。走廊两侧的门都关着，只有尽头一扇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点光。
门上的牌子写着：副支队长办公室。
林远帆敲了敲门。
“进。”
声音沙哑，像砂纸磨在铁皮上。
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柜。桌上堆着半人高的案卷，最上面的一摞歪歪斜斜，随时要倒的样子。角落里搁着一台老式电风扇，嘎吱嘎吱地转着，吹出来的风搅动着满屋子的烟味。
赵刚坐在桌子后面，正在吃泡面。
四十五岁，头发短得能看到头皮，脸上棱角分明，颧骨很高，眼窝深陷，一双眼睛埋在眉骨下面，像两口枯井。身上的警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肩章上的杠和星还是十年前的老款式。
“赵刚同志？”
“是我。”赵刚抬起头，目光在林远帆脸上扫了一下，“你是？”
“省纪委，林远帆。”
赵刚的筷子停了一下。然后他低下头，把最后一口面吸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才站起来。
“省纪委找我什么事？”他的语气很平，没有惊讶，也没有热情。在公安系统干了二十年，什么人找他都见过了。省纪委的干部来找他，算不上什么稀罕事——稀罕的是，来找的不是他领导。
“想了解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
“刘大江。”
赵刚的眼神动了一下，很快。
他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没让林远帆。点着了，吸了一口，烟雾在日光灯的惨白光线里缓缓上升。
“那案子不归我们管。”他说，“交通事故，归交警大队。”
“我知道。但我听说，你认识他。”
赵刚没接话。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一股潮湿的风灌进来，把桌上的几张纸吹得翻了个个儿。他伸手按住，又把窗户关上了，只留一条缝。那扇窗户外面是公安局的后院，长着一棵老槐树，枝叶密密地挤在窗口，像是窥探着什么。
“谁跟你说的？”他问。
“苏荷。”
赵刚把烟蒂摁进烟灰缸里，动作很慢，像是在碾什么东西。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座小山，起码攒了半个月没倒。
“苏记者。”他说，“她还没放弃？”
“没有。”
“她是个好人。”赵刚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那棵槐树的叶子，“就是太犟了。犟的人，在这座城市活不好。”
林远帆没有说话，等他自己开口。
沉默了大概有一分钟。赵刚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不是茶，是白水。林远帆注意到，那杯子和他自己用的很像，老式的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的字样，字迹已经磨得快要看不清了。
“刘大江我见过。”赵刚终于开口了，“不是今年，是三年前。他来公安局报过案。”
“报什么案？”
“举报信。他说有人在纺织厂棚改项目里搞鬼，侵吞了本应属于回迁户的配套用地。我给他做了笔录，材料还在我这。”
他转过身，走到铁皮柜前，蹲下来，在最下面一格翻了一会儿，找出一份发黄的档案袋。封面上盖着“存查”两个字的蓝色印章。
林远帆接过来，打开。
里面是一份手写的举报材料，字迹歪歪扭扭，每个字都写得很大很用力，像是生怕别人看不清。材料后面附着一张手绘的土地位置图，用红笔标注了几块地的编号。
再后面，是一份打印的接警记录。经办人：赵刚。处理意见那一栏里，只写了一个字——
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为什么没查下去？”
赵刚笑了一下，笑意没到眼睛里。他靠在椅背上，两条腿往前伸，姿态是疲惫的、松懈的、带着某种自暴自弃的意味。
“查了。查了一个星期，刚摸到点边，上面来电话了。”
“谁？”
“忘了。”赵刚说。
他当然没忘。林远帆看得出来。他不是忘了，是不想说。或者不能说。
“案子后来移交了。”赵刚说，“移给了经侦支队。我当时刚从派出所提上来，这个案子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那以后，我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他指了指四周，“坐到今天。”
十年冷板凳。
这间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几面锦旗，颜色已经褪得不成样子，上面的金字勉强能辨认出“神警雄风”“破案如神”之类的字样。林远帆猜，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了。
窗外传来楼下院子里的声音，两个年轻民警在聊天，嗓门挺大。
“……赵支队那个案子又被毙了？”
“听说了。副局长说方向不对，让重新查。”
“方向不对？那案子线索都指到那个龙……”
“嘘。”
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像是被什么截断了。然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接着脚步声远去，两个年轻民警走开了。
林远帆收回目光。
赵刚面不改色，像是没有听见。但他攥着搪瓷缸的手指节发白。
“你的同事说的‘那个案子’，是不是和李蕊有关？”
