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里回村的那天，是个大晴天。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晒得砂石路面上蒸起一层隐隐的热浪。路边的野草已经蹿得老高，星星点点地开着不知名的野花，黄的白的紫的，被风一吹就齐齐弯下腰去。张淼淼坐在驴车上，背靠着两个捆在一起的背包，腿边放着郭队长塞给她的半袋土豆和几本旧档案。赶车的是生产队的老刘，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地方戏，鞭子在空中甩出脆生生的响。
驴车晃晃悠悠地走在山路上，张起灵坐在车尾，腿悬在车板外面，背挺得很直，手里习惯性地编着一个还没完工的竹篮。阳光把他的侧脸照得轮廓分明，鼻梁的阴影落在唇角，随着驴车的颠簸微微晃动。她看了他一会儿，忽然伸手把他编了一半的竹篮拿过来放在自己膝盖上。他转过头来看她，她若无其事地把脑袋靠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说路还远，借我靠一下。
他的肩膀在她靠上去的瞬间绷紧了一瞬，然后慢慢放松下来，调整了一下坐姿，让她靠得更舒服一点。驴车继续晃晃悠悠地往前走，老刘的戏哼完了，换了一首更慢的调子，像是某个山歌的片段。风吹过路边的野花，带着一点点泥土的腥气和阳光晒过的草香。张淼淼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睛在想——她在想那个被关在看守所里的老孙，在想他交代的那个姓汪的漏网之鱼，在想砖窑里那具被认作他的无名遗体，在想那座墓室墙壁上无数道深浅不一的划痕。她睁开眼睛，从他肩膀上抬起头来。
“我在想那个姓汪的。”
他不置可否，但她感觉到他的手臂微微绷了一下。
“姓汪的手底下有过好几个哑巴。但档案上能查到的受害者只有四个——包括你在内。另外三个都确认死亡了。你是唯一活下来的。”她把笔记本从背包里翻出来，翻到记录的时间线那一页，用铅笔尾端点了点其中一行，“所以姓汪的知道你还活着吗？如果他知道，他会不会来找你？如果他不来，我们要怎么找到他？这些问题不能光靠我们两个人去查，得跟郭队长商量，也需要时间等消息。”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背包里，重新靠回他肩膀上，语气轻描淡写：“所以我想通了。在郭队长那边有进展之前，我们该干嘛干嘛。村里有活就干活，勘探队有任务就出任务。我们已经把能查的都查了，剩下的不是靠翻档案能解决的。”
他没有说话。他的方式比语言更直接——他低头把自己的下巴搁在她的头顶上，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在水面上就不再移动的叶子。驴车转了个弯，村口那棵大榕树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树下坐着几个熟悉的身影，周大伯的烟杆在阳光下明明灭灭，刘婶的大嗓门隔着半个打谷场都能听见。
回村之后的第一个清晨，张淼淼是被公鸡叫醒的。还是那只嗓门大得离谱的公鸡，隔着半个村子都能把它的打鸣声送进窗洞里来。她在被子里翻了个身，习惯性地伸手摸了摸炕那头——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端端正正地摆在旁边。灶房里飘来红薯粥的香味，水缸是满的，柴火是新劈的，灶台上照例搁着一碟切好的腌萝卜。一切和去县里之前一模一样。
她坐在炕上发了会儿呆，看着窗外的竹林在晨风里摇晃，忽然觉得这间破旧的土房比县里任何一间招待所都更像家。
上午她去了队部，陈队长从县里回来之后就跟她商量过，正赶上春耕期间事情多，社员工分记录、化肥分配、农具库存这些事还是想让她继续管。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她坐在那张三条腿的桌子前重新打开工分登记簿，一页一页地核对年前的旧账。张起灵坐在对面的长凳上编那只在驴车上没编完的竹篮。竹篾快用完了，他得重新劈。她写几行字就抬头看他一眼，他劈几根竹篾就抬头看她一眼，目光在空气里碰到的时候，她微微弯一下嘴角，他眼底的光也跟着亮一下。
中午的时候陈队长来了一趟，手里拎着两条刚从溪里捞上来的鲫鱼，用草绳穿着腮，尾巴还在甩。“老郭托人捎来的，说给你们补补。这段时间辛苦了。”他把鱼放在灶台上，没有马上走。他在长凳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纸烟点了一根。
“汪某的事，老郭在县城那边一直在查。他昨天托人带了话——那个姓汪的当年逃跑的时候，有人在火车站见过他，带着两个箱子。后来就再没有消息了。时间太久了，当年的目击证人现在也找不全。”他弹了弹烟灰，抬起头看着她，“这个案子不好办。快两年了，很多线索都断了。老郭说他会继续查，但让你们也做好心理准备——可能没有那么快。”
张淼淼把鲫鱼放进水盆里，洗了洗手，在围裙上擦干。“我明白。不急。我们有时间等。”
陈队长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行。你们心里有数就好。我先走了，下午还得去渠上看着。对了——春耕完了队里要修仓库，需要一批新竹筐，你看你那个哑巴能不能多编几个，队里按工分算。”他说完推门走了，门在他身后吱呀一声虚掩上，留下一道窄窄的缝，阳光从缝里挤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细长的金线。