赵刚的眼睛猛地抬起来。这一次，目光不再是枯井了，是一把刀，从刀鞘里抽出来了一半。
“你怎么知道李蕊？”
“我是来查案的。”林远帆说，“来之前做了功课。”
赵刚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上，反锁了。
“你查案子，为什么要来找我？”他转过身，声音压得很低，“我在这个局里什么都不是，连配枪都收了。你找我，找错人了。”
“因为只有你查过刘大江。”
“十年前的事了。”
“那李蕊呢？”
赵刚沉默了一会儿。他把搪瓷缸里的水一口喝完，然后从抽屉里摸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往缸子里倒了半缸。酒味刺鼻，是那种最便宜的本地酒。
“李蕊。”他念这个名字的时候，嘴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像是触到了某个隐藏很深的伤口。“李蕊死的时候，二十三岁。”
“你查过她？”
“查过。她死了六年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像昨天刚发生的事。”赵刚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大口，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她是临河纺织厂的会计，临时工，管棚改项目的账。”
林远帆没有说话，等他自己往下说。
“二〇一七年秋天，李蕊从纺织厂老办公楼七楼摔下来，当场死亡。当时定性是自杀——她留了遗书，说她男朋友跟她分手，想不开。”
“你信吗？”
赵刚把搪瓷缸放在桌上，酒液在缸壁上晃了一下。
“一开始信。”他说，声音很慢，“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失恋跳楼，这种案子一年不知道有多少起。可是李蕊的母亲找了我三次，说她女儿死之前一个礼拜，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发现了账目问题，还说有人在跟踪她。”
“你查了？”
“查了。”
赵刚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铁皮柜跟前，输入密码，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那封信和他的案卷放在同一个抽屉里，上面压着一本《刑事诉讼法》，书的封面已经磨破了。他打开信封，取出几张照片摊在桌上。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圆脸，扎马尾辫，笑容很干净。
“李蕊。”赵刚指着照片说，“这是她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出事前一周拍的。”
又翻出一张。那是一页账本的照片，纸页泛黄，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几个数字。
“这是她留下的。账目显示，纺织厂棚改项目配套用地的出让金，有一笔对不上。一千二百万，没有入账。”
“钱去哪了？”
“不知道。”赵刚说，“我当时顺着这笔钱往下查，查到了一个账户。刚要调流水，局里就把我叫去谈话了。说李蕊的案子已经结了，让我不要节外生枝。”
“然后呢？”
“然后我就被调到了这个办公室。”赵刚看了看四周，墙上那面褪色的锦旗歪斜了一下，“以前我在刑侦支队有六个人。现在，我一个人。”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起风了。
“我不在乎坐冷板凳。”赵刚的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那种疲惫的平静，而是一种压着的东西，“我不在乎降级、调岗、收枪。可我在乎一件事——”
他指着照片上的李蕊。
“她死的时候二十三岁。二十三岁，本来可以活着。她发现了一千二百万的去向，她以为她能做点什么。”
“后来呢？”
“后来她从七楼摔了下来。”赵刚把照片翻过去，扣在桌上。“定性：自杀。”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
林远帆看着扣在桌上的那张照片。照片背面的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微微卷起。他想象得出，在这间办公室里，在这十年里，赵刚曾经多少次拿起这张照片，看了又看，然后又把它翻过去。
赵刚端起搪瓷缸，把最后一口酒喝完。
“林主任，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我信你。”他说，眼睛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的枝叶。“是因为你是林建国的儿子。”
林远帆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十年前，林市长来公安局调研。”赵刚转过身，看着林远帆，“那天他经过我办公室，看见墙上挂着的锦旗，问我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我说您还记得？他说，他记得每一个认真干活的人。”
他顿了顿。
“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有市领导主动过问我的工作。”
林远帆没有说话。窗外风越刮越大，老槐树的枝条敲打着玻璃，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你父亲走的时候，我去送过。”赵刚的声音很低，“殡仪馆里人很多，我没挤进去，就在外面鞠了三个躬。”
他回过头，看着林远帆。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你是省纪委的，是因为你是他儿子。”
林远帆点了点头。
“赵刚同志，谢谢你。”
赵刚摆了一下手，不让他说下去。然后从抽屉里又翻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递给林远帆。那本笔记本的边缘被磨得毛糙，封面皱巴巴的，显然被翻阅过无数次。
“这是我当年调查李蕊案的全部记录。原件被收走了，这是我留下的复印件。”
林远帆翻开。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每一次走访、每一份笔录、每一个疑点。最后一页写着——
“疑点一：遗书笔迹与李蕊日常笔迹不一致。疑点二：坠楼位置与遗书所述地点不吻合。疑点三：案发当晚，有人目击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纺织厂老办公楼楼下。车牌号：临E·A……”
后面的字被墨水涂掉了，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林远帆把笔记本凑近灯光，努力辨认——临E·A开头，后面的数字和字母已经无法看清。
“车牌号被你涂掉了？”
赵刚点了一下头：“我留了一份完整的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够安全。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查这个案子——”
他看着林远帆。
“来查的人是你，我就把完整的交给你。”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既成事实。
“你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六年。”赵刚笑了一下，这次笑到了眼睛里，但眼睛里没有笑意，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不对，十年。”
林远帆把笔记本合上，收进公文包里。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看了一眼这间办公室。日光灯还在明一下暗一下，铁皮柜的漆面斑驳，墙上的锦旗褪了色，电风扇还在嘎吱嘎吱地转，吹着满屋子的烟和酒。
“赵刚同志，你的配枪什么时候收的？”
“三年前。”
“想不想拿回来？”
赵刚站在窗前，没有回头。窗外的老槐树终于被风刮断了一根枯枝，咔嚓一声砸在窗台上。他伸手把那根断枝捡起来，搁在窗台上，拍了拍手上的灰。
“林主任，”他说，声音沙哑，像是砂纸磨在铁皮上，“你知道我为什么坐十年冷板凳还不走吗？”
“为什么？”
“因为我走了，这座城市就真的没人记得李蕊了。”
他转过身，枯井一样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亮光。
“那把枪，我不要了。但是李蕊的案子——”他一字一顿，“我要翻过来。”
走廊里，林远帆走出很远，还能听见那扇门里传出的声音。
是赵刚在哼一支老歌，调子跑得很远，但唱得很认真。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
那声音沙哑、粗糙，像一块被雨水冲刷了很久的石头，无论多少水流过，它还是它，纹丝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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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远帆从公安局出来，秦小川已经在车里等着了。帕萨特停在马路对面的树荫下，车身上落了薄薄一层槐花，白白的，细碎碎的。
“林主任，找到什么了？”
“一笔账。”林远帆坐进车里，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外面的风带着雨后的土腥味灌进来，“还有一个人。”
他转过头，看着赵刚办公室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窗户后面有一个人影，一动不动，像一棵树。
“走吧。去纺织厂老办公楼。”
车子发动，驶出公安局大院。后视镜里，那栋老旧的白瓷贴面楼越来越小，赵刚办公室的窗户也缩成了一个暗黄色的点。然后拐了个弯，什么都看不见了。
林远帆靠在座位上，闭了一会儿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赵刚笔记本最后一页的那行字——
案发当晚，有人目击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纺织厂老办公楼楼下。
黑色的轿车。
临E·A开头的车牌。
谁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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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厂老办公楼在城西，挨着那片烂尾的商业广场。七层，灰扑扑的，窗户碎了一大半，门口的铁栅栏门虚掩着，挂着一把已经锈死的锁。楼前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草丛里扔着几个空酒瓶和塑料袋，显然偶尔有人在这里过夜。