日子又恢复了从县里回来之前的节奏。每天早上他先起床把水缸挑满，灶火烧旺，然后坐在门槛上等她醒来。她去队部上班他就跟着去，在旁边编竹篮或者修农具。吃过晚饭，两人会沿着溪边走一圈，看看水位有没有涨，看看田埂有没有被野猪拱坏。傍晚沿着溪边走的时候，张淼淼忽然问他，等一切都结束了，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他停下脚步，转头看着她，晚风把他额前的碎发吹得微微晃动，他似乎在认真地想——不是在脑海里搜索，而是在想象，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东西。然后他伸出手，指了指东边。
“福建？”
他点头。
“为什么是福建？”
他看着她，那双眼睛里装着一个她还没读懂的答案。她忽然懂了。“收容所——五九年三月，收容记录上的籍贯栏。那张纸上写的是‘福建省’。”
他点头，嘴角有一点极淡的弧度，不是笑，是那种“你记得”的确认。
“那就去福建。万一福建也找不到你的家人呢？万一你以前是个孤儿，或者家人早就不在了？”她停住脚步，认真看着他，“福建没有，就去别的地方。中国很大，够我们找一辈子。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帮勘探队画图，帮生产队记账，这都花不了一辈子。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找你。”
他没有说话。只是牵起她的手，朝溪边的一块大石头走去。两个人并肩坐在石头上，溪水在脚边哗哗地流过，水面上倒映着最后一抹晚霞和最早亮起来的几颗星星。她晃着腿，把脚后跟在石头上轻轻磕着。
“去福建。然后呢？有没有第二个想去的地方？第三个？”
他沉默着，把她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开，用指尖在她的掌心里划了一个字。很简单，只有六笔——“好”。然后他翻过她的手，在她的手背上，又写了一个字，笔画多了一些——“想”。
张淼淼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那个字早已经随着指尖的离开消失了，但她把每一个笔画都记得清清楚楚。她深吸一口傍晚微凉的空气，从石头上跳下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他伸出手。
“走了，回家了。”
他握住她的手站起来。两个人沿着溪边的小路往回走，晚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带着野花的香气和远处炊烟的木柴味。回到家里，张起灵去灶台前添柴烧水，张淼淼坐在门槛上，把白天陈队长的话在心里又过了一遍。那个姓汪的带着两个箱子在火车站消失，这条线索目前握在郭队长手里，她能做的只有等消息。在没有确定下一步行动之前，最理智的选择是继续过好眼下每一天的日子。但有一件事不需要等——他要去找他的过去，而她要跟他一起去。不管福建也好，更远的地方也好，她都在。
周末那天下午，陈秀兰来了。她提着一小篮鸡蛋，说是她娘让送来的，谢谢张淼淼上次帮她写对联。她把鸡蛋放在灶台上，没有急着走，在炕沿上坐下来，看了看屋子里新编的那几个竹篮，又看了看正在院子里劈柴的张起灵，然后转头对张淼淼说：“我听我爹说，你们以后要去找他的家人？”
“嗯。”
陈秀兰沉默了一会儿，把辫子梢在手指上绕了两圈又松开。“那你们还会回来吗？”
“会。这里就是我们半个家了。”
陈秀兰点了点头，站起来把鸡蛋篮子在灶台上放稳，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那你们走之前，我再给你们送一次绿豆汤。”
晚上，张淼淼坐在炕上，把从县里带回来的那几页档案重新看了一遍。她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但今晚看的时候，她的目光停在了一个之前没有特别注意的细节上——收容记录上的一个潦草的签名，签名旁边用铅笔注了一行小字，字迹太淡，之前几次翻看时都没有留意到。她凑到油灯底下仔细辨认，那行字写的是：“自述曾居闽北山区，村落名称不详。”
她把这行字念给张起灵听。他坐在炕的另一头，膝盖上放着那个编到一半的竹篮，听完之后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低头看着竹篮底部那个三滴水的图案，然后用指尖轻轻地、极其缓慢地，抚过每一道竹篾的纹路。闽北。他离那个他想不起来的名字，又近了一步。虽然还是没有具体的线索，但比之前更近了。
他抬起头，目光从竹篮上移到她的脸上。油灯的光在他眼底跳动着，把那些她熟悉的、安静的、深不见底的黑色照出了一种接近于期待的光芒。然后他放下竹篮，拿起床头的铅笔，在她笔记本的一角一笔一划写下了一个字。
他的字迹还是生涩的，比以前好了一些，但依旧像是刚学会写字的孩子。那个字被他写得很认真，每一笔都用了很大的力气，铅笔芯断了一次，他又捡起来继续写——“等”。
她伸手把灯芯挑亮了，让那盏灯继续在他们之间燃着。