秦小川推了推铁栅栏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两个人踩着碎玻璃碴走进去，一楼大厅里的地上散落着过期报纸和老鼠屎。墙上的光荣榜还在，玻璃碎了，但照片还在。刘大江的照片在第三排第四个，穿着工装，笑得露出两排牙。
李蕊的照片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圆脸，扎马尾辫，比赵刚那张照片里更年轻。工牌下面写着：财务科，李蕊，入职时间二〇一七年三月。
她只在这里工作了六个月。
林远帆抬头往上看。七楼很高，站在下面往上看，像一把刀，刀刃朝上，对着灰蒙蒙的天空。他无法想象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从那上面摔下来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林主任，我们上去吗？”
“上去。”
楼道里很暗，应急灯早就不能用了。每一层的窗户都被塑料布封着，风吹进来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
他们一层一层往上走。四楼是财务科，门框上的牌子歪了，但还没掉。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下几张缺了腿的办公桌和满地的碎纸。墙上贴着一张二〇一七年的挂历，翻到八月那一页，再也没人翻过。
秦小川蹲下来，在地上翻捡。碎纸片里大多数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报销单、工资条、通知文件。他翻得很仔细，一张一张地看。
“林主任，你看这个。”
他递过来一张烧了一半的纸。纸的边缘焦黑，但中间的字迹还能辨认——
“……配套用地出让金……壹仟贰佰万元整……转入账户……”
后面的字烧掉了。
林远帆把纸收进证物袋。
窗外忽然起了一阵风，把地上的碎纸吹得满屋子飞。在那阵风里，他听见楼上有动静。
很轻。
像是脚步声。
又像是椅子被挪动的声音。
秦小川也听见了，两个人同时安静下来。头顶上的地板传来一声轻微的咯吱，然后重归于寂静。
“楼上有人。”秦小川压低声音。
林远帆竖起一根手指贴在唇边，轻手轻脚地往楼上走。
五楼。没人。
六楼。没人。
七楼。
走廊尽头的门开着。那是李蕊当年坠楼的位置——天台的门。
林远帆站在门框处，没有急着跨进去。天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圈生锈的铁栏杆，上面晾着一件褪色的工装外套，被风吹得飘飘荡荡。那件外套不知道是谁的，也不知道在这里晾了多久，袖管鼓着风，像一个人张开的手臂。
风很大。站在七楼天台的边缘，整座临河市尽收眼底——老工业区斑驳的屋顶、远处冒着白烟的烟囱、新建的高层住宅楼，还有更远处，一片白墙黛瓦、绿树掩映的建筑群。
“水云间。”林远帆认出来了。
站在这个位置看水云间，和在地面上看完全不同。在地面上，它只是北京路边一堵白墙后面若隐若现的飞檐翘角。站在这里，能看到它的全貌——占地至少几十亩，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即使在阴天里也显得精致而傲慢，像是这片灰扑扑的工业废墟上开出来的一朵不合时宜的花。
李蕊也是站在这个位置，看到了什么吗？
林远帆站在栏杆边往下看。
七楼。
下面是一片硬化的水泥地面。时间久了，看不出任何痕迹。但赵刚说过，李蕊是从这里摔下去的。
二十三岁。
林远帆站了很久。秦小川在他身后，没有说话。
风把天台上的灰尘吹起来，迷了眼睛。
“走吧。”林远帆说。
回到车里，他拨通了苏荷的电话。
“李蕊的遗书，原件在哪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在她母亲那里。”苏荷说，“六年了，她母亲一直留着。你要去看？”
“给我地址。”
苏荷报了一个地址，然后问：“你查到什么了？”
“一个车牌号。”
“什么车牌？”
“临E·A。后面的数字被涂掉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然后苏荷说了一句话，让林远帆握电话的手紧了一下。
“临E·A，是当年市政府□□的车牌号段。”
“你怎么知道？”
“我查过。”苏荷的声音很轻，但很稳，“这个号段的车，一共只有六辆。其中一辆黑色奥迪，配给当时的常务副市长当专车。”
“当时是谁？”
“现在还是他。”苏荷说，“高峻。”
林远帆挂断电话，看着车窗外的老办公楼。七楼天台上那件褪色的工装还在风里飘着，像一个无声的召唤。
秦小川从驾驶座回过头来：“林主任，现在去哪？”
“去一个地方。”林远帆说，“水云间。”
车子驶离城西，驶入北京路。路的两侧是新旧交织的城市景观——老厂房的残垣和新建的高层住宅交相错落，工地围挡上的广告画着光鲜的效果图，与围墙内疯长的杂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远处，水云间的白墙越来越近。
而这座城市上空的云，越来越沉。风从纺织厂的方向吹过来，裹着尘土和煤灰，打在车窗上沙沙地响。后视镜里，老办公楼的轮廓渐渐模糊，七楼天台像一个灰色的小点，然后消失在城市的天际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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